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第二天张学良答记者：绝不抵抗 任日军所为
2016-08-31 10:23:32  来源：《凤凰大视野》 2011年3月7日  点击：  复制链接

　　核心提示：日本关东军借口追击逃兵，随后向东北军所在的北大营发起了攻击，时在奉天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藏式毅两人。荣臻急忙联系身在北平的张学良，张次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力量，亦无无开战理由，已经由沈，绝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凤凰卫视2011年3月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欢迎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两周是时间，和大家一起重温抗战时期的珍贵影像，其中很多镜头是第一次面世，那么，这些影像是谁拍摄的，在这些影像的背後，那些历经十四年战火的普通中国人，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刚刚度过了军阀混战，蒋介石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就在这时，“九一八”事件发生了，当时东北的面积相当于法国和德国面积的总和，人口总数占中国百分之三的东北却有着近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它被日本视为所谓“传统势力范围”，在名义上，它由土匪起家，留着八字胡的军阀张作霖统治，张作霖死于日本少壮军人之手后，少帅张学良继承了父业，但在时人看来，张学良只是一个有大烟瘾的花花公子。

　　解说：1931年9月18日，中国农历八月初七，过几天就是中秋节。

　　傍晚，在北平前门的中和戏院里，梅兰芳正在上演他的看家剧目《宇宙锋》，剧场包厢里坐着一个显赫人物，他便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此前，张学良因患伤寒症住进北平协和医院，病愈后仍在休养，多年后，他在美国对访问他的学者赵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个时候我在北京，我在医院养病，病刚好，那天我是请英国的大使，请他去看梅兰芳唱戏，这场戏是我为“辽西水灾”搞的募捐义演，来电话时，梅兰芳正演唱到“金殿装疯”一段，气得我咬牙关火上眉尖，我手中有兵刃决一死战。

　　何世礼是张学良的副官，与张家是世交，那天他随父亲何东陪张学良听戏，他记得，大家正听在兴头上，包厢外忽有人求见。至十时许，忽见其副官处长汤国桢来报告说，请接沈阳电话，汉公（张学良）嘱其代劳，旋又来告，谓荣臻参谋长言，必须其亲自接听，汉公方离席，且一去不回，亦无任何交代，其父以其毫无礼貌，非常不快，翌晨见报，始知发生此不幸大事。何世礼所说的大事便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十点多钟，位于沈阳郊区柳条湖的南满铁路边，传来了沉闷的爆炸声。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一段，然后扔下三具着中国军衣的尸体，嫁祸中国军队所为，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日军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战后这样回忆。十八日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黑沉沉一片，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湖方向走去，在这里，河本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十点多，爆炸时轰的一声，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四处飞散。

　　日本关东军借口追击逃兵，随后向东北军所在的北大营发起了攻击，时在奉天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藏式毅两人。荣臻急忙联系身在北平的张学良，张次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力量，亦无无开战理由，已经由沈，绝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实际上，几日前，张学良对日军的异动已有既定方针，7月6日，他在电令中这样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

　　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起得很早，他和宋美龄去了中山陵，然后参加了国府会议，晚九点半登永绥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直到9月19日晚，整整一天后，他才得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

　　实际上，没有超过十二小时，至9月19日中午，日军已全部占领了沈阳，在这期间，东北军完全没有抵抗，对于东北普通的百姓来说，“九一八”来得太突然了。

　　康延正当年在奉天的东北大学读书，9月18日晚，他在学校的图书馆上自习，时隔多年，他仍然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和同学们在图书馆上完自习回到宿舍，刚要就寝，就被爆炸声惊起，一时间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听到北大营方面机关枪声大作，同学们三五成群在议论，是否日本军又在演习呢，因为日本军经常演习，只听到断断续续的机枪声，一直响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左右。

　　从小随家人迁居沈阳的山峰奇，那年十一岁，“九一八事变”前的生活他仍记得。我家住在奉天大东区管城街一带，离小河沿不远，我小时候在那里捉青蛙、捕蜻蜓、斗蛐蛐，玩得昏天黑地，无忧无虑。奉天，由于是“东北王”张作霖帅府所在地，因此治安比较稳定，百业兴旺，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对大帅充满了敬畏和敬仰。

