一九四六年
年初 保育总会常务理事曹孟君女士主编的《现代妇女》对战时保育会的工作做了初步总结。其中主要成功之处是:
一、在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和分会中集中了全国妇女界的精英,“保险了妇女们的团结精神,不分彼此,共同为‵儿童第一′的口号努力。”这是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主要原因。
二、“全国保育工作,都在蒋夫人的领导下,这是保育工作上能取得一些成果的最有关系的事情。因为有蒋夫人在上头,有些从政治上来的困难就比较好避免一些。”
三、大批优秀干部,特别是成千的妇女干部无私奉献精神是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取得成就的关键。“她们不仅负起了保卫儿童生命的安全,尽了母性的任务。同时,对儿童公育,也可以说做了一种试验。”现在只要把在保育院成长起来的孩子和留在敌人统治下的儿童比较一下,就可知道保育院长大的孩子是进步得多的。
四、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影响和推动了全社会的战时受难儿童的救济事业的发展,“如赈济委员会领导下的教养院,社会部领导下的救济院,以及盐务局办得慈幼院等等。”还有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主办的育幼院。个儿童救济团体共收容教养儿童八万名。
五、全国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对战时保育事业的同情和关注是这项事业取得成果的重要条件。儿童保育经费“除了极少数的政府津贴外,全是国内外人士捐助来的。”
六、各保育院创造了许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教学经验。如“在儿童集团生活中实施生活教育,纠正他们散漫、自私、强霸”的坏习性,逐步在儿童心灵深入形成关心集体,互助友爱的高尚情操。又如“因材施教”,在许多保育院得到贯彻。“对特别优良的儿童,个别给以比较高级的教育,对特别落后的儿童给以辅助教育。”使每个儿童在思德和学习上都有所提高。再如爱国主义教育和劳动教育,因为与儿童亲身经历和实际生活有关,各保育院都做得很好。总之,战时儿童保育会造就了一批“坚强、能干、能够代表新生一代的儿童”。
保育工作中的缺点是:
一、“保育工作不能有大的展开,不能有更多的成效,最大的原因是政治的不民主。因为政治不民主,保育工作受到各种限制,甚至受到疑忌。”“例如优秀的工作干部常因为政治环境的恶劣而被迫退出了保育工作的阵营。”
二、保育院多设在偏僻的山乡,由于物质条件差,医疗设备不足,营养不良等原因造成儿童死亡。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每年死亡儿童在四百人以上”。到一九四三年各保育院儿童死亡总数才减少到年六十九人。
三、部分保育院没有彻底废除打骂制度。“儿童见到师长畏缩得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甚至有更坏的,比如儿童打破了碗之类的,要儿童赔偿,但儿童是无家可归的人,那里有钱赔偿,于是就毒打儿童,这简直是黑暗之至的事。”
此外,没有完整的教育教学计划,领导层的官僚作风,个别保育院个别人的贪污行为等也是存在的。(本条引文见一九四六年的《现代妇女》第一期上《八年来儿童保育工作的检讨》一文)
3月10日 保育总会在重庆求精中学办公楼举行建会八周年纪念会。总结了八年来的工作概况。最后宣布“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将结束,保育工作仍将继续”。出席会议的有蒋宋美龄、李德全、朱熊芷等。
3月 去年十二月返长沙的湘二院、湘四院奉命结束工作。湘二院改称湖南省第一育幼院,接收原湘二、四院儿童。院长仍是齐新女士。这是落实保育会工作将结束,保育事业将继续的第一个实例。
春 设在四川省江北县的直三院院长赵郁仙女士,任职近七年。在该院即将结束之际,赵院长撰写了八万余字的工作总结——《工作资料》。这份资料是宝贵的战时儿童教育文献,一直被她女儿李琼(也是保育生)保存下来。
春 杨芝芳女士接替延安第一保育院黄杰院长的职务。杨院长任职后,在边区政府指挥下,作带领五百儿童撤离延安的准备工作。
4月 许多省份积极筹建后将原保育院改名为育幼院。在重庆有国民政府社会部直属重庆第一育幼院,院址在重庆唐家沱;重庆第二育幼院,院址在重庆歌乐山;重庆第四育幼院,院址在重庆北碚;重庆第六育幼院,院址在重庆歌乐山(即原直一院原址,院长、教师职工出复员回乡者外,全部留下继续儿童保育工作)。在广东广州有三所育幼院。广西育幼院在广西桂林。江西育幼院设在江西赣县。陕西第一育幼院设在陕西南郑。山西育幼院设在山西太原。湖南育幼院设在湖南长沙。等等。除重庆四所育幼院直属社会部外,其它育幼院均属省社会厅或社会局管辖。除延安保育院外,其它保育院无家可归或有家不愿归的儿童转属社会部各育幼机构。教养院,慈幼院无家可归的儿童也转入这些育幼机构。育幼院是无家可归的战时受难儿童胜利后继续学习的主要场所。
4月 保育总会开始制发“教育部代电二六〇六八号备案”的“保育生升学证”。改证发给已升学而又准备返乡的保育生。凭此证可获得公费生待遇直到高中毕业。对已升学有无家可归者,可留在调整后的中等学校继续学习。只是这类学校均专属地方管辖。如国立十五中划归四川省教育厅,思克职业学校划归重庆市教育局。至于已就读高等学校的保育生可随学校的行止而定去留,直至完成学业。
4月 除四川分会和成都分会外,其它各分会保育院,开始护送有家可归的儿童回家与亲人团聚。对无家可归的儿童同时开始向上述教育机构集中。
