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血火中的孩子剧团 ——一所不平常的学校
2017-12-11 10:03:45  来源：中国共青团网 作者：陈模   点击：  复制链接

　　 1932年，上海沪东区临青路临青坊里，有一所临青学校(后迁顺成里)，受到党所领导下的“社联”的积极支持。它的几任校长——严镜余、邓稷仁，任崇高、钟朗夫，以及主要教员——李嘉仲，刘望远，李林，杨浩庐，刘筱圃、吴新稼等30多人，大部分是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其中也有一些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这个学校设有小学部和初中部，每个学期保持学生200多人，他们大部分是工人子弟，交不起学杂费的学生，学校只让他们交书费。老师们除了授课，经常给学生讲解国难形势，激起他们抗日救亡的热情。晚上学校还办工人夜校，补习文化、英语，实际上是训练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初中部、高年级学生，不少人参加了上海救国会。市内举行的示威游行，重要的纪念日和抗日宣传活动，老师们都要带学生去参加。从1936年以后，全校由几十个学生积极分子，在里弄中和棚户区，开办了十个小先生分校。吸收了四、五百个穷孩子，每天傍晚学习《国难课本》、算术，也教歌、做游戏。学校还成立了孩子歌咏队，学了许多抗日歌曲，还排演了《捉汉奸》、《仁丹胡子》、《最后一课》等儿童剧，这些歌曲和话剧，在 沪东区和市内演出过多次。

　　 对于这样一所“红学校”，国民党特务和工部局的包打听，是不肯放过的。他们经常进行窥测对一些“赤化”教员进行盯梢。在1935年“一二·九”和1936年“九、一八”纪念等抗日活动中，工部局巡捕房对学校进行了两次大逮捕。学校停办了近两个月。但地下党组织还是想法子，使它复苏过来。

 

　　 “民族的希望”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派兵几十万进攻上海阐北、吴淞、江湾一带，许多同学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老师帮助一部分同学，越过日寇封锁线，来到法租界的难民收容所里。他们恨死了日本鬼子和汉奸，不愿意做小亡国奴，也不甘心在难民收容所里吃闲饭。学生会主席许立明、孩子歌咏队长张莺、小先生总校校长奚里德、学生会秘书傅承漠(陈模)，以及小先生张宗元，曹大庆，郭宝祥等10余人，聚集在恩派亚难民收容所里办起了《大家看》壁报，教难童识字，唱歌，在难民中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还为难民写家信，搞好所内卫生，开饭时维持秩序。男同学每天早上去卖报，赚点钱好买纸、笔、本子，大家干得非常起劲。

　　 不久，党员吴新稼老师来看望孩子们，他们把情况，向国难教育社(1936年由“教联”改组而成)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等汇报。他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些孩子很可爱，要好好培养，可以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

　　 以后，吴新稼同志每天到难民收容所里来，给孩子们讲抗战形势，帮他们练歌，又找来一批难童，排练了《火线上》，《捉汉奸》、《打回老家去》三个街头剧。吴雪同志给他们导演了《放下你的鞭子》。他们决定给本所难胞演出，没曾想，收容所的管理，早就讨厌他们，说他们进进出出，不象难民，骂他们是“小叫花子”，“小戏班子”，不肯把大灯泡借给他们演戏。他们到抗敌演剧队去借，演出了全部节目，受到难民同胞热烈的欢迎。初战的胜利，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他们要求到所外去演，吴老师说:“到所外去演，剧团应该有个名字呀!”有个同学说:“我们都是小孩子，就叫孩子剧团吧!”30几个孩子一齐鼓掌表示赞成，选出许立明、张莺、傅承漠、张宗元为干事，吴新稼为干事长。孩子剧团就这样诞生了。他们的团歌(吴新稼词，郭映艇曲)，是能反映孩子们的战斗激情的:

　　 我们生长在苦难里，

　　 我们成长在炮火下。

　　 不怕没有先生，

　　 不去留恋爹娘，

　　 凭着我们自己，

　　 努力学习努力干。

　　 孩子们，站起来!

　　 孩子们，站起来!

　　 在这抗战的大时代，

　　 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

　　 不久，难民所以他们“不守所规”为名，把他们撵了出来。在国难教育社和市文协的大力支持下，他们搬进了沪西的余日章小学，独立生活开始了。他们讨论、制定了团的公约、作息时间表，每天都应邀到市里去演几场戏，无论是在街头、学校、工厂、医院，还是难民收容所，都受到人民群众真诚的拥护。有一次去难民收容所演出，演完几出抗日话剧以后，几个青年当场站起来，激动地说:“看，小弟弟、小妹妹，父母被鬼子杀害了，还要出来抗日，我们也要打鬼子，不再流亡了!”

