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摇篮　我们让难童有了家
2017-09-02 11:25:38  来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网 作者：唐国利  点击：  复制链接

　　烽火，意味着残酷的战争;摇篮，紧系着慈母的温馨。在残酷的烽火中，竟有温馨的摇篮，这是怎样的一番天地呀!现年84岁的周厚仪老人，曾为重庆万县战时保育院中的一名教师，用自己的青春为孩子们摇动摇篮，以特殊的方式坚持着抗战。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它，才可看见爸爸妈妈;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摘自《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

　　天上飘着蒙蒙细雨，湿漉漉的空气，给夏日带来丝丝凉爽。钻进渝中区公园路旁一幢老式楼房里，穿过长长的走廊，便到了周厚仪老人的家。

　　84岁的周厚仪爽朗地笑着招呼记者，一张木椅、一杯清茶，老人缥缈的思绪渐渐回到了6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

　　“我见到了宋美龄”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呢，只有16岁。”周厚仪回忆道，正就读于武汉圣罗以中学初三的她性格活跃，成绩优异，深得老师的喜爱。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有的上街游行，有的发表演讲，而我们是走上街头，唱歌、演街头剧，以各种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回忆起年少时的激情岁月，周厚仪老人的眼里闪过一丝光亮，“我歌唱得不错，身材高挑，演了很多戏，是当时宣传队里的主角。”

　　1938年3月10日，中国各界民主人士和妇女界的一批著名人士集会汉口，创建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由宋美龄任会长。周厚仪因为平时的活跃和乖巧，被老师选中参加大会召开的接待工作，有幸成为一名小招待员。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了宋美龄女士，她身着黑色长衫，手上戴着白手套，神采奕奕，身材细高，文雅大方。”虽然时隔近70年，但周厚仪仍旧清晰得记得当时的情形，“因为我只是一名学生，只派做了一些接待工作，没有机会和她谈话。当时也有很多人请宋女士签名，和现在的孩子们追逐明星的样子差不多。”谈到这里，周厚仪老人天真地笑了。

　　“武汉沦陷，母亲最终没有离开”

　　随着战事的步步紧逼，武汉吃紧，有钱人家早就携带家眷撤离，大街上人们议论得最多的就是日本人打到哪儿了。“除了母亲、大姐、四姐和我外，家中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已经先后从武汉撤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1938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母亲召集留下的孩子们开了一次庄重的家庭会议。“除了我，你们全都要尽快离开武汉，我也会回乡下，陪你们死去的父亲。”母亲正色道，大家都默不作声，周厚仪回眼看了看比自己大20岁的大姐，大姐望着丈夫，满眼期盼。

　　“母亲，我不能离开!”大姐夫的一句话打破沉默。“我是学校的校长，就算日本人打到武汉来了，我也不能离开，我要对学校的几百名学生负责。”大姐夫是圣保罗小学的校长，他的一席话说服了母亲。大姐不肯舍弃丈夫和母亲，也决定留在武汉。

　　“我和四姐最后被确定为必须离开的对象，那一夜，我们母女抱头痛哭。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一旦离开，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如同诀别一般。”说起母亲的决绝、姐夫的执着，周厚仪长叹了一口气，“直到武汉沦陷，母亲和大姐硬是没有离开武汉，最后在乡下老家躲过了一场浩劫。”而四姐和周厚仪则多次辗转，最后来到了万县(现重庆万州)。

　　“‘烽火摇篮’成了我的家”

　　“在万县，我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个男人——丈夫燕重孑。”周厚仪的眼中闪过一丝柔情，娓娓而道。当时的原宜昌保育院也已搬迁到万县，安置在离县城10里远路的李家河镇文家坪，并更名为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八保育院。周厚仪到了万县后，一教堂传道士巫国骥便将她介绍到被后人称之为“烽火摇篮”的保育院工作。

