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1937:来自北平的抗战剧团
2017-12-10 16:15:49 来源： 大众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8月,一个由北平学生组成的移动剧团来到济南。
一个月前,“七七事变”爆发。因津浦铁路北段被破坏,大批流亡者取道天津,乘轮船至青岛,再经胶济铁路到济南,转津浦铁路南下。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即是其中之一。
剧团辗转到济南
这个剧团是遵照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的指示,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组织成立的。
“七七事变”之后,黄敬指示:“北平已非久留之地,除留校做工作的,北平学生中的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力量大部分都要撤出北平,到全国各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鉴于抗日中心将由北平移至上海,黄敬让剧团先到上海,取得公开身份和活动经费,然后在河北、山东一带开展救亡工作。当时河北、山东已成为抗日前线。
这个剧团的成员尽管当初并不起眼,但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人成为文化界、演艺界或政界的精英——
荣千祥,后改名荣高棠,时为清华大学学生,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体委秘书长等职。
张瑞芳,时为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学生,民先队员。后成为著名电影演员,2007年获第1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生成就奖。
张楠,张瑞芳的姐姐,时为中国大学学生,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在《红旗》杂志社工作。
陈荒煤,左翼作家,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此外,还有杨易辰(时为中国大学学生,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王拓(时为中国大学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司长)、管平(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体委工作)、方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电部技术改进局局长)、程光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长春市副市长)等成员。
1937年8月7日,荣高棠、张楠、陈荒煤、张瑞芳、郝龙(后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乘坐从北平开出的第一列火车去天津,打算乘船赴上海。流亡学生在船上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不料,船到烟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张楠建议取道青岛,改去济南,得到大多数同学的响应。
张楠的三舅在胶济铁路青岛机务段工作,“民先队”总负责人李昌(时为清华大学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荣高棠、张楠代表同学们向他求助。他帮忙找到了一节车厢,挂在前往济南的货物列车后面。
大明湖畔创作《打鬼子去》
8月的济南,汇聚了成千上万的平津流亡学生。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成立了“济南平津流亡同学会”,负责接送和动员平津流亡学生参加抗日工作,并设立“民先”驻济联络站和山东省救亡促进会。
“济南平津流亡同学会”把他们安排在大明湖附近的一所中学住下。随后,荣高棠立即给黄敬发信,告之剧团的行踪。陈荒煤则开始创作《打鬼子去》。这部作品是他坐在砖头上就着长凳写出来的。由于太过投入,常常废寝忘食,剧本没几天就写成了。张瑞芳则凭着记忆把《黎明》、《放下你的鞭子》的脚本整理出来。
几天后,杨易辰、方深、郭同震、庄璧华、管平、王拓、程光烈等成员也相继到达济南。他们受邹韬奋《战地移动剧团》报道的启发,将原“农村服务宣传团”改名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
