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中的“九一八”（一）
2016-12-29 14:04:46  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徐戬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沟的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开始突然袭击中国军队的驻地沈阳北大营，并炮轰沈阳城，制造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图为爆破现场。

　　内容提要： 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九一八”的世界历史意义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九一八”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而且与现代中国奠定国基的历程息息相关。只要日本对满蒙实施实际控制，“新中国”就只能是政治幻想。本文尝试重新理解作为世界史事件的“九一八”，揭示中日战争对共和国政治品质的深远影响。深入分析战后日本的历史衍变，即可发现“大日本帝国”名亡实存，自晚清直至当下，它始终威胁着中华民族的国家安全。为了看清战后格局的实质，本文论述了美国对日本的“教育”，以此折射出百年来中日问题背后的现代性危机。美国对日本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教育”，导致日本一再罔顾道义。只有对日本进行“再文明化”，才能真正避免“大日本帝国”卷土重来。

　　引言

　　1937年7月，日军越过卢沟桥发起对北平的占领性攻击，中国的全面抗日从此爆发，“八年全面抗战”即从这一“事变”算起。然而，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一个春秋的“九一八”意味着什么呢?严格来讲，我们恐怕未必熟悉“九一八”，至少谈不上真正理解这一事件。

　　1931年9月起至1937年7月，这段历史并没有被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之内。如果日军没有进一步向华北发起攻击，仅此为界，中国是否就不会有抗日战争了呢?可以看到，“九一八”之后，中国的共和政府并未对日宣战，国民政府让二十多万军队撤出了东北三省。

　　事实上，按照“九一八”事件主谋者石原莞尔的设想，吞并中国东三省后，日本不应继续南侵，而是以此为基地进占蒙古，然后以整个中国作后方基地应对俄国。倘若日军采纳了这一密案，中国与日本的疆界就会划在距离北京以北两百公里的地带，因为，“国际正义”打算认可这一疆界。“九一八”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中国的建国根基，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东亚”的现代性乃至所谓国际正义秩序。

　　“九一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而其结局仍然规定和制约着如今整个亚洲的秩序。历史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淡忘历史意味着我们将再次遭遇“不宣而战”。

　　一、不宣而战

　　八十一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不宣而战，对中国重启战端，第二次中日战争拉开帷幕。今天有必要重新理解“九一八”的历史意义，因为“新中国”的建国根基正是在由此开端的抗日战争中奠定的。如今，“八年全面抗战”已经成为社会上耳熟能详的说法。然而，这种习惯用语却很难经得起推敲：既然第二次中日战争起于“九一八”，那么战争阶段当持续15年之久。中日第二次战争在共和政制同天皇体制之间展开，实为长达15年的殊死较量——学界向来有所谓“十五年战争”的说法。“八年全面抗战”的说法表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九一八”的真实性质，从而无法看清中日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欧战之后，国际格局风雨飘摇，“九一八”的直接背景是列强的全球争霸。从全球秩序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源于凡尔赛体系的危机。日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脆弱格局发起冲击，这一格局终于首先在中国东北发生断裂。西方学者强调，“九一八”不仅是中日战争的肇端，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

　　从结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代表了两大阵营之间对1919年以后国际现状的全球性争夺。从这一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在日本1931/1932年占领东北亚(中国东北)就开始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以及1937年开始的中日战争是其继续，希特勒对波兰的袭击则导致了英国和法国对其宣战。【1】

　　回顾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历史行程，不免令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感叹。民国肇造，未料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战频繁使共和政制名存实亡，强敌环伺令中国文明危在旦夕。更为要命的是，内忧和外患紧密关联在一起。百年以来，中日之间始终处于敌对状态，“九一八”仅是众多冲突中的一环：日本窃据琉球之后，甲午战争对晚清帝制形成了致命一击;民国成立不久，日本即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支持袁世凯颠覆新生的共和政制;此后，五四运动更与日本强占中国山东直接相关;到了北伐时期，日本为阻碍中国统一不惜制造了“济南惨案”。倘若将诸多“事件”连缀起来，“九一八”恰好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起于卢沟桥事件，显然是日本复制“九一八”侵略模式的结果。因此，“九一八”对整个中日战争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不但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政治格局，更在“新中国”的政治品质中留下无法抹除的印迹。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是 “欧洲内战”，随着新兴强权的崛起，世界历史的重心已然东移，中日战争可以视为现代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散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权力格局，成为真正的“世界内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作为大战起点的“九一八”就具有了深远的全球性含义。

