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与溥仪出关 ——溥仪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始末
2017-09-22 11:40:20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溥仪登上日本商轮“淡路丸”号，秘密离津出关。
1932年3月8日，溥仪和婉容抵达长春火车站。
溥仪与陈宝琛（右）和朱益藩（左）。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我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一事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端，中华民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史由此开启。日军侵占东北全境后，建立了伪满洲国，利用傀儡政权对东北人民进行统治和压迫。作为伪满洲国傀儡首脑，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中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梦想复辟帝制的溥仪在九一八事变中看到了怎样的机会?面对不同政治势力的争取，是什么原因最终促使溥仪选择了日本人?在与日本人的谈判中，“人为刀俎 我为鱼肉”的溥仪经历了怎样的无奈?整个过程中，他又是怎样离开天津，来到长春的呢?著名溥仪研究专家王庆祥在九一八事变86周年时刻，应本报之约撰稿，详细解读那段尘封的历史。
□王庆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在日本军阀的劝诱下出关，于1932年就任伪满“执政”。两年后，溥仪第三次“登基”，是为“康德皇帝”。1945年，溥仪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第三次颁发“退位诏书”。对溥仪来说，这是当假皇帝、伪皇帝不堪回首的年代。
事变发生前 溥仪已有所察觉
1961年9月18日，在纪念九一八事变30周年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发表了溥仪的长篇文章《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他以亲身经历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蓄谋、策划、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历史证明，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偶然的，在发生事变半年以前，溥仪在天津的“行在”静园里，至少有4次已经感受到日军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这一历史事件的先声。
第一次是在1931年2月21日，日本国会议员高山山本前来洽谈委托调查农垦及筹建“亚细亚洲教会”事宜，溥仪方面领衔谈判的是陈宝琛，所谓“农垦调查”，实为特务活动;所谓拟以溥仪为“盟主”的“亚细亚洲教会”，实为傀儡演习。
第二次即1931年7月23日，溥杰从日本回国度假，把当时在鹿儿岛某联队任大队长、后来成为“康德皇帝”“帝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透露的日本军方消息传递给溥仪，大意是日本对张学良的统治不满，或许将在“中国的满洲”采取行动并迎立溥仪，因此“宣统皇帝有希望接管满洲统治权”。
第三次在1931年7月29日，日本华族水野胜帮子爵访问天津时，向溥仪赠送了寓意明显的扇面，上写“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谓溥仪“卧薪尝胆”，必有以报。
第四次则是溥仪派往日本东京打探消息人员、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所回报的。他赴日时还带去若干书画以为掩护，于1931年8月18日返回天津。
事变后溥仪寻求各方支持图谋复辟
溥仪对九一八事变不但有所预知，且抱有积极的态度，这直接导致这位“宣统皇帝”迈出叛国的一步。事变发生后，溥仪为“驾幸东北”做了种种准备。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即在9月下旬，溥仪派出刘骧业密赴东北，会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摸底;派佟济煦联络东北遗老;派商衍瀛游说东北将领。
当年10月11日，溥仪又派遣家庭教师远山猛雄，带御笔黄绢信赴日会见日本陆相南次郎和日本黑龙会首领、大国民议会议长头山满，请他们协助完成复辟大清的事业。
给陆相南次郎的信中写道：“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给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信中写道：“溯自辛亥禅政，瞬已廿载，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必如何奠安东亚，拯苏民生?深望阁下加以指导。兹遣家庭教授远山猛雄往见，诸当面详。此致头山满先生阁下。”两封密信上面均有“宣统帝”玉玺和郑孝胥的签名副署。溥仪想以此摸摸日本人的底细，想利用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形势复建大清帝国，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军阀身上，这也能证明溥仪出关并不完全是被动的。