　　自1931年9月18日起，山峰奇发现，一切都改变了。中午，我扒着门缝向外张望，一队日军跟着笨重、丑陋的装甲车，正在门前慢吞吞的走过，柴油的臭气和扬起的尘土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

　　孙竞寰是奉天边业银行的小职员，边业银行是原奉军的财产，也是少帅张学良的私有银行，孙竞寰每月工资八块大洋，银行还管吃管住，“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孙竞寰去上班时，却被日本人堵在了银行里，许进不许出。时银行停业两天，随后便被日本人接管了。孙竞寰回忆，第三天，日军向我们银行派出助在员，驻在员与经理一个桌办公，大事经理就得请示他，业务活动照常进行。

　　与孙竞寰相比，正在东北大学读书的康延正及学生们的处境就艰难多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的师生断了炊，学校不得不向德国领事馆求助。这时，由东北大学杨毓祯教授出面，恳请德国驻奉天领事帮忙，德国驻奉天领事是杨教授在德国留学时的同学，他用领事馆的汽车运粮，帮助我们解决师生口粮问题，维持三千师生的生活。

　　解说：此时，在奉天城内，日本已开始搜索杀戮被怀疑是东北军的人，人们在大南门城楼上，天天能看到中国人的头挂在那里，天天都不一样，此情此景，让东北将领韩家麟的妻子心惊肉跳。

　　韩家麟事变时住在军校，尚未回家，他的大女儿韩国珍回忆，我家里还有枪，我父亲那时候有个叫做八撸子的小手枪，我母亲挺聪明的，一看日本兵满处跑，就把枪藏到灶坑底下，挖个坑埋起来了，另外还有军装，收拾收拾，我母亲都给包起来了，趁着天黑偷着扔出去了。

　　韩国珍记得，数天后父亲从军校溜回家时，已是一身农民打扮，并立即带着家人混入向关内逃亡的人群，经过日军哨卡时，父亲分外小心，生怕头上戴军帽留下的痕迹被日军看出来。在皇姑屯车站，一家人终于挤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韩国珍仍记得当时的情景。赶到皇姑屯，已经乱了，车次不按终点开，也不卖票了，火车就停在轨道上，人满了车就开走，我们都上不去，那时我跟我弟弟都十几岁，还有两个小的呢，两个妹妹，我父亲托着，从窗户爬进去的，有的爬不进去，就爬到车顶上，也不怕车一走，栽下来，只要离开沈阳就好了。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后，开始进攻锦州，国民政府及国内各界纷纷致电，呼吁东北军保卫锦州，张学良却明令守锦的东北军，在日军进攻时撤至关内，他说，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

　　仅仅半年时间，两万日军便占领了东北全境，而二十万东北军几乎不战而退至关内，东北军是张学良唯一的政治资本，他希望它完好无损。

　　1932年1月21日，中国人盼望的国联调查团终于成立了，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这是张学良对来访的调查团演讲的录像。

　　张学良：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为这个暴力之下，牺牲有数千万的财产，有数千无告的这种平民。

　　解说：1932年9月4日，李顿调查团得出结论，“九一八事变”是日方的责任，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四十二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决议，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以示抗议。

　　中国人指望的国际干预的期待也落空了，日本代表团回国时受到了热烈欢迎。

　　随着日军对东三省的侵占，更多的东北难民正源源不断的涌入关内，李纯德曾在奉天大东门邮政局谋职，“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他随邮局逃亡关内，此后再也没见过留在关外的父母，因此，每年9月18日，李纯德一大早就起床，给父母上香磕头，然后嚎啕大哭，孩子们都知道，“九一八”这一天不能惹爸爸生气，他的儿子李植国回忆，父亲在世时，一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就伤心不已，那句“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总让他想起“九一八”后就再也没有谋面的双亲。

　　《松花江上》是当年传遍全中国的一首流亡歌曲，作者名做张寒晖，河北定县人，毕业于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张寒晖在西安二中任教时，亲眼目睹了东北军民有家难回，有仇难报的处境，怀着亡国之恨谱写了这首歌。