　　九一八”爆发之时，没人会料想到这一“事件”会演变成第二次中日战争。无论是中日双方还是国际联盟，没人将这一事件视为真正的“战争”——直到今天，我们仍将这一事件称为“事变”而非“战争”。理由不难理解，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未因此向日本宣战。这一绥靖态度造成了人所共知的严重后果，那就是日本帝国步步进逼，一再打断中国建构主权国家的现代步伐。我们必须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角度理解“九一八”的现代性含义。

　　在传统帝制全面瓦解之后，辛亥革命催生出来的中华民国险象环生，并未扭转近代以来的社会分裂和外交颓势。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蒋介石挥师北伐，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克服辛亥革命以来的共和危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构想，实现共和需要依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达成。北伐之后，张学良易帜标志着中国在形式上达成统一。就政治体制而言，国民政府正在由“军政”过渡到“训政”，近代以来中国人所殷切期盼的“新中国”似乎遥遥在望。国民政府于1931年5月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准备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案逐步再造民国。恰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撞上了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

　　日本的进犯之举并非起于甲午战争，而是早在明治时代就埋下伏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始于日本染指台湾。1871年，66名琉球渔民漂泊到台湾，其中54名被牡丹社居民杀害。明治政府借机出兵台湾，真实动机却是宣示对琉球拥有“主权”，将琉球王国作为“琉球藩”窃为己有。【2】通过把琉球划为“例外状态”，如今的美国操纵了琉球的实际主权，使琉球成了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琉球的主权问题迄今仍悬而未决，必须从日本到美国的战略继承角度加以重新思考……回首中国的百年沧桑，我们今天难免产生如履薄冰的历史感觉。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战争当然以其满蒙战略为背景，直接动因是出于对张学良妨碍日本利益的不满，尤其是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令日本惊惧。易帜之举使中国达成形式上的“大一统”，这正是日军阻挠国民党军队北伐以来竭力避免的局面。中国文明的历史连续性必以国家统一为政治前提，日本深恐中国迈向共和政制下的新“大一统”。出于这一帝国韬略，日本军方精心制造了先发制人的“九一八”战争。

　　“九一八”以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已然发生根本改变，建国进程从此同抗日运动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九一八”之后，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立刻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功臣。作为享有“鬼才”称誉的战略家，石原莞尔迄今仍在日本赫赫有名，他的战略构想始终是日本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中日爆发全民战争之前，石原莞尔竭力坚持“不扩大”政策，主张利用中国共和革命之后的割据局面进行分而治之，趁机循序渐进地推进“满蒙”计划。

　　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法理程序是“党、政、军”，而实际顺序却是“军、政、党”。“九一八”前后，国民政府呈现为“武人”凌驾“文人”的新型政权结构，从根本上逆转了国民革命以来“以党治军”的理念。关键在于，一党专政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势国家”，国民政府恰恰是施行独裁的“弱势国家”。国民党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涣散的状态，从来就不是拥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徒具“无所不管”的表象，而这不过是去政治化的外在形式，丧失了政治品质的政党只能造成“弱势国家”。【3】将国民党党国体制同强势国家等同起来，不过是一种政治天真。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并未因“九一八”而对日宣战，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叹息。

　　不难设想，只要日本没有贸然发动华北战争，“满洲国”就极有可能维持现状，按照西方国际法所谓“依据现状”，就会最终迈向“独立”，成为日本的属国。只要“满洲国”依然存在，“新中国”的理想就会遥不可及。如果日本这一守成战略能够贯彻始终，同时避免同美、苏进行正面冲突，今天的东亚格局很可能就要彻底改观。中国的地缘格局不但会受到打通朝鲜和满蒙的“大陆日本”的钳制，奠定未来东亚格局的朝鲜战争也将不再可能。

