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烽火中的摇篮》这本书(指1991年8月由全国妇联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本资料书。22万字。照片29帧,其中历史资料照片25帧。此书只印了2000本,可惜当时保育生购此书者只几百人,现在想买此书。已经买不到了。一编者l中,第一张大照片前排左起第一人是我,不是黄卓群。当时黄卓群是汉口市吴国桢市长的夫人,如果她真的来了,会请她站在中间照的。在这张照片里。每个人我都认识。也能叫出名字。但就是没有黄卓群。
我是1937年的秋末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工作的,地址在汉口女青年会内,安娥常来为我们安排工作。平时只有二、三人。各处联系并作些工作。人手少。工作多。非常忙碌,有时夜间还在外面跑。约半年后,在困难中。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了。设立一个处(秘书处)。6个委员会,我就在秘书处担任秘书,兼文书股殷长,负责会内一切文书事宜和对外接待工作。每天要看一尺多高的来文。并在“拟办”栏内写下应该复信的内容。最后由总干事陈纪彝批示“如拟”,就发下去拟稿寄出。因陈纪彝是汉口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她只知道有关基督教的一些事。其他外面的事不大懂。所以会内事多由我去办。
约在1938年10月底,武汉吃紧,战时儿童保育会决定迁重庆,我们是乘怡和轮到长沙。我们这只船开出后。武汉就封江了。我们在长沙停了两周。住在长沙北门外幼幼小学内,后经芷江到重庆。我们沿途做些宣传工作。直到11月中旬,才到达重庆,接着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1939年,敌机对重庆大轰炸,尤其是5月3日和4日(人们称它为五三、五四)炸得最凶,破坏很大。当时在重庆临时保育院的儿童(由宜昌接运站运来的)很多。要向后方运送。那时的交通工具很困难。我经常冒着敌机轰炸时。前去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等处联系轮船,疏散儿童。一看到敌机飞到头顶上,即爬在地上。敌机过去了,又往前走。这样一次可争取到二、三百人的舱位。
这段时间的轰炸。称之为“疲劳轰炸”。工作人员白天和黑夜都在防空洞里,直到深夜三点才出防空洞。赶快工作。工作刚告一段落,警报又响了,又要进防空洞。这时我还年轻。顶得住。只是万分愤恨日本人的侵略战争,实在太残酷了。我们越是愤恨,工作越是起劲。那种紧张和繁忙,现在想起来,都感到不平静。
大约一、二年后,保育生逐渐长大了。常从保育院跑到会里来,要求升学或找工作。他们多是晚上来。都由我接待。我也很同情他们。困他们的遭遇和我一样失去了家乡。失去了父母。同病相怜,所以我总是和颜悦色,轻言细语地劝他们回去,并留下姓名,待向各方联系。一有消息,即通知保育院。我看人数多少,并私下给他们二、三元去吃晚饭,另外给他们介绍信去重庆市的保育院住宿、吃饭,并送他们回去。保育生们愉快地回去了,这样的事是经常有的。
当时我在三个会中(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慰劳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在一起办公,都是由宋美龄领导的)比较活泼,把三个会的工作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今日读书会”,我是负责人,经常请外面的人来作时事报告和其他活动,特务注意了我,要抓我。
记得在1940年初的一天,我的领导张蔼真和陈纪彝告诉我,夫人有事,要我们四人到蒋公馆去。我们在蒋介石的客厅坐下,总干事张蔼真说,你们在会内工作中,做得比较好,认真负责,夫人希望你们加入国民党。过了一会,我说:“我考虑”。其余的人没有说话,那就是默认了。最后夫人也没有出来。我们就不欢而散的回来了。后来,他们几个就被送去中央训练团受训。蒋介石还接见了她们。解放后,她们几个受到审查。定为“严重历史同题”。当时我说“考虑”就是不愿意的意思。如果我当时也不说话,我就是国民党员了。如今我的子女就不能升大学。由于未同意,才免去了这些麻烦事,使我清清静静地过日子。
1940年,重庆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当时有个500青年的黑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幸亏邓大姐派人来告诉我,并叮嘱要我不外出。因这次是诱捕。在外面走,特务就用手枪带去关在防空洞里饿死。他们并不上门来抓,我约有半年未外出。幸免于难,如果那次被抓去了。肯定是死。现在我又活了58年。巳是很够了。
1940年我没有被抓去,事后。我找邓大姐谈。我想到延安去。她说:“你不能去,因你现在有工作。不能离开。”因此作罢。所说的工作。就是每次常务理事会为了经费和人员的安排。总是大吵大闹,尤其那些国民党员唐国桢、庄静、陈逸之、吕晓通等。都是不顾一切的大吵,不给边区的几个保育院的经费。但我的记录中,所有保育院的儿童,都应有保育费。会后我把各个保育院的名单及儿童人数送交会计。照单汇款,同时并交待几个保育院的经费支票交给我,我即晚问通知邓大姐来取支票。邓来,我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把支票交铪她。那时每做一件事,都包含着斗争。日子是不好过的。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常务理事会是由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的,所以每次开常务理事会,为了人员配备、经费分配等问题时,就是要大吵大闹一场。我是理事,本不能参加常务理事会的。因我市常务理事会指定的记录,所以每次开常务理事会,我都参加,《抗日烽火中的摇篮》一书中的第一张大照片。就是一次开常务理事会照的。因为照片中的人物。都是当年妇女界的名流。年龄都在40岁左右。她们年纪蕃比较大。我当时只有21岁,在照片中我算是最年轻的一个。看来照片中现在还活着的人,也许就只有宋美龄和我了。(实际上还有郭秀仪、谢兰郁,谢兰郁是后来替为常务理事的。——编者)
记得当年李鹏也是保育院的保育生,他的母亲赵活的,后来育才学招生。才把他招去培养的。他在国务院当总理时。报纸上登载他的简历,是从育才学校开始写的。没有提刭保育院这回事。育才学校招生的对象,是面对四川各各保育院,育才学校的学生,几乎全是保育生。这里也培养了许多各个方面的人才,这是陶行知先生做了一件大好事。令人敬佩。
我现在想起那保育生或听到有关保育生的消息,就如同我的亲人一样,我是多么怀念他们呀!
(摘自《保育生通讯》1999年2期总第9期)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01 08: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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