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日本对东北严重罪行：实施文化奴役
2016-09-20 09:32:14  来源：人民网 2012-09-14 作者不详  点击：  复制链接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强制推行“国策文艺”，力图以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来同化东北人民。为此，日本侵略者全面加强了对伪满文艺界的操控力度，将伪满文艺紧紧地限定在殖民主义文化所允许的范围之内。面对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黑暗的社会现实，东北人民并没有相信“国策文艺”虚假的欺骗宣传。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在统治东北的问题上，日本侵略者认识到武力镇压只能起作用于一时，要想长久地巩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必须要从思想文化上彻底征服东北人民，以贯穿着日本思想精神的殖民地文艺来同化腐蚀东北人民，“使原有居民的民心皇道顺化”。[1]为此，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强制推行“国策文艺”，全方位地加强对文艺活动的操纵与控制，使伪满文艺成为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东北的舆论宣传工具。

　　一、建立强化殖民文艺的统治机构和御用文艺组织

　　在充分地认识到文艺工作在宣传教化民众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之后，日本侵略者特别强化了对伪满文艺创作活动的操纵与管理，政府文艺管理机构多次进行调整，各种文艺组织也几经变化，对文艺界人士及其创作的控制也随之愈发紧密，力图实现对伪满文艺的高度统制。

　　在日本殖民统治东北的初期和中期，伪国务院弘报处作为主要的专职机构，全力执行对伪满文艺工作的监督与管理，伪治安部、伪民生部、伪司法部以及协和会等部门也承担了其中的一部分职责。伪弘报处的前身为成立于1932年的伪资政局弘法处，其任务主要为推行殖民思想文化，“宣传建国并施政之精神”，对东北人民进行“国策文艺”的欺骗宣传，“涵养民力，善导民心”。[2] 1933年底，日本侵略者废除了伪资政局，将实行文艺统辖工作的权限交给了新成立的伪总务厅情报处。到了1937年，为了全面强化日本人对伪政权的直接控制，伪满政府机构内进行大调整，日本侵略者又将伪情报处扩大为伪弘报处，使之成为伪满后期最终掌握殖民文艺统辖大权的政府行政管理机构。

　　由于伪满分管文艺的部门众多，权力分散，彼此之间配合有时难免不够默契，对文艺工作缺乏统一的全盘的筹划与考虑，不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伪满文艺的全面操纵。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日本侵略者决定将由其它部门所负责的文艺统辖事项均一并移交给伪弘报处，由伪弘报处负责集中统一管理。1940年12月5日，日本殖民当局将伪治安部所管对电影、报纸、出版的审查，伪民生部文化科对文艺、美术、音乐、戏剧等文艺部门的审查与管理，统统交由伪弘报处处理。[3] 至1941年1月，伪弘报处成为伪满傀儡政府中唯一负责所有文艺项目统辖工作的部门，其职权之广泛，包括有：（1）关于舆论的指导事项；（2）关于文艺、美术、音乐、演剧、电影、唱片及图书等的普及事项；（3）关于重要政策的发表事项；（4）关于弘报机关的指导监督事项；（5）关于宣传资材的统制事项；（6）关于出版物、电影、唱片及其他宣传品的管理事项；（7）关于广播事项及报道通信的指导管理事项；（8）关于情报事项；（9）关于其他对内外宣传事项。[4]

　　为了推动殖民主义文艺的顺利开展，日本侵略当局将原本处于分散状态的文艺界人士组织集中起来，拼凑了各种名目的文艺团体，加强对伪满中国文人的控制；同时让大量的“日”系文人也加入到其中，掌握了各文艺协会的实权，以强化伪满的“国策”文艺创作活动。