　　在经济全球化一路凯歌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切身体会曾经亲历、甚至仍在经历的历史危难。从纯粹智识的角度看，石原莞尔的构想不能不说极为高妙，对于日本人来说，自然是错失良机，对于我们来说，就不仅是令人不寒而栗。问题在于，在当今的日本、尤其作为日本替代者的美国，石原莞尔这样的“鬼才”还大有人在。如果中国将被迫面对一个远比日本更加强大、险恶的敌人，情况又将如何呢?历史的可能性实在不堪设想。

　　二、主权问题与共和国的根基

　　就世界历史含义而言，“九一八”所标志的世界变局成为撕裂现存国际秩序的起点。早在1929年，蒋介石就曾作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起，亦必在中国。”而且，“远则不出15年，近则随时均可发生”。【4】他清楚地看到，列强相争必然会引发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者之在东方，或在中国，其冲突均随时可以发生。他们的利害，无一时不相冲突，英美之于日，日之于俄，其冲突尤觉显然。冲突之焦点，必在中国。【5】

　　如此敏锐的历史感觉，让今天的我们难免感到惊讶。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保持警醒，至少可以对日本的伺机寻衅做好心理准备。历史的走向却背道而驰，正是由于未能应对“九一八”，日本才得以步步实施侵略计划，最终将中华民族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九一八”爆发之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共”。日本遽然不宣而战，实在出乎国民政府各方意料。万宝山事件发生之时，蒋介石电告南京政府：

　　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6】

　　外患当前之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蒋介石的处境确实颇为艰难——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甚至有爆发内战的危险，共产党则雄踞一方，其潜力远非传统军阀所能比肩。蒋介石认定，中国的弱势地位源于国家未能统一，因此，内忧高于外患。从这一判断出发，他以为，隐忍的态度或许可以避免日本图穷匕见。

　　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中，蒋介石解释“安内攘外”的政策时说：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此次如无粤叛变，朝鲜惨案即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7】

　　早在北伐期间，日本就不惜出兵打破统一态势。而且，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已然触动日本的地缘利益。日本不失时机地发动战争，恰恰因为中国有渐趋大一统之势。日本进行侵略的理由(防止“攘外”必先阻止“安内”)恰恰成了蒋介石规避侵略的理由(只有先行“安内”方能“攘外”)。“中村事件”之后，蒋介石深恐事态扩大，叮嘱张学良：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8】

　　备受诟病的“不抵抗”政策表明，蒋介石在“攘外”和“安内”的漩涡中进退失据。无论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起初都以为“九一八”不过是突发的偶然事件，只要中国忍辱负重，当能避免事态继续扩大——中国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中采取“不抵抗”立场，日本就曾迫于国际压力最终退兵。出于错误的战略判断，南京国民政府听任日军迅速攻陷东北主要城镇与铁路沿线。其结果是，日本制造了中国实质上的分裂，在东北的土地上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并一步一步迈向国际“承认”。

　　中国的国运取决于政治领袖的政治远见，在攸关民族命运的历史关头作出果断的抉择，而非在坐等“国际正义”中丧失主动权。1931年9月21日，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上诉。由于敌强我弱，中国政府随后宣布，按照国际法第13条的规定，由仲裁法庭解决中日冲突。国联决定派出外交代表参与协商后，日军于10月8日对锦州实施狂轰滥炸。日本天皇批准了日军对锦州的空袭，目的是扫清“中国主权在满洲最后的残余”——如今我们知道，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城市空袭。

　　在日军看来，遭受侵略的中国应该承担危机的“全部责任”，日本只会同“地方政府”进行谈判。按照日方的建议，国联于12月9日决定，组建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五人调查委员会——史称李顿调查团。