“农村服务宣传团”是1937年7月15日成立的,荣高棠任党支部书记,党员有杨易辰、张楠、程光烈,不过当时处于保密状态,以至于陈荒煤1938年到了延安之后才知道剧团里有党组织,而自己因为在剧团始终和党组织接不上头苦恼了一年多。陈荒煤早在1932年就已入党。
接到荣高棠信件的黄敬,很快就派北京大学的江凌秘密送来了组织关系,转给了负责接洽党员关系的任仲夷(1980年-1985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剧团怎样尽快取得合法身份,仍然是生存下去的首要问题。黄敬带话给他们:等团员到齐后赶紧去上海。
战时的铁路运输很不正常,他们在济南等了好多天,也没有等到去上海的火车。正在这时,济南铁路局为流亡学生发了一趟去南京的专列,他们便决定到南京去。
那天的济南火车站,南下的学生很多。荣高棠担任大队长,他奔前跑后,指挥同学们上了火车,却让自己的剧团发扬风格,上了挂在火车最后面的一节运牲口的敞篷车。
当时,张楠身上藏着黄敬写给五个人的介绍信。信是用油纸裹成一支细纸棒,塞进一支半空的牙膏筒里。
家世显赫的张家三姐妹
到南京后,他们打听到黄敬介绍的五个人中,只有沈钧儒在南京。沈钧儒,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民盟中央主席。1936年5月,与宋庆龄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1月,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荣高棠、张楠找到他时,他刚于7月底出狱。
受黄敬之托,沈钧儒把他们介绍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邵力子把他们介绍给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又把他们介绍给教育部次长张道藩(1930年曾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务长)。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剧团在南京国立戏剧专门学校作了首场演出。邵力子、陈立夫、张道藩等人前来观看。演出大获成功,张道藩决定把他们纳入教育部属下的剧团,没想到被他们婉言谢绝。他们请求到山东,理由是:同学们都是北方人,留在南方宣传恐有语言障碍。再者,山东、河北离家近,仗打完了好回家读书。而真实原因则是:黄敬交代要回到华北地区活动。
尽管张道藩很不高兴,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同意剧团赴山东活动,归山东省教育厅领导。当时的教育厅长是何思源(抗战胜利后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在南京期间,剧团成员又增加了姚时晓(时为中共党员,戏剧工作者)、张昕(张瑞芳的妹妹)和胡述文(时为中国大学学生,民先队员),全团人员共15人。
在准备回山东前,荣高棠、张楠分别与沈钧儒、张道藩辞行。当张道藩得知张楠的父亲是陆军中将张基时,有些吃惊。
张基,北伐战争开始后,任第一集团军中将炮兵总指挥。在1928年4月的徐州战役中,因无法率部如期到达上级指定地点饮弹自尽。北伐战争结束后,第一集团军总指挥部在南京为张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特地送来“精神不死”的挽幛。
张道藩恳切地对张楠说:“像你们这样的家庭,就应该赶紧回家继续读书啊!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带着两个妹妹这么跑,多危险!”张楠说:“家已经让日本人占了,要回去,我们还出来干吗!”张道藩哪里会想到,这位有着显赫家世的女学生,竟然是一名共产党员。
韩复榘允许剧团巡演
9月底,剧团到达济南。何思源将其改名为“山东省教育厅移动剧团”,由张道藩派来的钟志青(后来方知是中统特务)任团长。何思源承诺,剧团所需经费由教育厅负责,每人每月生活费20元,办公费实销(后改为每月200元)。
就在这时,途经济南的黄敬悄悄来到剧团驻地——山东民众教育馆,得知剧团有了合法身份和经济来源,他很满意。黄敬还给张家三姐妹带来了三件丝棉背心。这是三姐妹的妈妈精心缝制的,上面还绣着各自的名字。三姐妹倍感温暖,又增添了些许牵挂。
鲜为人知的是,张家在北平的大宅院,是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秘密办公地点。三姐妹的母亲(原名杜健如,后改名廉维)也是一位革命工作者。上世纪五十年代拍摄的电影《母亲》,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主演则是她的二女儿张瑞芳)。
移动剧团在山东省民众教育馆作了首场演出。之后,在省政府礼堂演出时,省府主席韩复榘也来了。
看了演出,韩复榘非常满意,立刻下了一道命令:允许剧团在山东境内整个第三集团军巡回演出。韩复榘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此后,剧团辗转山东各地,特别是军营一带,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反正》、《林中口哨》、《花子拾炸弹》等十几个剧目,鼓舞军民积极投身抗战。