　　1933年，由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任会长的“满日文化协会”成立，实权掌握在副会长日本人冈部长景手里。该会汇聚了一大批甘愿卖国的汉奸文人，为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东北唱赞歌。1936年6月30日成立的“满洲文话会”，由在东北的日本文化人组成，同样进行各种殖民文艺的创作宣传活动。1941年，日伪当局颁布了《艺文指导要纲》，确定了旨在彻底加强对文艺工作实行集中统制的方针，原有的这些松散半官方性质的文艺团体，显然已经不能够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便被解散。日本侵略者着手组建新的隶属于伪弘报处的各御用官方文艺团体，要把“文学、音乐、美术、演剧各部门之专门家，分别组织巩固之团体”，在此基础上“组织满洲文艺联盟”，并由“政府直接指导各团体”。[5]

　　在伪弘报处的授意下，1941年7月5日，“满洲剧团协会”成立大会得以顺利召开，与会人员“赞成”通过了由伪弘报处一手拟定的《满洲剧团协会纲要》。7月27日，伪弘报处再次组织召集会议，成立了主要由文学界人士组成的“满洲文艺家协会”，同样走过场式地通过了由伪弘报处事先准备好的《满洲文艺家协会纲要》，宣称设立该会的宗旨为“创造以建国精神为基调的作品，使我国文艺兴旺发达，达到使国民精神昂扬向上的目的”。[6]紧接着，8月10日满洲乐团协会，8月17日满洲美术家协会成立大会也相继召开。至此经过前期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日本殖民当局觉得成立统一的文艺联盟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1941年8月25日，伪弘报处在伪都“新京”召集以上4个文艺协会的负责人及各地文艺界人士的代表，共40余人开会，在会上正式成立了由这4个文艺协会加入组成的“满洲文艺联盟”。此后，组建其他各类御用文艺团体的活动，仍然在按计划有序地进行着。同年12月7日“满洲书道家协会”，12月21日“满洲写真家协会”等各种文艺组织也陆续成立，并随之先后加入了“满洲文艺联盟”。

　　“满洲文艺联盟”属于典型的地道的殖民主义御用文艺团体，这其中除书道家协会外，其他各文艺协会的委员长、事务局长都由日本文艺界人士来担任，甚至不少协会的会员也大多数为日本人，足见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文艺界控制的程度之深。各文艺协会均下设有处理本协会内各种实际事务的事务局，伪弘报处就是通过它，来实现对下属各协会以及文艺界人士的直接掌控，使伪满的文艺能够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东北服务。
 　　二、亲近日本排斥中国的文艺统治方针

　　日本侵略者利用它们手中侵掠而来的殖民统治权力，大肆打击东北原有的中国文化，将为数众多的日本文艺作品强行输入到伪满，妄图使东北的文艺去中国化而贴近日本，使得东北的文化遭到了极大的摧残与破坏。日本帝国主义希望以此来使东北人民永远忘掉自己原本已经拥有不容改变的国家、民族意识，以及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接受日本特别是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文化。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禁绝任何有损日本和伪满形象，不利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文艺作品，不使它们的思想内容流传到东北民众当中去。不仅那些带有中国国家民族观念的作品首当其冲地被禁止，并且凡是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品也一律难逃厄运。其目的显然在于使东北人民永远处于蒙昧状态，绝对服从于日本法西斯和伪满傀儡皇帝的殖民专制统治。

　　首先，对于那些已经出版，带有明显中国色彩，启迪人们心灵的文艺作品，采取直接销毁的方式。据伪文教部统计，仅在1932年3月至7月，日本侵略者就焚烧各类书籍达650多万册。[7]

　　其次，严格审查制度，禁止各种进步、爱国的文艺作品出版发行。日本帝国主义设立了官方文艺审查机构，对伪满文艺界人士创作的所 有文艺作品，都要逐一进行检查。这种检查可以说是到了肆意挑剔登峰造极的地步，凡是他们认为有一点儿小毛病的作品就要被查禁。从1935年至1938年，日本殖民者禁止发行的各类报刊就达9760份，书籍3508册。[6] 电影也是日本侵略者查禁文艺作品的大头。仅在1936年一年的时间里，因日伪文艺当局审查不合格而遭禁演的影片就有178部。