　　 9月中旬，他们根据地下党的指示，进驻上海国际难民收容所，除了日常对外演出，又承担了该所全部难童教育工作。陶行知先生领导的大场山海工学团，派来了林犁田、徐治平、徐祥仙三位小先生及徐睛加入剧团，林犁田被吸收为干事会干事。余日章、浦阳等小学也有学生来加入，孩子剧团的队伍扩大了。

　　 就在这个月，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达成统一战线的协议。当他听到地下党上海市委汇报说，上海人民已经动员起来，连小孩子也知道抗日，组织了抗日剧团时，他异常兴奋地说:“好哇，这些孩子的抗日精神，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希望!”他嘱咐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要好好关心、帮助孩子剧团。

 

　　 从上海到武汉

　　 10月以后，日寇占领闸北、大场、嘉定、真如，逐渐包围了上海。孩子剧团在市文协的领导下，积极地投入了保卫大上海的斗争。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从东线撤退，上海成了“孤岛”。日寇、敌特和汉奸，在市里四处搜捕抗日积极分子，孩子剧团的干事长吴新稼，也成了他们追捕的对象。当时比较暴露的地下党员，大都准备撤退到延安或江南抗日游击区去。王洞若要吴新稼也作撤退准备。孩子剧团只好解散了。可是团员们不愿意解散，愿意一起做抗日救亡工作。地下党同志研究，认为这些孩子政治觉悟高，能吃苦耐劳，有培养前途，放弃不管是可惜的；让他们留在上海，就会遭到日寇、汉奸的迫害，最后决定把他们带到内地去。王洞若从团员中挑选了19人，加上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介绍来的3人共22人(最小的8、9岁、最大的19岁)，坐英商轮到南通，再取道镇江，南京去武汉。地下党给他们筹足了300多元的路费。

　　 当时，停泊在吴淞口的敌舰，对上海进出的船只搜查很严。孩子剧团分成五批，化装成难民，或者是假装成别人的子女。从11月18日起，乘英轮离开上海，到天生港去集合。唐家阐、南通的群众和东北军，要求为他们演出，人们看了他们的戏很受感动。有位中年东北军官冲上台，把8岁的团员抱在怀里，热泪满面地对士兵们说:“谁无父母，谁无妻子儿女?看了这群受鬼子欺负，无家可归的孩子，谁不难过啊!……鬼子占了咱们的东三省、华北，如今又打到眼前来了，咱们和他们拚啊!”“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从全场爆发出来。

　　 就在演出过程中，长江南岸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从南通到南京的江轮已经停航。他们只好改坐木船，由南通溯运盐河北上，取道泰州到达扬州。想不到到达扬州后，日寇已进攻南京，我们能听到长江南岸的炮声了。他们只好徒步行军向北绕行。这时苏北正是隆冬，寒风刺骨，又下了大雪，大家毫不畏惧，背着行李，迎着朔风，顽强地前进。经过高邮、宝应、淮阴，到达邳县，再坐闷罐子车到徐州，又转郑州。在郑州休整，治病，又公演了3天，于1938年1月10日到达武汉。地下党同志早在大智门车站等他们，他们跋涉千里，历时50多天，总算找到了党的领导。

 

　　 难忘的欢迎会

　　 到武汉以后近两个月的饥寒劳累，团员们大多消瘦了，身上长了疥疮，衣服爬上了虱子，有的病倒了。从上海带出的旅费用光了，吃饭也成了问题。这天，有位慈祥的妈妈，来到他们的住处培心小学。她微笑着对我们说:“我叫邓颖超，周恩来同志让我代表他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来看望大家!”团员们都兴奋地把她围起来，亲热地叫她邓妈妈。

　　 邓妈妈抚摸着几个团员的头，问他们一路上的情形。她看望了剧团的小病号，嘱咐他们好好治病，还告诉他们消灭疥疮、虱子的方法。她夸他们年纪小、志气大，给我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说:“如果你们乐意，我介绍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几位小红军，和大家见面好不好?”“好!好!”大家的手都拍红了。