和军队的接触也有意外。一次演出后,剧团住在周村职工学校,刚好碰到一批从前线退下来的散兵。这些散兵看到女大学生,顿时来了精神,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徘徊在门口。见事不好的荣高棠和杨易辰出来阻拦,没想到那些士兵反而更来劲了。荣高棠急中生智,赶紧把张家的背景散布出来,才阻止了一场灾祸。还有一次,几个军官要求剧团将女学生嫁给他们。荣高棠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只好还是把张家的背景亮出来,那些人一听立刻说,原来是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啊!冒犯,冒犯。尽管张氏三姐妹父亲已逝,但余威犹存。
“流浪”中呼吁战斗
为剧团在军队驻地活动方便,团长钟志青拿来空白胸章说,军衔可填少校、上尉。程光烈字写得好,就由他填写胸章的姓名和军衔。他们戴上胸章,果然进出城时不再受阻拦,行动自由多了。
令剧团成员没想到的是,因为所谓的“军衔”问题,他们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说是投靠国民党参加特务组织。而剧团成员郭同震后来的身份似乎为此提供了佐证。郭同震,就是后来的谷正文。1955年,旨在谋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就是他参与策划的。“文革”中,剧团的人不止一个因他受到追查。不过,当时在剧团的郭同震,尚是一名充满热血的爱国青年。
在济南,剧团工作了三个月,演出数十场,还录制了抗日歌曲,通过电台播向全国,用稚嫩的声音,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剧团经常移动,移动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乘火车、坐大卡车、步行、间或骑马。战时乘火车不需买票,能挤就挤上去。路上大多住在学校,打地铺。有时住在可观天象的陋室；有时住在舞台的后台；有时住在破火车厢里……
转眼到了秋冬季节,济南的天空越发冷峻。日军铁蹄沿津浦铁路,一步步向济南逼近。1937年9月24日,沧州陷落；10月3日,德州陷落；11月上旬,攻至黄河以北地区。
11月15日下午,日军开始向济南北10公里、黄河北岸鹊山进攻,6时占领,随即进行灭绝人性的屠杀。当天傍晚,为阻止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韩复榘下令炸毁了泺口黄河铁路大桥。
12月27日,济南沦陷。听到这个消息时,剧团正在曹县。接着,泰安失守、济宁失守,河北、山西、察哈尔相继沦陷……他们就在这接连失守的消息中度过了1937年的最后一天。
诀别难舍同志之情
济南沦陷后,剧团撤退到徐州,并在此遇到了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充满感情地对他们说:“看见你们,我心里很难过。日寇进攻北平时,我听从上峰的命令没有抵抗,一直感到有罪。外界人对我有误会……砸开我张自忠的骨头,要是有一点不忠的话,算我对不起中华民国……将来,我一定战死沙场以明心迹。”1940年5月,张自忠在襄樊会战中为国捐躯。让剧团成员印象最深的是,观看《烙痕》时,大滴的眼泪从这个倔强勇猛的将领脸上落下来.。
此后,剧团转战于河南、安徽等地。1938年8月底,根据中共长江局委员董必武的建议,剧团全体成员赴延安休整。董必武还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写了介绍信。
在这个小小的剧团里,国共两方面的力量始终在暗中较量。何思源曾希望剧团北渡黄河回到山东去。一直以来,何思源希望这些年轻人能真的成为他们队伍中的一员,但他的希望落空了,这些年轻人提出要到西安去。
在郑州分别之际,何思源慷慨地送给剧团400元钱做路费。多年以后,在改换了门厅的北京,作为高级统战对象的何思源见到了中共高级干部荣高棠,谈起那次分手,何思源说:“怎么样,我当时对你们还是不错的吧?”他还说,他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西安,而是延安。
人各有志,何思源没有强求。在“最后的晚餐”上,大家开怀畅饮,何思源醉了,钟志青哭了,大家都哭了。即使明天是敌手,今天也是同志；即使分属两个阵营,此刻也有难舍之情……
剧团从1937年7月成立,到1938年10月奔赴延安,一年多来,他们走过了两万多里的漫漫旅程。这段战火中的青春岁月,被作家严平用浪漫的笔触,写成了《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一书。
责任编辑：谢妙 最后更新：2017-12-10 16: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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