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中的“九一八”（二）
2016-12-29 14:07:59  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徐戬   点击：  复制链接

　　1943年，民国政府终于将百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基本废除。【10】这一年里，幸运似乎降临到中国——开罗会议据说是中美关系的高峰。1943年底，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谈，于12月1日签订声明，规定归还中国所有被日本占领的地区，包括东北、台湾等地，但对琉球问题却讳莫如深。声明并未提及中国被英国和苏联占领的地区，丘吉尔在随后的德黑兰会议上宣称，绝不交出大英帝国治下的香港或新加坡。

　　让人寒心的是，在“雅尔塔”会议上，“盟国”背地里出卖了中国的利益。直到雅尔塔协议签订之后的四个月，蒋介石才从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那里得知协议内容。据当时在场的魏德迈后来描述，蒋介石听完这一消息之后，沉默良久，甚至让他们把这一消息重复一遍，因为他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居然印证了先前的传闻。【11】当杜鲁门通知远在华盛顿的宋子文时，宋子文对海军上将利希表示，无法接受这一协议，中国会尽可能运用军事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利希问什么时候加以解决，宋子文说，未来五百年里的任何时候。

　　德国国际政治史家金德曼(Gottfried-Karl Kindermann)这样写道：“鉴于中国成为其“盟国”在雅尔塔会议卑鄙决议的受害国，中国也可以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国。”中国为战争付出了惨重代价，却没能收回帝国日本所圈占的“满蒙”主权，“国际公法”让中国人建立主权国家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离开“九一八”，就很难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奠定的国际秩序的本相。

　　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民主共和的政制理想，为了建立“新中国”不惜一再发动“革命”。然而，列强们对中国的宰制使再造共和的抱负始终无法实现。五四以来，各派知识分子尽管在政制理念上存在分歧，但无不盼望能够打造出符合“国际公法”的民族国家。我们亲眼看到的却是，尽管民国承载了自由主义理念，列强们并未因此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

　　三、老师如何教育学生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长达十五年之久，可是中国没有因此恢复国家主权。同样令人寒心的是，战后“盟国”对日本的“教育”行为依然把中国拒之门外，似乎只有昔日的殖民列强才拥有对日本的道义优势。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美国战后对日本实施的“教育”，就会发现，美国对日本的“教育”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战略考量。美国一手垄断了对日本的改造，以至于如今日本国民仍然未脱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蔑视。今天看来，很难认为日本的国家本质在战争前后有根本改变。

　　1945年8月6日，美国轰炸机将原子弹投向广岛，首开人类历史上使用灭绝性武器的先河，把战争行为变成恐怖行为。这一行为的后果是，迄今日本国民仍普遍以“受害者”自居，成为对战争加以深刻反省的巨大障碍——如今德国人从心底里服膺美国这位老师，日本人恐怕未必如此。对于美国这一严重的反战争法行为，金德曼(Gottfried-Karl Kindermann)的相关分析相当有说服力。首先，美国政府完全了解日本此前已经开始积极寻求投降谈判，并准备接受多种投降条件。其次，日本已经失去抵抗能力，没有理由认为，不使用核武器就会付出巨大代价才能迫使日本投降。第三，对日本没有进行事先警告，并先后两次故意把原子弹投向人口密集的城市，导致无数平民丧生。第四，没有给日本任何反应时间，仅仅三天之后，在苏联参战的当天再次不加警告地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第五，投放原子弹并未导致日本“无条件”投降，而是仍然以保留日本皇室作为投降条件，这一条件早在投放原子弹之前就曾提出。金德曼(Gottfried-Karl Kindermann)最后指出，“强权政治的现实阻止了人们对美国这种行为方式进行刑事调查”。【12】

　　在东京审判过程中，甚至有位审判法官将美国此举视为“战争犯罪”。迄今为止，这已经成为一桩历史奇案。如此方式的“教育”，导致了日本国民在心理上滋生了针对美国的道义对等性，这是日本一再罔顾历史道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美国对日本的“教育”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东京审判。然而，在“盟国史观”的主导下，对战争负有主要罪责的天皇并未受到惩罚。日本学者纐纈厚认为，南京大屠杀同“天皇制国家”密切相关：

　　将中日15年战争，认为是中日两国间的事变或者纷争，而不是战争，因此不受国际法以及国际社会的规则和道德的制约，这种自我判断和认识在南京大屠杀中暴露得淋漓尽致。……南京事件否定论者所惧怕的是，这是涉及有可能全部否定……天皇制国家的重大问题。在此想要提示的是，南京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是近代日本国家的本质，南京事件可以说是日本作为国家犯罪的重大事件。【13】