　　再次，严禁任何具有妨碍日本殖民统治思想内容的文艺作品输入到东北。为了不使来自伪满境外的“违禁”作品进入到东北人民的视野当中，日本殖民当局对进口到东北的文艺作品，全部施行检查，稍不如意者就要禁止输入，这其中尤以对来自中国关内的文艺作品审查最甚。如在1939年以“不利于治安”为理由而禁止发行的743种境外出版物当中，来自中国关内的出版物占到了第一位，达488种之多。[6]同年禁演的境外影片43部当中，也以来自中国关内的影片最多，为18部。日本帝国主义想要以此来逐步断绝中国东北与关内的血肉文化联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英等与日本交战国家的出版物，也被当作“敌性读物”，而禁止输入发行了。

　　日本侵略者在对东北的中国文化普遍予以摧残的同时，对于其他国家所没有而为中国所独有的传统文艺形式，更是特别予以“关照”。戏曲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代表，自然成为日本殖民者重点打击的对象。传统戏曲必须要改变以往多年来形成的创作思维和演出内容，按照统治当局的思想与立场去编演新剧目，才能被允许继续生存下去，否则就不准许它演出，让其消亡。以京剧为例，因为是中国第一大剧种，在群众中的影响最大，深受群众所喜爱，日本殖民者特意将它挑选出来，利用京剧作为达到他们罪恶目的的工具，“政府更想利用它在宣传教化方面，所以极力维护和提倡”。因此，日本侵略者对京剧采取了所谓“扶植”的政策，把传统的剧目取消，而去编演经过日伪当局严格审查，“更将出演的剧本，逐一检查”，充斥着浓厚的殖民主义文化色彩的新编剧目，“若想使旧剧（指京剧）的艺术在满洲振兴起来，就必须有一种新立场的旧剧产生，即合于现在满洲国情的旧剧充分地活动在舞台上”。[8]在伪弘报处的大力提倡和直接插手下，1939年污蔑我东北抗日武装，颂扬日伪军政当局的新编京剧《全诏记》、《节孝全》，在伪满各地隆重上演，成为当时轰动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传统的戏曲几乎陷入濒于沦亡的境地。

　　日本殖民者一方面极力清除东北固有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却大量输入日本文艺作品，“所谓日满文化交流”，“就是输入日本文化”，[9]妄想以日本法西斯的文艺作品来占领东北的文化阵地，取代中国的民族文艺。1936年，日本向伪满强制输入各种书籍有58.7万余册，1938年就突破1000余万册大关，到了1941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3440万余册。当时在东北的各个图书馆里，都被迫收藏有为数不少的日本进口书籍，日文书籍俨然成为馆藏图书的主角。1936年伪满输入的日本电影为154部，1938年即达到了惊人的1630部。[10]其他如音乐、美术、戏剧等各种形式的日本文艺作品，也都在数量上超过了同类的中国作品。

　　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能够采取殖民强制手段，使伪满的文艺界到处都充斥着日本的文艺作品，却难以做到让这些作品占据东北人民的心灵世界。东北一些爱国、进步的文艺界人士，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巧妙隐晦地创作出反抗日本侵略统治的文艺作品，反对日本殖民者文艺统制政策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迫于当时的严酷环境，在东北的中国作家不可能直接去创作出公开的反日题材作品，而是更多采用暗喻的手法，通过对伪满社会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曲折地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侵略和压迫，因此而唤醒起人民的反抗意识。

　　日本帝国主义严酷镇压东北人民爱国抗日的文艺斗争。在伪满警务部门里设有众多的文艺警察，专司文艺侦察工作，严密监视文艺界人士的思想动态以及社会活动，掌握他们的创作意图。一旦发现有“不良”倾向的文艺界人士，立刻加以残酷的镇压，即使是对传播浏览者也不放过。日本侵略者多次制造跟文艺界有关的大惨案，影响较大的有1936年发生的《黑龙江民报》事件、《大北新报画刊》事件，1937年的哈尔滨口琴社事件，1941年发生的“一二·三○”读书会事件等。在整个日本统治的14年间，东北文艺界的上空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恐怖的阴云。