　　曾子墨：“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会商，除了丧失的领土外，张说他本人在沈阳还有约一亿元的个人资产，其中三分之一是金条。蒋介石对此当然无能为力，此时在东北，日本人正在把张学良的画像，从各个政府办公楼里摘下，他们还用四百一十七个包装箱，把张的私人物品送还给了他，张发现，其中不包括金条。日本人现在要做的是找一个真正听话的傀儡，主政即将成立的满洲国。

　　解说：1931年11月4日，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神秘地出现在天津，他深夜踏进溥仪所住的静园公馆，土肥原操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溥仪因当年土肥原将他接到天津而对他很有好感，溥仪这样描述土肥原，他那年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出现了松驰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始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话来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日后，溥仪的日语翻译林出贤次郎在自己的《绝密会见录》中，记录了土肥原在天津对溥仪说的话，现在正是宣统皇帝恢复祖宗大业之时，当然，陛下如果继续留在天津，在日本租界内仍然会得到充分保护，但若前往满洲，便可登上元首之位，万一失败，陛下住在关东州内，日本也能给与充分保护。

　　1932年3月，生活在东北的中国老百姓忽然发现，一夜之间，他们的身份被改变了，吉林人徐德源回忆，伪满洲国成立时我才六岁，那时，日本人严禁老百姓说自己是中国人，必须承认是“满洲国人”。大人们怕我们这些小孩子出事，出门前常一再叮嘱可别说走了嘴。

　　这一年，长春改名叫“新京”，成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溥仪成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在所谓的就职大典上，溥仪本打算穿龙袍，但日本关东军表示，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帝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溥仪只能穿日本人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服装，典礼上，数十名穿长袍马褂的满清遗老向溥仪叩拜，溥仪则身着大元帅服以半躬答之，这不伦不类的仪式让双方都很郁闷。溥仪回忆，那天我穿了西式大礼服，接受到场的中国人三鞠躬，我行了一鞠躬答礼，经我亲手升起的“满洲国国旗”，像一块黄色的补丁。

　　溥仪初政时还颇有心气，他这样回忆道，从这一天起，我真的不在睡懒觉，早早起来便到执政办公室去办公，我那时最忙的公事共是去见求见我的人，除了各部总长，还有前清遗老，当地绅商，我是有求必见，往往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除了吃饭，我都在办公，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谁也不找我谈“国事”，当我向他们问起时，他们就说，次长办着了，次长就是日本人。

　　此后，溥仪的热情大减，于是，他在奏折上只批注“知道了”、“可以”两个词。

　　解说：自1932年起，日本开始组织所谓的“武装移民开拓团”，强制国内农民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日本政府为此还征召了大量十七至二十五岁的日本女孩儿，嫁给“开拓团”成员，给他们的新生儿以“大地之子”的荣誉。

　　铃木则子家在东京，是延续四代的蔬菜批发商，她十四岁时，作为“开拓团员”随全家移民东北，她回忆道，哥哥是独子，去了海军学校，因此父亲的情绪一落千丈，就在生意做不下去的时候，上边发出了满洲，王道乐土，五族共和，一定要为大东亚共荣圈出力的号召，因此，家里聚集起来好多人，最后，父亲被大伙说服，勉强作出了到满洲去的决定。

　　当时，日本广田内阁计划用二十年时间，向东北移民一百万户计五百万人，以稀释中国人口，铃木则子还记得，她随家人来到东北时，憨厚的当地农民赶着马车来欢迎他们。在哈拉黑车站下车的时候，我们被那么广阔的、望不到尽头的、令人惊讶的地方所征服，那是没法用语言表达的。

　　伪满洲国当时推行所谓的“五族协和”的口号，到1940年，伪满洲国四千两百万人口，中国人占百分之九十，其次为朝鲜人、蒙古人，日本人则占到了百分之二，中国人当年在伪满洲国的地位排在日本人、朝鲜人之后，华北开战后，伪满洲国实行配给制度，日本人发红皮粮本，每人每月供应大米、面粉三十斤，黄豆十斤，朝鲜人可以吃混入大米的小米饭，中国人则发绿皮粮本，每人每月只供给高粱米或玉米面二十四斤和部分杂豆。

　　满洲国的《米谷管理法》甚至规定，只有日本人能够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还规定中国农民的余粮一律上缴，称为“出荷”。