　　日本学者大沼保昭指出，天皇是东京审判不可或缺的被告，然而天皇不仅缺席审判，甚至并未作为证人加以传讯，这严重削弱了东京审判的意义。不仅如此，作为“九一八”主谋的石原莞尔甚至不在被告之列。石原莞尔在面对美国检察官时，发出咄咄逼人的质问：

　　你难道不知道培里吗?难道不了解贵国的历史吗?……日本当时是德川封建时代，与任何国家都不想往来，大门紧闭，采取锁国主义。贵国的培里乘黑船而来，要求门户开放，进行相互交往。用大炮吓唬日本，说什么要是不往来就看看这个铁家伙。逼迫门户开放，强行要求同各国交往，于是日本也敞开大门。同外国一打交道才知道，原来各国都是可怕的侵略主义国家。后来，为了自卫，日本拜贵国为师学会了强盗的侵略主义。换句话说，日本是贵国的徒弟。把培里从黄泉之下叫来定为战犯如何?【14】

　　“学生”居然揪住“老师”质问，美国检察官不禁瞠目结舌。按照石原莞尔的逻辑推下去，美国投掷原子弹的行径与南京大屠杀没有实质分别，而且，西方列强和日本在宰割中国上利益本来是一致的，与日本比较，这些殖民者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日本人迄今仍然认为自己在道义上与列强们对等，在他们眼里，列强们的帝国主义早已破坏了审判的道义性，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伪善的报复，参与审判的西方列强并不具有“自封为普世文明的资格”。

　　如此一来，日本人作为“受害者”的普遍国民心理就显得矫情，因为“老师”完全可以微笑着提醒“学生”，对日本使用灭绝性武器的行为完全合理——帝国主义内部狗咬狗的战争需要讲道义原则?如今的美日《安保条约》表明，石原莞尔的质问实属多此一举，美日的“道义”俨然结成一体，若石原莞尔地下有知，理应感到欣慰才对。大沼保昭尖锐地挑明，所谓“道义”对等性的实质是“不道义”的对等性。

　　我们再来审视所谓“盟国史观”，就不难理解美国的实际角色。纐纈厚指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事实上的失败，是导致日本对美开战的主要原因，对美战争是“由满洲事变开始的15年战争的延续，这两场战争虽然展开的地域不同，实属同一场战争”。然而，美国刻意安排日本的受降仪式的戏剧性场面，强化了日本完全是败在美军手里的印象。结果是，日本虽然败给中国，却最终向美军投降——日本人迄今仍把“战败”同“投降”混为一谈。通过以“太平洋战争”来抹除人们对“大东亚战争”的历史记忆，美国始终在处心积虑地篡夺对战争的解释权。

　　在纐纈厚看来，本来必须“由日本国民独自进行的战争总结”，却受到了“外力的强制”——将过去的战争命名为“太平洋战争”，日本发动战争的战场就不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大陆”，而是换成了“太平洋海上的岛屿”，从而，战争的敌方也不再是“亚洲诸国人民”，而是“美国以及美国的士兵”。于是，以“九一八”开端的15年战争就俨然被置换成对美战争。如今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失忆，恐怕正是美国精心对日本进行“教育”所要获得的成果。

　　追究“大东亚战争”的罪责，如何能够抛开作为战争开端的“九一八”?无论如何，在东京审判中“九一八”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这种刻意忽略是致命的，因为“九一八”事关如何看待中日战争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在很多人眼里，美国对日本最令人称道的“教育”，当属麦克阿瑟为日本量身打造的宪法。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下令秘密起草日本宪法草案。参与起草工作的共有27位美国人，其中没有一个人是宪法领域的专家。仅仅7天之内，宪法草案就在没有日本人参与的情况下制定完毕，并递交给日本外相吉田茂。

　　日本人在震惊中哑口无言，因为美国人又给他们上了一课——在“民主化”的名义下，日本人被剥夺了参与制定本国宪法的权利。美国一位准将威胁说，如果日本人不接受美国制定的宪法草案，盟军就要把天皇作为战犯加以审判。违反国际法的如此“民主化”，无非是为了美国在“法律”层面确立在日本实行强权政治。据说，美国的目标是在日本建立“一个和平的和负责任的政府”。

　　四、“死拼兽力”

　　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两次险胜，日本“脱亚入欧”的现代化战略获得了欧洲的承认，这意味着日本进入列强的条约体制，取得了欧洲主导的国际法上的平等地位。甲午之后，听说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并获得巨额赔款和殖民地的消息时，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不禁老泪纵横：