　　与在伪满的中国文人备受压制和打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多的日本文艺界人士却相继进入到东北。这些人遍及于小说、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等各个文艺领域，仅“满洲文话会”一个组织就有日本作家400余人。他们掌握控制了伪满文艺界的创作活动，对东北人民肆意进行文化侵略，成为伪满“国策文艺”创作的骨干力量。

 　　三、明确出台各种殖民主义文艺法规和纲领

　　日本殖民者清楚地认识到，输入到东北的日本文艺作品虽多，也毕竟是舶来品，不能从根本上征服民心，要想使殖民思想文化的毒素更容易地被东北人民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得创造出切合日本殖民统治实际，符合伪满当地情形的“国策文艺”作品。为此，日本侵略者制定出台了各种文艺法规和纲领，将伪满文艺紧紧地限定在殖民主义文艺的范畴之内，创造出属于伪满自身的殖民地化的文艺作品。

　　1932年10月伪满傀儡政府成立后不久，即颁布了《出版法》，以殖民主义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伪满文艺界人士不得创作出版发行任何反“满”抗日题材的出版物。其中明确禁止了8种“不准揭载”描写出版的情况，文艺作品中如出现有“不法变革国家组织法大纲或危害国家存在之基础”，“惑乱民心”，“煽动犯罪”等内容，[11]出版社一律不准出版，已出版者也要严加取缔。总而言之，凡是宣传人们不承认日伪统治的合法性，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出版物，都是不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允许的。

　　1937年3月，根据伪满第41号法令《满洲国图书株式会社法》，由日本人直接掌控的满洲图书株式会社成立，主要出版发行供各级各类学校奴化教育教学所用的全部教科书，和用以“指导国民思想”的普通图书。作为伪满唯一的图书出版社，日本侵略者垄断控制了伪满的一切图书出版发行事业。

　　在所有的文艺种类当中，电影以其通俗易懂，受众广泛，适合于各阶层不同文化素质的人群，深受日本殖民者所青睐，将它作为宣传“启发”教化民众最重要的手段，“电影在宣传、慰安、告知、启发、指导上所占的地位，要高出任何一个部门。”[12]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帝国主义特别加强了对电影的统制。1934年，日伪当局颁布了《电影片取缔规则施行细则》,明确严禁有不敬傀儡皇帝，揭示伪政权的反动实质，“亵渎帝室尊严”，“有损于国家或官方的威信”；暴露出在日本帝国主义虚伪宣传之下被掩盖的社会真相，“违反王道主义”，“违反民族协和的宗旨”；反对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的经济搜刮政策，“有扰乱经济秩序的可能”；不承认伪满殖民法规，要求人们不为日本殖民统治出力，“蔑视法律及其他国民义务”；指明人民要奋起抗争，“包含紊乱政治秩序或打破社会根本规则的思想”，“有表示团体的斗争或助长社会纷扰之可能”，“表示攻击国家机关或公共机关”[13]等情节内容的影片摄制出品。

　　上述法规的颁布和实行，使得伪满“国策文艺”的创作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从总体上来看，由于伪满的许多中国文人出于自发的民族感情，对“国策文艺”的创作并不感兴趣，使得“国策文艺”远没有达到日本侵略者所设想的效果。日本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承认，较之对东北的经济掠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相比，“文艺之发展，较诸产业、经济、交通等其他部门，尚在水准以下之跛行状态。”日本侵略者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结为文艺界人士对于伪满“建国精神”理念的认识不够，“观念错误混淆，以致有害文化之健全发展”。[5]为了从根本上推动“国策文艺”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制定一个整体性的文艺统制纲领，全面“指导”伪满各个文艺部门的创作，在东北彻底实行殖民主义文艺专制统治，“兹拟确定文艺指导方针，施行育成指导……而普及于全国，以期精神的建设与物质的建设工作，相辅而行。”[14]