　　王永武家住沈阳新城子，他记得，家里兄弟们在门前挖了一个大沟，四周围上芦席，秋天收了粮食就晾干，藏在沟里再掩上土。没办法，当时日本人要求所有余粮一律上缴，可是谁家都不够吃啊，哪有那么多粮食“出荷”。

　　时，日本财阀利用东北丰富的资源建工厂、造水电站、修铁路，当时伪满洲国的铁路全长一万多公里，南满铁路两侧烟囱林立，成了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日本把它当成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仅农业每年就向日本本土提供一千万吨以上的粮食。

　　为培养对日本有认同感的新一代“满洲国民”，伪满洲国还建立了完备的日式教育体系，从小学开始分为国初、国优、国高和大学，一位当年在满洲读书的东北人这样回忆，我在1937年春季上初级小学，学校全称“河南街国民初级学校”，从家里整天玩闹到学校学习，简直是人生巨变，当我父亲把我送到学校，一切都那么新鲜，更有意思的是每天早操先唱“满洲国歌”，再唱日本国歌，当时有两个皇帝，一个“满洲国皇帝”，一个日本国天皇，他们一个在“新京”，一个在东京，我们见不到，向东一拜，再向西一拜，这成了“老生常谈”不走脑子。

　　在枯燥乏味的“朝会”上，我们冬天冻坏手脚，夏天被烈日晒昏的事情时有发生，所有人都对它深恶痛绝，但也只能默默忍受。

　　一些中国人到伪满学校上学，能够得到免费教育和生活，同时学校的民族歧视不像校外那么厉害，时《东亚时报》载文，建国大学对家境贫寒的他而言，无需缴纳学费及衣食住的费用，还可以领到零花钱，学生中除了日本人和中国人外，还有朝鲜人、俄罗斯人、蒙古人，在学生宿舍共同生活了六年光景，在校外日本人吃大米，中国人吃高粱，在学校则吃同样的伙食。

　　1935年4月2日，溥仪由日本关东军安排，第一次去日本访问，日方以史无前例的盛礼接待了他，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率全体内阁大臣亲到东京火车站迎候，连天皇的母亲都打破常规，在后宫宴请了溥仪。

　　她叫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李香兰的父亲当时在抚顺煤矿任职，李香兰出生于东北，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十三岁时，她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时上扬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也因此有了一个中国名字，李香兰日后因一曲《夜来香》而红遍南北。

　　当那首《夜来香》风靡南北时，很多人都认为李香兰也是中国人，但她后来出演了多部宣传所谓“五族协和”，中国姑娘爱上日本军人的影片，日本和中国的双重身份，曾让李香兰十分困惑，她后来回忆，1938年10月，十八岁的我作为“日满亲善”代表首次回日本，当验过护照刚要下船时，听到一个日本官员凶狠地冲我喝道，你还是日本人吗，一等国民却穿着支那服，不觉得羞耻吗。当时我都蒙了，不明白那个日本人为什么说那种话，为此我十分苦恼。

　　有趣的是，李香兰的成名曲《夜来香》，后来被日本禁播，理由是这是一首颓废且损伤士气的敌国音乐，不久《夜来香》在中国被禁，取而代之的是一首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歌诞生在1934年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田汉的女儿田野回忆了父亲创作这首歌曲的经过，当时电通公司向父亲征稿，父亲就先交了个简单的，名叫《凤凰的再生》的剧本，1935年2月，父亲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改名为《风云儿女》，这时需要一首主题曲，父亲就在监狱里，把词写在一个烟盒上带出去。

　　《义勇军进行曲》的背景便是“九一八事变”后，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组织“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等抗日武装的过程，参加者有前东北军官兵、警察、农、工、商、学乃至地方乡绅，一些绿林“胡子”、“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武装也揭竿而起，最多时达到了三十余万人。

　　曾子墨：“九一八事变”让蒋介石陷入了痛苦之中，与其说蒋惧怕日本人的武力，不如说他担心后院着火，假使他将自己军队派往东北与日本人硬拼，在他的背後，各地的豪强们将自立王国，此时，长江的水患和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也让他放心不下，他希望在真正的战争到来之前，他能够清除背後的这些隐患，整合所有的力量，使中国以更强大的面貌出现，但日本人不会给他喘息的时间，他们的脚步从东北跨向了华北。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31 10: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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