　　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获得的胜利。啊……真是大快人心，真令人高兴，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活到今天，才遇到如此光荣的事，以前死去的同仁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看今天的荣光，所以我每天都掉眼泪哭泣。15

　　在福泽谕吉眼里，甲午战争乃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战争”，或者说是新旧文明之间的“义战”。这不禁让我们感到大惑不解，似乎在现代政治中，“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已经不再那么清楚。晚清士人向来以明治维新为现代化的榜样，殊不知中国的危亡与明治维新的“新文明”有着莫大关联。

　　福泽谕吉认为，中国的文明原则与欧洲的现代原则绝难相容，日本要想自居为新“中国”，必须由新式文明理念支撑其立国根基。因此，将日本同中国“旧文明”的血脉联系拦腰斩断，就成了迈入欧洲“新文明”的必要抉择。非但如此，对中国和朝鲜还必须采取西方式的殖民侵略，这样才算彻底与欧洲同化：

　　今之彼二国于我，唯今之计，我当决断，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子不闻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国势必拒此东方之恶邻于心念也。16

　　福泽谕吉断定，迈入“新文明”必然会导致对中国“旧文明”的侵略与欺凌，现代的“国家理由”就是你死我活，“国际正义”就建立在对这一原则的心照不宣上。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当时北京“阖城痛哭，惨不忍闻”。据说，正是由于日本加入八国联军，西方才公认日本为欧洲公法的平等成员。

　　福泽谕吉深信不疑的政治原则是“最终诉诸之途唯在死拼兽力”，弱肉强食就是现代国家的“道义”：

　　一是国际社会是个弱肉强食的“禽兽世界”，处于霍布斯所说的“狼与狼的战争”的无政府状态;二是欧洲近代国际政治思想实际上只适用于基督教徒内部的“公法”，对于其他民族只不过是制造“道义”的工具，是侵略与欺凌的口实，十分虚伪，具有内外分明的两重性。17

　　福泽谕吉讲得足够透彻，“禽兽”世界与“公法”世界乃一体两面，新式“道义”说穿了就是强权等于公理。在如今已经成为经典著作的《文明论概略》中，这位启蒙大师教导日本国民，日本只有经过一次野蛮化的蜕变才能做到“脱亚入欧”，彻底洗去古典时代中国对日本的文明熏染。

　　福泽谕吉深谙现代政治的本相，写作《文明论概略》就是为现代日本奠定国基的思想行动。他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脱亚”(实为去中国化)与“入欧”(实为再野蛮化)的目的均已达成，怎能不喜极而泣?

　　日本学者子安宣邦认为，福泽谕吉最早效仿黑格尔构筑了中国的“专制”和“停滞”的形象，对东亚的“中国中心文明论的政治构图”进行重构，同时把日本定位成“文明”和“进步”。在中文文集《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中，子安宣邦对“东亚”概念进行了知识考古学的梳理，认为文化史上的“东亚”和政治上的“东亚”互为表里，就“东亚”概念的起源上看，起码与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现代性方案摆脱不了干系。

　　子安宣邦认为，日本的“东亚文明”提案有着具体针对，明确说来就是以“东亚文明”取代“中国文明”。就此而言，“东亚”所预设的多元文化的立场恰恰意味着去中国化的“脱亚”，这一根本意图笼罩了日本的现代学术。按照子安宣邦的提示，中国学人重提“东亚”，必须首先清理这一概念同帝国日本的历史关联。

　　子安宣邦深刻指出，对中国文明的“解构”实则服务于对日本文明的“建构”，将中国从“东亚”文明中心的位置上赶下来，正是为了使自居为“欧洲文明嫡系弟子”的日本登上“东亚新文明构图的中心”。实际上，“东亚”的概念本身就脱胎自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现代性构想。他断言，对于20世纪的日本，亚洲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问题——迄今为止，中国问题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在认识论和理念层面上”也还没有得到解决。作为一个“巨大的他者”，无论过去抑或现在中国都是日本文化得以成立的前提：

　　只有把与自己的异质性强加给中国及其文化，也就是强有力地将中国他者化，才可能来主张日本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中国及其文化是日本及其文化成立的重大前提。然而，或者说正因为如此，不通过对中国的彻底他者化，日本就无法主张其自立性。中国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如果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区别开来，就是说如果不强行把逐渐实现了近代化的日本与中国进行差异化，那么，日本作为近代国家的成立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如后面将要论述的那样，从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辩证日本与中国的异质性，乃是明治时期文明论—文明史论的课题。最终近代日本在中国大陆甚至展开了与杀父行为相仿佛的否定性行动。18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29 14: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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