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孩子剧团”
2023-07-27 16:01:09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的“八·一三事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尤其是上海，一时出现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其中值得称赞的当属孩子们自己组织的抗日队伍，而“孩子剧团”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上海时期的“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的成员多是临青学校的学生，“八·一三事变”后流落到租界难民收容所。由于此学校的老师多是地下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所以该学校并未遵守政府的教育政策，而是进行生动的国难教育，这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引起极大的震动，逐渐开始从“恐洋”、“羡洋”的思绪中解放出来。当他们因为战争的迫害，流落到难民收容所时，“他们受不了吃饱了饭没事做，于是做些贴壁报，教别的难民小孩子唱歌，一天天就算是活跃起来了。”后来孩子们觉得这样还不够，拟排一个戏给难民们看，以此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他们没有钱购买衣服、道具、化装颜料等，只是简单地编排两出街头剧。但是收容所的主人不允许他们演戏，于是大家开会决定到外边去演，于是“孩子剧团”诞生了。

　　“孩子剧团”的主要负责人吴新稼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但是“孩子剧团”并不听命于他，而是有自己的民主管理方式。团员坚持集体领导，组织纪律性强。剧团有四个组织：总部、剧务部、工作部及生活管理部。团员则被编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五、六人，有一组长负责检查卫生，督促大家学习、写日记并且管理组员零用钱的使用。他们订立生活秩序表、建立值日生制，每天按表作息，由值日生监督完成当日的工作与学习。剧团还规定了十条严格的公约，如必须遵守生活秩序表;不吵架，不打架等等。为了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及团体、个人的成长，他们每隔一个月召开一次全团或全队的生活会，半个月召开一次小组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孩子剧团”不是一个专门演戏的团体，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他们是同学会——或者说与教育分不开”。当时学校大多被炸毁，并且艺术类的学校太少太贵，所以他们打算从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学习知识。他们不仅学习文化知识，而且注重时事学习。该团在上海工作了约两个月，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由于剧团刚刚成立，团员年龄幼稚，力量薄弱，所以一般不被注意。这时期的工作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演戏唱歌，从事一般的宣传工作;二是做小先生，在收容所里教难民小朋友读书识字。孩子们不顾一切地开展工作，并且教育着自己。正如他们后来回忆时所言：“剧务工作方面，从一点不懂戏剧的情形下，排好了五个剧本，一个双簧和一个歌剧，另外集体创作了三个剧本;一般工作方面，学会了十几首新歌曲，每天自己练习发音及简单的指挥法，担负了几方面小朋友的歌咏工作，经常的出外播音，作街头宣传，贴标语，募捐;儿童方面，除了担负一个收容所二百多小朋友‘小先生训练班’的教育工作以外，为了‘保卫大上海’集中全上海小朋友力量起见，还邀集了十七个儿童团体，组织了‘上海市儿童星期座谈会’，在里面讨论了许多问题，经常地检讨同分配工作。”

　　上海沦陷后，敌人阻挠破坏抗战工作，“孩子剧团”的工作无法开展。在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地下党组织的鼓励下，剧团决定奔赴内地。由于这群穷孩子一无所有，就在出发前发表一封公开信，呼吁社会各界的援助。当时人们由上海到内地，比较保险的路线是从南往香港走，但因募集来的捐款较少，剧团只能沿长江由东向西而行。

　　武汉时期的“孩子剧团”

　　决定奔赴内地工作的孩子们，拿着募捐到的三百元钱，“辗转了十几个城市，跨上中国仅有的两条铁路线，走路、坐民船、乘货车、乘客车他们都尝过”，克服缺少食物、无处住宿、敌人空袭以及地方干部不配合的种种困难，采取分组管理和“大的照扶小的”的管理方式，经过1个月零21天，走了大约三四千里路，终于在1938年1月抵达武汉。

