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
董平舆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从中村一行的行李和棉服中,屯垦三团的士兵不仅搜出了望远镜、罗盘针、寒暑温度计、测土仪器等专业设备,还搜到了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若干份、详细的调查笔记以及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一支南部式手枪等。
更令人惊讶的是,中文、日文两种军用地图都用铅笔勾改过,显然,中村一行一路走来,一边实地侦察,一边根据实况校改地图。他的调查笔记更是详尽细致,除了沿途所经之地的人口、物产、森林矿藏、土壤、水源、气候、雨量等情况,甚至连兴安屯垦区的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将校姓名、营房坚固程度以及车辆马匹粮食辎重等信息都有记载。“这么详细的资料,当时的兴安区官方都掌握不了。”史志专家、科尔沁右翼前旗党史地方志局前局长冯学忠告诉记者。
简单查阅这些证据,董平舆内心已经断定中村等人就是间谍,但此时并无审讯记录,证据也需要时间整理。他思索一下,一边悄悄派人去向团长关玉衡汇报,一边礼貌地对中村一行提出:“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南。”
董平舆当然不是真的为中村一行的安危担心,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中村几人估计也看出了他的用意,并不乐意,但最终还是被扣留了下来。
6月26日凌晨,得知消息的关玉衡二话没说,连夜赶回了团部。把董平舆呈上来的证据翻译成中文后,关玉衡发现,中村随身携带的笔记中,头一篇就交待了他的真实身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派遣他做情报科情报员。他竟然是货真价实的日本陆军大尉!此外,笔记里不仅写着中村在日本东京出发送行的情况,还详细记录了他一路所经过的地点,比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渡河……
身份既已确认,关玉衡开始对中村等人进行正式审讯。没想到,面对铁证如山,中村依然不认账。关玉衡在《中村事件始末》一文中回忆:“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说中国话为由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嗣乃用日语审讯……从他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军人的样子,但他依然供认是‘退役’的陆军大佐。”
日本的“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比大尉要高三级。中村自抬身份,又强调已经“退役”,无非是想推卸日军的罪责,同时吓唬中国军人。关玉衡当然不会被所谓的“大佐”身份吓到,这个性情豪爽刚直的东北汉子,17岁投笔从戎,是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的同窗好友,也曾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摸爬滚打过。
见一时撬不开中村的嘴,关玉衡便先去审问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果然,井杉延太郎随即承认,自己是曹长,现已退役,在一家采木公司工作,此次是做中村的助手;中村是陆军大尉,所带的地图全由中村自己掌握;俄国人叫米罗阔夫,会日语,负责看俄文地图兼做翻译。
从中村所带的种种文件和井杉延太郎的口供来看,事实再清晰不过,中村的军人身份确凿,获取军事情报的证据摆在眼前,毫无疑问,他是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军事间谍。
既然如此,中国军队在中国的领土和防区内,逮捕、审讯外国间谍,甚至按照中国的法令与国际惯例处决国外间谍,本应是完全正当的行为。然而,此时的关玉衡,却只觉得眼前的四个人太棘手了。他很清楚,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如果放了中村一行,无异于放虎归山,中村等人探取的情报必然被日军掌握,并且,日方很可能还会倒打一耙,污蔑中国军人无故扣押中村等人;可若不放人,日本人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但凡走漏风声,日本有的是办法将中村一行要回,后果同样不容乐观。
如何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间谍案件?关玉衡决定在全团召集连级以上人员开会,集思广益,征询意见。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09-12 14: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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