　　1941年3月23日，在伪弘报处的精心策划下，召开了“文艺关系者垦谈会”，邀集150名伪满文艺界人士与会，在会上正式抛出了纲领性的文件《艺文指导要纲》。日本侵略者所说的“艺文”，包括文艺、美术、音乐、演艺、电影、摄影等项。《要纲》共包含有趣旨、艺文之特质、艺文团体组织之确定、艺文之促进活动、艺文教育及研究机关五大部分。其核心思想是确定伪满的“艺文”要“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纮一宇精神之美的显现”，将日本想要征服整个世界的军国主义文化具体体现到伪满，就是要东北人民树立起拥护日本殖民统治，效忠伪政权的奴才思想。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把“世界第一等”的日本“艺文”移植到中国东北来，“以日本艺文为经，原住民族固有之艺文为纬，取世界艺文之粹，而造成浑然独特之艺文”，形成以日本法西斯思想文化为核心，结合伪满本地实际情况的新型的殖民地文艺，为“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而存在。[5]《要纲》并号召伪满的文艺界人士“必须发挥其高度的热心毅力，自觉其国家的重大使命，各尽所长，努力前进”，“共举建国兴亚之大业焉”，[14]积极地投身于“国策文艺”的创作之中。

　　《艺文指导要纲》颁布以后，伪满的文艺创作活动完全被纳入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官制文化”的轨道。伪满的文艺界人士基本上只能创作跟日本殖民统治东北方针政策紧密相联的“国策文艺”作品，不仅隐含民主进步、爱国思想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出版比以前更加艰难，被压缩到了很小的空间，就连那些与政治无涉，与时局无关的生活消闲类普通文艺作品发表的机会也大不如从前。身处这样的环境，一些作家即使不想创作殖民文艺作品也很难做到。“满洲文艺家协会”就组织该协会内的会员作家，动员他们写歌颂“大东亚圣战”的“献纳诗”。作家如果坚持不写，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迫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殖民当局大规模地组织各方面的文艺界人士，参加报道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开拓团等地方，描写报道基层的生活，胡编乱造所谓伪满洲国人们的“奋进”精神，以及伪满国家“欣欣向荣”的气象，作为“圣战”精神来欺骗东北人民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效力。在这种氛围的渲染下，产生了一些有份量的殖民地文艺作品，内容不外乎为吹捧日本的战争行为，美化在日伪统治之下的殖民地社会现实，恶毒攻击污蔑我抗日武装。在文学创作上，有山田清三郎《建国列传》、神户悌《县城》、北村谦次郎《春联》等臭名昭著的殖民文学作品，以及众多的“开拓文学”作品。电影制作上产生了《黄河》、《大地逢春》、《碧血艳影》等著名的反动影片。其他的文艺领域亦莫不如此。日本的音乐家经常与伪满的音乐界人士在一起，举行“国策音乐”的演出。伪满各地经常举办“关东军报道队展”、“开拓团勤劳奉仕报道展”等“报道美术”作品展，展出“国策美术”作品。一时间，伪满文艺界殖民主义文艺创作空前猖獗。

　　通过实施殖民文艺统制政策，日本侵略者掌握与操控了伪满文艺界的主导权，但却根本无法实现他们利用殖民文艺同化东北人民的险恶用心。面对日本侵略者血腥镇压东北人民，疯狂掠夺东北人民，将东北人民置于奴隶的境地等活生生的现实，又有多少中国人会去真正相信“国策文艺”那些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虚假宣传。等到“八·一五”光复以后，“国策文艺”也就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留给后人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人民犯下的又一严重罪行！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20 09: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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