　　此时武汉也处于危险的境地，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参加“保卫大武汉”的工作。“孩子剧团”的到来，武汉各界都表示了欢迎。《新华日报》，用三天整版副刊发表了“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的五篇通讯，同时刊出了“孩子剧团”的宣言、团歌等。1月27日，武汉儿童假女青年会茶点，招待上海“孩子剧团”。除报告武汉儿童钦仰该团伟大之精神外，并表示武汉儿童愿效该团而为民族努力。各界人士对剧团的鼓励、关心和肯定，增强了团员们坚执的“儿童工作是可以开展”的信念。初到武汉，他们便积极开展抗日演出活动，得到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和关怀。国民党一度要求剧团合并到武汉市党部宣传队，后在周恩来及郭沫若等的帮助下收编到政治部第三厅。

　　由政治部收编后，“孩子剧团”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中，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团结武汉的小朋友组织“儿童星期座谈会”，“在儿童日——数千的小朋友开会，游行，叫口号，唱歌;儿童节——全市小朋友全体出动，募捐，宣传，慰劳，分区演剧”;在周恩来等举行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的茶话会表演歌曲，“出席武汉儿童及各战区流亡来汉儿童假青年会举行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的大会”。其次是与国外小朋友的通信。《新华日报》发表大量“孩子剧团”的事迹后，经有些国外的报刊发表评论和报道，许多外国小朋友纷纷给剧团来信，内中有整个班级集体签名信，更多的是一些个人的来信。为了争取国际同情，经郭沫若指示，剧团专门派两个团员与国外小朋友通信。但是随着局势的动乱，信件来往逐渐变少。剧团还在民教馆主办武汉各儿童团体联合歌咏大会，“计到儿童二百余人，听众千余人，除各儿童团体大合唱，各团体个别齐唱共数十种之歌曲外，并教听众唱打倒敌寇歌。在休息时间内，均由十龄左右之幼童讲演，报告战区沦陷后之家庭离散情况，及儿童与大人应联合组织起来，保卫大武汉，情况非常热烈。”

　　“孩子剧团”在“保卫大武汉”的宣传工作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自身也得到了成长。首先，被收编到第三厅后开始了比较正规的教育，许多专家来给孩子们上课。其次，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孩子剧团”建立了党组织。当时剧团只有两位党员，其他的团员不够年龄，无法组成党支部。对此，周恩来说：“年龄不够也要发展一批党员，孩子剧团也要建立党支部。”5月间，许立明等七人入党，剧团建立了党组织。再次，在武汉及从来汉的途中，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加入剧团。据统计，武汉一地就有51个小朋友入团。

　　武汉失陷后，在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关心下，“孩子剧团”再次辗转长沙奔赴桂林、重庆。

　　重庆时期的“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一路上克服了诸多困难，成功抵达桂林。当时从各地来的文化人都聚集在桂林，经常开展活动，城市的文化生活格外活跃。“孩子剧团”与齐聚桂林的儿童，每周举行一次座谈会，研究如何开展儿童工作，并进行了一次儿童联合大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后随着三厅的改组，“孩子剧团”于1939年1月上旬到达重庆。

　　剧团刚到重庆不久，恰逢举行抗战儿童戏剧公演，团员们因此结识了很多少年朋友。剧团与其他的儿童团体联合开展宣传工作，成立了重庆市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在4月4日的儿童节(当时的4月4日为儿童节)，“孩子剧团”和其他的儿童团体及小学一起举行了抗战儿童戏剧演出、演讲比赛、儿童歌咏大会，沉闷的山城重庆传遍了抗日的歌声。为了深入地开展工作，1939年和1940年“孩子剧团”分成两队，两次到条件艰苦的四川各县演出。

　　剧团参加了一系列宣传中国人民抗日决心的活动。1940年12月，应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的邀请，剧团与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一起参加了一次对苏联的音乐广播活动。1941年以后，在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的组织和领导下，重庆话剧运动开始活跃起来。“孩子剧团”也参演了轰动一时的《棠棣之花》、《战斗的女性》等话剧。剧团还根据自身特点，上演秧歌剧《农村曲》和一组自己创作的儿童短剧。并且在一些戏剧前辈的指导下，上演了轰动一时的六幕儿童剧《乐园进行曲》和大型童话剧《秃秃大王》，受到各界好评。