5月 四川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是保育生最多的省份。重庆是战时的陪都,是保育总会所在地。五月初,全川的保育生开始胜利的集中行动。不返乡者向新安排的育幼院和学校集中。返乡者,不论是中学生、习艺生还是保育院的儿童,都向重庆集中。这是还乡的开始,还乡的保育生由“善后救济总署”发给旅途生活费并提供最低级的交通工具。于是大批保育生投入还乡的难民队伍,奔向阔别八年的故乡。从重庆出发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陆运,即乘敞篷车经川湘公路到湖南转武汉;一条是水路,成旧木船经三峡、宜昌到武汉。武汉设有几处义民(逃亡时叫难民,胜利还乡叫义民)招待所。设在武昌震寰纱厂的第一义民招待所是还乡保育生在武汉的暂时住宿处。流亡时武汉是集散地,还乡时武汉也是集散地。武汉分散后,前途多渺茫。
6月初 各保育分会的工作全部结束。
9月15日—20日 保育总会连续六天在《新华日报》上刊载《战时儿童保育会结束启事》,全文如下:“我会因抗战胜利,战时保育任务已完。半年来,本会及各分会除将有家之在院保育生及习艺经营善后救济总署协助遣送还乡外,其无家可归者,已分别移交社会部各省社会处育幼院继续养教。关于升学保育生,有家者,亦已遣送还乡;无家者仍继续留川攻读。均由教育部负责公费供应到高中毕业。所办思克职业学校,已交重庆市政府接办。本会业于九月十五日结束,一切收支即行截至。特此公告。”
后 记
在整理这份材料前,曾反复思考过:整个沦陷区的儿童为数众多,而被保育会保育的三万名儿童只是其中的区区小数,值得花精力去整理它的历史资料吗?从伟大的抗日战争来看,大事要事很多,保育三万名战时受难儿童只能算是区区小事,它的历史材料有整理价值吗?但又反复思考;伟大的民族抗战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正是在国共两党有关人士通力合作下成立的,他与当时的主要历史背景有关,记录下它的史料有一定价值。此其一。创办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不是一般人员,而是妇女界的领袖人物。这是妇女界史无前例的创举,她们的伟大业绩不能湮没。此其二。儿童是什么?儿童是民族的未来,是祖国繁荣昌盛的希望所在。在国土沦丧,民族垂危时,谁想到保育儿童,并为之出力出钱,这是爱民族、爱祖国的各党派政治家们的远见卓识,值得一记。此其三。日寇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了许多反人道主义罪行,残害儿童是其犯人道主义罪行之一,不能把日寇残害儿童的罪行从它反人道主义罪行录上抹掉。此其四。保育会抢救、抚育战时受难儿童的运动,曾得到同盟国政府、国际友人、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在物资、经费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和援助。这个运动是具有国际性质的。此其五。有此五点,便义无反顾的开始整理。
战时儿童保育会史料,如果在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编写,都比现在容易得多,因为那时可能搜集到更多的原始资料。可惜由于多种原因,那些年代未能作这件事。到如今“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当年保育生保存的资料多已散失,有关人士也多仙逝。现在仅存的有限的原始资料或有限的口碑材料,很难全面且翔实地反映当时的面貌。为防谬误流传,特恳请健在的保育生及其他有关人士提出补充和修正意见,以便这份材料逐步完善起来。
这份“年表”只着眼于保育总会的主要工作概况。至于保育总会、各分会和各保育院的教育教学原则,以及德育、智育和劳动教育等的具体做法和效果,本“年表”未能涉及。这是深感遗憾的一点。
众所周知,战时儿童保育会不是抗战时期唯一的儿童保育团体。战时儿童保育会之外,最少还有四个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儿童保育团体:一是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该会创办的养育和养育难童的机构叫教养院,教养院分布于全国许多省份。二是中华慈幼教会。该会创办的养育和教养难童的机构叫慈幼院。慈幼院也分布于后方地区。三是国际协济会中国急救站区儿童联合会。该会创办的难童养育和教育机构叫育幼院和育婴院。分布于贵州等省。四是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该会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在武汉商会成立。周恩来和保育会的代表等参加了成立会。以上四团体与战时儿童保育会有相同的目的,相同的作法,相同的成果。这四个团体平时与保育总会和保育院之间都有交往。抗战胜利后无家可归的儿童又都汇合于育幼院。因此,所有抢救和教养时受难儿童的团体都属于战时儿童保育体系,都应该一起记述才好。但因掌握的材料过少,未能在“年表”中一并记述。这也是深感遗憾的一点。
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中华民族的子孙,千秋万代都不能忘记这场战争。我们虽然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我们不能忘记当年贫弱的祖国遭受的欺凌的历史!当年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虽然失败了,但我们决不能放松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死灰复燃的警惕。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28 10: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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