　　“开始一段时间，我是作为保育员，专门负责帮孩子们整理清洁和内务。”周厚仪曾无数次地端详着木床上熟睡的孩子们，“最小的孩子才3岁，最大的10来岁，大多是从沦陷区抢救回来的孩子，夜里睡觉哭着还叫‘妈妈’，可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已经不在世了，有很多都是死在战乱中。”看着这一张张小脸，再联想到自己的母亲尚在武汉，音信全无，周厚仪禁不住阵阵心酸。

　　在巫国骥的撮合下，周厚仪便与正直、稳重的保育院院长的燕重孑走在了一起，于1939年元月举行了婚礼。在周厚仪现在居住的房间里，仍旧挂着她和丈夫的合影，而在66年前的老照片上，周厚仪身着婚纱，身边的燕重孑清瘦而沉稳。“燕重孑要比我大9岁，我那时尚是个小姑娘，对于情爱知之甚少，只懂得他从此便是我的丈夫了，我要好好地爱他。从此，保育院成了我的家。”后来，周厚仪担任了小学3年级的语文、美术、音乐等课程的任课教师。

　　“2600多孩子，一个都不少”

　　1939年，重庆大批飞机开始轰炸重庆。保育院虽在万县郊区，较为安全，但仍旧不能避免敌机的骚扰。那时由于万县没有防空警报，于是只得在当地最高的山上挂上红球以示预警。如果山上挂上一颗红球，则表示敌机已到重庆，两个红球则表示敌机已到临近区县，三个红球则表示已到万县境内。保育院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看红球。一旦发现有两个红球，则全体师生纷纷逃往半山腰的防空洞避难。

　　“敌机沉重的轰鸣声老远就能听见，炸弹由远及近，炸得地动山摇，而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丝毫的力气抵抗。那种恐怖的气氛，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窗外雨声淅沥，室中一片静谧，周厚仪端着茶杯，眼中似乎仍旧看到那段恐怖而难忘的烽火的岁月。

　　“你们长大了要干什么?”周厚仪不止一次地向课堂上向孩子们问道。“我们长大了要打日本鬼子!”每每听到这个问题，十有八九的孩子都收起了惯有的调皮笑脸，神情庄重地答道。最初躲轰炸时，一个孩子被吓哭了，周厚仪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怕。”“你不是说长大了要打日本鬼子吗?为什么现在日本鬼子还没有来，你就吓得哭了?”小孩在老师的询问声中突然停止了哭泣，大声说道：“我长大了要打日本鬼子，我不怕!”

　　“孩子们都很懂事，只要老师叫转移，大家都秩序井然，全然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没有惊慌，也没有叫嚷，大家互相搀扶着躲避轰炸。战争的残酷，让这些孩子都早熟了。”

　　周厚仪自己也记不清自己带着孩子们躲了多少次空袭，“保育院在近8年的时间里，一共养育、培养了2600多名难童，保育院里没有一个孩子在轰炸中受伤，更没有一个在轰炸中死亡。”周厚仪看了看对面墙上丈夫生前的照片，动情地说道。

　　“姐姐死于大轰炸”

　　但周厚仪的四姐却是保育院里在轰炸中唯一丧生的人。1940年5月的一个晚上，保育院里一片静谧。突然，一阵"轰轰"的飞机轰鸣声由远而近，“快，把灯吹灭，到防空洞!”院长燕重孑扔下妻子跑到院子里大声地叫道。已怀有5个月身孕的周厚仪刚跑到门口，一个10来岁的孩子扑了过来，周厚仪把他一把搂在胸前。

　　“轰、轰”，大家还没来得及撤离，只听得城区里一片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最近的一颗炸弹似乎就落在保育院不足1里远的地方。大家都躲进房内一动不动，静静地等待着轰炸的结束。

　　好不容易挨到了敌机远去，周厚仪刚点亮了灯，10岁的小女生跑来对她说：“四姨叫不动了。”周厚仪挺着大肚子，急忙跑到四姐的卧室里一看，眼前的景象把她惊呆了：姐姐和衣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手中紧紧地拽住儿子的小腿，才1岁零2个月的侄儿还趴在妈妈的怀里，含糊不清地叫着“妈妈”，四处找奶吃。又因为挣不开妈妈的手，急得大哭起来，婴儿的啼哭声，如一把钢针，刺进周厚仪的心中。回想姐姐的惨死，周厚仪眼圈红了，哽咽着沉默了。