　　1932年1月8日，日本海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对中国的贸易中心上海发动进攻。中国的第十九军英勇抵抗，战斗范围迅速扩大。日军肆无忌惮地轰炸人口密集的上海——即便后来德军轰炸伦敦也起初源于一次误炸，日本根本没有把中国当作一个交战国家，而是如同对待前现代战争中的野蛮部落。此后不久就在东北建立了“王道乐土”——伪“满洲国”。

　　1932年1月，国联调查团于日内瓦正式宣告成立。时隔不到一个月，关东军即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宣称“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2月25日，该会发表了《满洲建国方案》，规定国名为“满洲国”，定都长春并改称“新京”。3月1日，“满洲国”正式宣告成立。溥仪当日到长春郊外的天坛祭天，正式即位，年号“康德”。

　　“满洲国”恢复的是封建帝制，日本称为日、满、汉、朝、蒙的五族“共和”，这听起来不啻是对孙中山建国构想的讽刺。伪满洲国的帝制与民国的共和政制针锋相对，分明是在挑战辛亥革命奠定的政治格局。只有从对抗中国共和政制的角度，才能更好地领会日本对“满洲国”的正当性论证。关东军的危机意识表明，建立“满洲国”旨在以此为基础对抗美国和苏联，因此，必须首先防止中国的共和政制形成新“大一统”的态势。

　　1932年10月，李顿委员会终于提交了“调查报告”，虽对日本不无批评，却对日本是否应该撤军绝口不提。更为绝妙的是，代表“国际正义”的这份报告建议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自治国家”。1933年6月4日，苏联对日作出妥协，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经过此后的谈判，苏联相当于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

　　时过境迁，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仍是面对侵略时如何捍卫国家主权。面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国民政府回避了尖锐的生死抉择，始终没有对日正式宣战，无异于认可了日本的“事变”修辞。即便是不宣而战，“九一八”仍然是实际上的侵略战争。从1931年到1937年，中日处于实际上的战争状态，从“九一八”到日本战败乃是统一的连续过程，何况，日本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上对中国的侵蚀本身就具有战争的实际性质。

　　伴随着日益升级的战争，民国政府却仍把希望寄托在“道义外交”上。南京国民政府仍不清楚“国际公法”的本相，对国际干涉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把评判是非的权利拱手交给国联。在这个意义上，“九一八”不仅意味着中国在军事上完全失败，而且意味着对道义问题丧失了独立裁决的权利。

　　国民政府的策略陷入深刻的悖论，越是避战就越是引起日军的攻势。由于未能深刻把握日本的大战略，蒋介石在具体应对上难免进退失据。对国民排日情绪进行压制，反而会使南京国民政府陷入舆论被动。何况，从日本的国家战略来看，既定方针并不会因中国退让而有所动摇。在强敌面前示弱，不仅招致日本得寸进尺，而且加速了日本直接染指中国的内部状况。

　　1934年，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中，蒋介石就日本问题仍然希望化敌为友：日本最大的敌人应该是美、苏，中日之间并不应该处于敌对关系。从这一判断出发，蒋介石在分辨敌对关系上优柔寡断，始终幻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制约日本。【9】事实表明，中国的一再退让适得其反，“不抵抗”政策使国民政府的战略决策陷入困局。

　　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的始终是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自从建立民国，中国就陷入天下大乱，革命志士不惜一再揭竿而起、南征北伐，却始终未能完成建国大业。“九一八”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从中折射出来的是共和政制的主权危机。在夷狄交侵的紧急关头，我们一再看到，中国能否捍卫新生的共和政制，取决于政治领袖能否当机立断。在强大的民族敌人面前，捍卫国家主权需要共和政治家保持高度的历史清醒。

　　“九一八”骤然改变了亚洲的战略态势，使中国的共和政制危在旦夕。面对日本的蚕食鲸吞，列强标榜的“国际公法”无法保护羸弱的中国。“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国际调停实际上无济于事，“道义外交”的失败则使中国成为“国际公法”的牺牲品。对日本的逆来顺受导致中国不但失去了关外的国土，而且加速了日本对关内的进逼步伐。在中日的“十五年战争”中，蒋介石始终不忘扭转“国际”的观感，导致在对日作战中屡次付出惨重的代价。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29 14: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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