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离休老人的回忆——在歌乐山第六育幼院的日子（上）
2017-08-29 10:11:13 来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网 作者：傅震垣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那是在1948年寒假的时候，我本已接受了清华中学的聘书去该校任教，但当时歌乐山第六育幼院党组织的负责人傅淑华同志(公开身份为该院总务主任)给我说，为巩固党的这个地下据点(这是邓颖超同志撤退到延安前给她交代的任务)，要我接受第六育幼院的聘请，来院协助她工作，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时歌乐山第六育幼院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它的前身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一保育院，名为宋美龄办的模范保育院，实际她只是在早期规划了这个保育院，并以她的名义向国外争取到一些捐赠，以后也就很少过问了。在用人上也出现了问题，贪污公款公物，儿童得不到实惠，引起强烈不满，当时邓颖超、李德全等理事，在保育会理事会内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才换上了与我党关系密切的无党派的徐篆当院长。当然宋美龄为这个院打下的物质基础是有利于后来工作的开展。到44年徐篆和傅淑华同志来院工作后即已为共产党所控制，院内安排了一些地下党员，但对外还是沿袭着用宋美龄办的保育院这个名义以应付外来干扰。
抗战胜利后，战时儿童保育会结束，对保育会下属各院儿童都作了安排，有的升学，有的遣送回家，年龄小的一时又与家庭联系不上，就采取将各院合并的办法，女童都合并到歌乐山直一院。国民党社会部又将其所属各育幼院的女童也都合并进来，更名为社会部第六育幼院，由社会部管辖，院领导班子没有变化，院长仍为徐篆，总务主任仍为傅淑华。值得一提的是直属笫三保育院也合并过来，这也是一个长期为共产党所掌握的据点，院长为老党员赵君陶同志，原在三院工作的一批地下党员也随之来到六育幼院，社会部又派了一些人来院工作，学生因来自四面八方，所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思想也较为复杂。因此要巩固这个据点，面临对内要团结各方面的教师和工作人员，转变学生思想，防止内部的分裂，促使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努力学习，成为将来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有用人才。对外还要巧妙地与国民党当局周旋，以免失去这个据点。
(二)
各院合并过来以后，除仍保持原保育院时期的从幼儿班到六年级的小学体制外，又增设了初中补习班，主要是解决小学毕业后，缴不起学费，进不了公私立初中的年龄偏大的儿童的学习，以免她们失学。我那时主要就是担任初中班的教师，教英语和自然课，有时在课外也讲点语文和时事课，教材都是自编的，英语当时还只是教字母和国际音标。自然课记得曾讲过氧气和蒸气机等化学物理方面的知识，在课堂上还进行了演示实验，学生很感兴趣。那时就是公办的初中也很少在课堂上进行演示实验。除了学习文化课外，师生还共同劳动开荒种菜，年龄大点的还要学缝纫，课外还开展时事演讲比赛、音乐、歌舞等文体活动，还与育才音乐舞蹈组建立了联系。重庆市每有接待外宾任务时都要请这小演员们去表演。师生还共同演出了高尔基的名著《夜店》大型话剧，轰动了歌乐山地区，甚得好评。每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老师们都三五成群地自由组合带着儿童们去赶场，或爬山越岭，游遍了歌乐山及其周围的风景地区。院里虽然经费短缺，生活清苦，但由于师生共同的努力，学习和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
整个院既是一个学校，又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学生们往往称年龄大一点的老师为妈妈，包括对院长和主任们也是这样称呼，对年龄小一点的称大哥大姐，老师们也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不少人平时节衣缩食，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来支援升入中学的学生。特别令人感动的是48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以后，社会部置育幼院师生的生死于不顾，停发了经费，眼见就要断炊，几百学生吃什么，到哪里去找社会部?这时候全院的教职工虽由于物价飞涨，平时一点微薄的工资在养家糊口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却都毫不犹豫地捐献出一部份来维持学生的伙食，又通过大公报的记者，张澜的女儿，向社会发出紧急呼吁，“救救孩子们”!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伸出援助之手，才勉强渡过难关。危难之际，师生同舟共济，生死与共，这其中主要是院内外地下党发挥了组织和领导的作用。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29 1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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