　　 过了几天，邓妈妈又来看大家，带来60多元钱。她说:“这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捐助你们的。”当时，办事处的同志们生活也很艰苦，这些钱是从他们很少的零花钱中拿出来的，其中有周副主席的，有董老的，叶剑英、博古、邓妈妈的，也有红小鬼——小八路的零用钱。孩子们接过这些钱，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1938年2月8日下午，周副主席派他的警卫员吴志坚，来接我们全体团员，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开欢迎会。大家心里乐开了花。

　　 八路军办事处的墙上，贴了许多欢迎的红绿标语。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博古、叶挺、郭沫若等同志，大家兴奋地不停鼓掌。周副主席问了剧团的成立和到武汉的经过，又要每个人讲了自己的简历。他们唱了《孩子剧团团歌》，又以莲花落的曲调，唱了《流浪儿》，“我们都是没家归的流浪儿，流落街头没饭吃。鬼子打进了我的家，爸爸妈妈全被杀……”歌声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不少女同志，小战士掉泪了。

　　 孩子们要求周伯伯讲话。他从容地站起来，深情地望着大家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看到过许多同志牺牲，可是没有象今天这样难过。那么多的孩子家破人亡，我们的民族的灾难太深重了!……斯大林同志说过，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我想补充说，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中一支小生力军，眼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你们和我们队伍中的小战士不同，他们依靠了大集体的帮助，增长了自己的能力。你们是在人们瞧不起的环境中，依靠自己的团结，斗争出来的……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

　　 周副主席的亲切教诲，象在每个人的心里点燃了一把火，照亮了漫长的人生的道路。

 

　　 “决不让反动派摧残孩子”

　　 周副主席和党组织的关怀，给了孩子剧团们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在汉口青年会举行公演，其中有新编的《帮助咱们的游击队》、《街头》等儿童剧。还到工厂、学校、保育院去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小朋友来入团，队伍一天天地扩大了。

　　 这些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他们派人来盘问孩子们是怎样到八路军办事处去的?还说以后办事处来了人，要去报告。还策划将孩子剧团送进鄂西的难童教养院，接着，国民党市党部指令将他们编入宣传大队，经费、吃住都有着落，还说，宿舍已经准备好了。

　　 孩子剧团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团员们都急得不得了，吴新稼赶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报告。周副主席不在，邓颖超同志一听，情况紧急，忙把博古、叶挺等同志请来一边商量，一边等周恩来同志回来决定。直到夜里11点多钟，周副主席回来了。他仔细听了汇报，坚毅地说:“坚决抵制合编，决不让反动派摧残孩子!明天早上在他们派车来接之前，你们天不亮就乘第一班船，到石灰窑矿区去。问到你们，就说给工人演戏，来不及辞行了。到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后，你们就派人回武汉，我们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孩子们听从周副主席的指示，后半夜3点多钟，就起床打好背包，悄悄地走出培心小学。在昏暗的街灯下，穿过大街小巷，来到江岸码头，坐上6点钟的小火轮，驶离了武汉。

 

　　 “好好学习，才能进步”

　　 1938年3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周副主席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于是由三厅将孩子剧团收编过来。成为三厅收编的第一个直辖单位。住下没几天，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一起来看望他们。周副主席看到孩子们出了壁报，站在山墙那里看了起来。他发现有些稿子有错别字，就从上衣口袋里拔出钢笔，一字一字地给改正过来。对孩子们说:“从前你们颠沛流离，没有条件学习。现在生活安定一些了，就要好好学习。不学习，就不能进步，没法做好工作!”

　　 不久，第三厅就派一位老党员陈乃昌担任孩子剧团的指导员，又为他们聘请了三厅的一些文艺家担任文化和戏剧、音乐教员。

　　 1938年8月中旬，孩子剧团跟随三厅撤退到湖南衡山、长沙，在那里开展宣传工作。在11月12日长沙大火前，特地拨给他们一辆卡车，让他们安全撤退到衡阳。接着，三厅又把我们转移到桂林。一天，周伯伯派他的警卫员吴志坚来看望我们，他对我们说:“周副主席最近工作非常忙，没工夫来看大家。他让我送一本书给你们，要你们好好学习讨论!”这本书，就是毛主席新著的《论持久战》。当时，敌机经常轰炸桂林，他们就带着《论持久战》这本书，到岩洞去阅读、讨论，懂得只有依靠人民，坚持持久战，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也懂得了学习的重要。

 