　　喝了一口茶，老人顿了顿说，“四姐夫远在他乡的抗日前线保家卫国，原本以为将姐姐接到保育院里有个照应，没想到身患心脏病的四姐仍旧没能逃过这场劫难，丢下幼子撒手而去。”

　　由于过度悲伤，加上过度劳累，周厚仪早产下了怀胎才7个月的长子燕腊丁。

　　“8年‘抗战’，我们获得胜利勋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年仅5岁的燕腊丁回忆道，“中、美、英、法、俄的国旗在上空高高飘扬，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碰到了就激动地互相道喜。大家四处放鞭炮庆祝，因为没有礼花，大家就把镁刮成粉，用报纸卷起来，做成礼花，在夜空里点燃了，十分的耀眼夺目。”

　　而在保育院内，却显得相对平静。只有一件事，让84岁的老人至今仍激动不已：8年来，第八直属保育院中26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孩子受伤，没有一个孩子辍学，出色的业绩，使院长燕重孑被授予了抗战胜利勋章，这就是抗战胜利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当日全院师生开大会予以庆祝时，燕重孑走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所取得的荣誉应归功于大家，感谢上帝!”

　　周厚仪曾听丈夫燕重孑说起过原来从沦陷的开封，抢救第一批难童200余人送到汉口的经过。而整个抢救运送的艰辛，如何冲过重重封锁，躲过次次轰炸，让每一个孩子都得以安全到达，老人只轻言提过一两次。 “燕重孑比我伟大，他从一开始便投入到抢救难童的工作中，经受了种种困难，但一直坚持不懈，我佩服他!”

　　老伴燕重孑已于1992年去世，无疾而终，躺在沙发上长吐了一口气，走得十分的安祥。“我们相伴走过了55年，半个多世纪，不容易。”墙上照片中的燕重孑音容仍在，笑貌永存，“他的一生都过得很平淡，但我以他为荣!”周厚仪眼中闪动着泪花，却又面含着笑意。

　　本报记者唐国利

　　记者目击

　　八旬老人再奏《松花江上》

　　一所10多平米的房子里，84岁的周厚仪和5女儿住在一起。家中摆设一床、一桌、两椅、一台电视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架古朴的老式风琴了。周厚仪说，那是20多年前买的，自己爱好音乐，老伴也支持，60多岁了还从头学起，现在已经能够熟练的弹奏许多歌曲。

　　说话间，老人打开琴盖，端坐于前，拿出一本发黄的《抗战歌曲集》，翻到《松花江上》那一页，用降B调弹奏起那首让所有中华儿女都为之热血沸腾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老人边弹边唱，歌声嘶哑而嘹亮，家中的儿女都随声唱起来，歌声感染着周围的邻居，大家纷纷前来一睹为快，站在老人的背后，默默地注视着这感人的一幕。

　　新闻链接

　　战时儿童育院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及下属53个保育院的成立，不但挽救了3万余名中华民族的生命骨血，让这些从战火屠杀中抢救出来的孩子有饭吃，有衣穿，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学习到了知识，掌握了本领，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这场战时难童大抢救是一次可歌可泣的母亲行动，它因其艰难和卓越成就而成为光耀历史的一页。

　　人物简介：

　　周厚仪，1921年出生在湖北武昌的一个基督教家庭， 9个兄弟姐妹中周厚仪是最小。1938年3月10日，正在念初三的周厚仪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成立时成为招待员。武汉沦陷前，周随其四姐一同经宜昌辗转至万县，后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八保育院工作，成为一名教师。1939年，周厚仪与身为直属第八保育院院长的燕重孑结为夫妇，自始自终携手进行救护、教育难童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燕重孑任牧师，周厚仪则在家相夫教子。1992年，丈夫燕重孑安详离世，周厚仪的子女轮流照顾老人至今。

本报记者唐国利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02 1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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