　　“孩子剧团”在重庆两年多，除了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外，也有了自我发展。一是剧团成员的继续增加及内部机构应时调整。随着人员的增多，增设了“一般工作部”，为了行政工作的统一，设立了团本部。二是通过长期的战斗，孩子们的个人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并且保持了剧团的独立性，曾拒绝被编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及重庆卫戍司令部。

　　“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向各地发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密令，“孩子剧团”也成为攻击目标。国民党委派李清灿任主任指导员，以对“孩子剧团”进行控制和监视。为了保存实力，在冯乃超等人的帮助下，“孩子剧团”悄悄撤离。当李清灿正式接收时，剧团只剩下七个中小团员。在这样一个空壳子的情况下，不到三个月，剧团便解体了。在这个亲如兄弟姐妹的革命大集体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大部分都考上了江安戏剧学院、青木关音乐学院、育才学校、普通中学以至大学，有的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前往延安。

　　时人眼中的“孩子剧团”

　　在以往发生天灾人祸时，孩子一般都是等待救济的对象。但在这次抗日战争中，包括“孩子剧团”在内的孩子们却开始承担起自己的使命，进行抗日活动。茅盾称剧团为“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认为这“二十二个小的灵魂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后备军”。周恩来对孩子们说：“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你们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郭沫若鼓励团员们：“你们就像树木，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中国要跟着你们一道成长起来。”冯玉祥为剧团写过一首诗：“孩子团，真能干，演剧歌咏助抗战。孩子团，真正好，不顾死活为国胞。孩子团，真正行，献身国家作长城。”

　　社会各界人士对剧团也是赞不绝口，认为孩子们的抗日宣传激励了自己抗战的热情。丁玲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我虽说感染到你们的吃力和千万儿童的苦痛，但更使我不能静止的情感是对于你们的尊敬。”当时许多人拿出“孩子们应该在学校里读书”的理由反对孩子们的抗日宣传工作，但刘念渠却认为“孩子们演剧了，不但可以扩大救亡工作的效果，演剧本身也是给予孩子们的一种教育。在流浪中工作了半年，孩子们所收获的，数倍于把他们关于一间教室里读一年死书。”

　　当时也颇流行这样两种观点：一是“妇女们在生活中是有特殊困难的，因为要照顾孩子。所以如果在托儿所还没有筹备好之前，如果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在母亲们领导之下参加抗战工作，同样也可以把特殊困难解决，把妇女解放出来，使他们更好地参加抗战工作”;二是“救济儿童的保育会是不能普遍设立，而组织儿童的口号可以普遍执行，可以包含每一个角落的孩子。在民族生死挣扎的时候，可以不放弃任何一点力量，所以使儿童组织起来工作在抗战时期是很重要的”。孩子们参加诸如“孩子剧团”这样的组织确实可以使父母，尤其是母亲走出家庭从事抗战工作。“孩子剧团”里也确实有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孩子，如跟着母亲干革命的程明远，父母都是地下党的石慰慈等。此外，孩子们团结抗日的自救，也减轻了社会对孩子救济工作的压力。孩子们的抗日热情更激励着成年人必胜的信念：“有了这种坚强如下一代的中国，是不能够被征服的。”

　　“孩子剧团”的成员除了吴新稼外，基本上是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年龄虽小，却热心抗日救亡，堪称“抗日小英雄”。剧团的工作除激励了社会抗战热情、舒解父母从事抗战工作的后顾之忧、减轻社会救济压力外，更让社会认识到孩子能力的重要性及孩子们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成效性。

　　正如茅盾所言“孩子剧团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无论是上海时期的初放、武汉时期的成长，还是重庆时期的结果，每一步都是在书写传奇。在全民族的抗战热潮中，“孩子剧团”只是其中一个微小的群体，当时还有很多宣传抗日的孩子群体，如新安旅行团、厦门的孩子剧团、武汉的“七七少年剧团”等，都为抗日救亡做出过难以磨灭的贡献。

责任编辑：洪菁蔓 最后更新：2023-07-27 1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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