　　 搏击恶浪

　　 1939年的春天，孩子剧团来到当时的“战时陪都”——重庆。

　　 他们在重庆举办公演、儿童歌咏大会及儿童节等活动之后，根据周副主席指示我们，到中小城镇和农村去，给农民、工人演戏，向工农群众学习。当时，团员已发展到60多人，分成两个小队，用两年的时间，把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各县走一遍；并留下一个小工作队，坚持重庆的工作。

　　 1940年8月，剧团的两个队结束了四川各县的巡回演出工作，回到重庆市郊赖家桥的金家院子。一个月明的晚上，周伯伯和邓妈妈来看望他们。周伯伯、邓妈妈听孩子们汇报说，在各县除了演一些老戏，还搜集材料，编演了一些新戏，学会用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打金钱板、耍连箫、唱山歌等形式演唱，还帮助当地少年儿童组织抗日团体，都非常高兴。邓妈妈说:“看见你们很高兴，你们现在长大了，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各方面有了提高，也比以前成熟多了……”周伯伯以关怀和鞭策的口气说:“可是《流浪儿》唱得不如以前动人啰，还得努力呀!”他勉励孩子们在艰苦的环境里，要好好锻炼自己。一面做抗日宣传工作，还要挤点时间学点文化，读点书。他告诫大家年龄大点的团员，不要过早地谈恋爱，要把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上面来。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对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的工作，百般刁难阻挠，到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以改组三厅为名，撤换了郭先生厅长的职务，孩子剧团再也不能在郭先生的直接领导和保护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了。大家心事重重，为团体的前途担忧。有一天，周副主席来看望三厅的同志，一个团员问道:“周伯伯，第三厅改组了，郭先生不当厅长了，我们怎么办，谁管我们呢?”周伯伯以深情和爱抚的目光看看每一个人，说:“孩子们，怎么没人管你们呢?郭先生即使离开你们了，我相信，他心里会时常想着你们的。没人管你们，我们来管，没人要，我们要!”这些简短、亲切、充满深情的话，象一股热流，温暖着每个人的心。

　

　　 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遣散和取缔救亡进步团体，扼杀抗日群众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对孩子剧团的存在，早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改组以后的第三厅，想方设法破坏、打击孩子剧团。他们说孩子剧团是“小共产党”，竭力要把剧团调出第三厅，与重庆卫戍司令部政治部抗敌剧团合并，交给他们严加管辖，还强迫全体团员参加三青团，接受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孩子剧团又一次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团长林犁田同志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耳目，悄悄地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他向邓妈妈汇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新诡计，邓妈妈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林犁田回团以后，立刻带了一个年龄较小的团员代表，去见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表明这60多个孩子的心愿和“拒不从命”的态度。我们又去找一向同情，爱护孩子剧团的冯玉祥将军，请他向张治中“说情”，还采取各种巧妙的办法；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迫使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不得不三次收回调令。

　　 1941年以后，原来三厅的人大部分又转移到政治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来。孩子剧团的党支部，仍然受地下党特别支书记冯乃超领导，按照周副主席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积极宣传我们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1941年的春天，在重庆公演了三幕五场的儿童剧《乐园进行曲》，12月又上演了六幕童话趣剧《秃秃大王》(根据张天翼童话《秃秃大王》改编)。临上演前，国民党强迫修改剧名，才改为《猴儿大王》。这两出戏，都是由老戏剧家石凌鹤担任导演，舞蹈家吴晓邦等担任歌舞指导。这两个大型儿童剧，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抗战、民主的要求，揭露了汉奸、独裁者投降与分裂的丑恶的嘴脸；在儿童戏剧艺术上，也有一定的创造，达到了新的水平，赢得了重庆戏剧界、新闻界和青少年的称赞。

 

　　 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2年以后，国民党对孩子剧团的镇压也加剧了。这年9月，国民党的军委会政治部，以“改组”为名，撤换了剧团的团长和队长，派了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官，来接管剧团，强行改变孩子剧团作为抗日儿童戏剧团体的性质。

　　 周副主席遵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政策，指示地下党组织帮助我们，把剧团的骨干和大部分团员撤出第三厅，有的送到延安、东江纵队，有的转移到抗敌演剧队和其它团体，有的进学校继续读书。活跃在国民党区5年之久的孩子剧团，此时此刻是不复存在了，剧团的100多名团员，除个别同志被特务逮捕、关进集中营以外，在周副主席和地下党组织的呕心沥血的保护下，都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陆续走上了革命道路。

责任编辑：谢妙 最后更新：2017-12-11 1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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