与此同时，在静园里，“主拒”派陈宝琛和“主迎”派郑孝胥之间，围绕溥仪如何借用九一八事变实现复辟大清理想、是否应该出关，展开了一场“历史之辩”。朱益藩、陈曾寿和胡嗣瑗等参加了辩论。老臣陈宝琛历来稳健，不相信能够借助外力复辟清朝。他认为，当前时局未稳，前景未明，皇帝出关的时机并不成熟，仍须继续观察。他力劝溥仪“不可贸然轻信，要慎重从事，恐其中有诈，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而郑孝胥则极力主张“要想复辟成功一定要借助外力”。他还认为，“事变”后日本人一定会迎请溥仪去东北主政，复辟大业就可以实现，因此溥仪应该立即前往东北“主持大计”。胡嗣瑗主张暂时不要有所行动，要“静观变化”，等时机成熟“相机筹之”。各派互不相让，争论不休。
溥仪醉心帝制 受骗秘密离津
在溥仪积极寻求复辟清朝统治的同时，日本军界要员和蒋介石的代表也在争夺溥仪。
1931年9月30日，溥仪前往海光寺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住宅中，会见关东军参谋部陆军大佐坂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及带着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远支宗室熙洽亲笔信的罗振玉。此后，溥仪就已经倾向于凭借日军支持，先据有祖宗发祥地——满洲“主持大计”，“再图关内”的复辟目标了。
1930年曾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能说一口流利北京话和几种中国方言的土肥原贤二，在1931年11月2日来到静园“晋见溥仪”。溥仪原本是想利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政治形势复建大清帝国，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军阀身上，但不是要去当傀儡。土肥原贤二为了让溥仪上钩，施展骗术，“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表示，“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而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他“到东北去主持一切”。当溥仪问“这个新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时，土肥原贤二说“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国家”。溥仪又问“是共和，还是帝制”时，土肥原贤二又肯定是“宣统皇帝一切都可以自主”的“帝制”。这些甜言蜜语征服了溥仪，他决定出关，结果上当了。
嗣后，蒋介石也派员秘见溥仪，声明只要溥仪答应不迁往东北或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可以随意住在北平或南京，遭到溥仪拒绝。其中的深层原因不能不归究到发生于1928年8月的孙殿英盗陵事件。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河北遵化马兰峪乾隆和慈禧的陵寝后，溥仪又气愤又悲伤，摆设乾隆和慈禧的灵位和香案祭席，每天举行3次祭奠，发誓“报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灵”。蒋介石虽曾派出阎锡山查办此事，最终却“决定不予追究”，这无疑更让溥仪“咬牙切齿地痛恨着蒋介石”了。
1931年11月10日深夜。小汽船“比治山丸”在“天津事变”的烟幕和夜幕下离开了码头，强行闯过白河上的中国军队检查站。半夜时分，小汽船平安到达大沽口外。溥仪由郑孝胥父子等辅弼，登上大沽口外的日本商轮“淡路丸”号，秘密离津出关，踏上险途。
1931年冬天，溥仪曾亲书一段话，此即在旅顺“明志”的御笔：“诚敬为本，无人我之见，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荣辱不惊，生死不易，志存极物，不使一夫失所。辛未仲冬书，宣统御笔。”上面钤有“宣统御笔”印，还有郑孝胥刻的“滹沱麦饭”印，借用刘秀在滹沱河吃麦饭的历史故事，表示宣统皇帝要在困境中完成“中兴圣业”。这也是他当年对七年天津生活和思考的总结，是他选择了离津出关的主观因素。
溥仪被迫答应先当“执政” 再做“皇帝”
1932年2月16日，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操控的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奉天(今沈阳)召开“建国会议”，张景惠(代表哈尔滨特别区)、臧式毅(代表奉天省)、熙洽(代表吉林省)和马占山(代表黑龙江省)等“东北四巨头”以及赵欣伯出席，决定在东北建立“共和制新国家”。
2月18日，按旧历是壬申年正月十三，溥仪在旅顺度过了又一个“万寿圣节”。溥仪往年过生日，遗老云集，受礼受贺，十分隆重。这次在日本人的软禁之中，只有十来个人敢于冒险前来拜寿，景况之萧条冷落令他寒心。然而此时此刻，溥仪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俎上鱼肉，他不甘于这种难堪的处境，却又无可奈何。
2月19日，溥仪听说正在沈阳开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在东北建立共和制新国家，非常气愤，随即写下“复位正统系”的八条理由，主要内容有“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中国遭民主制度之害已二十余年，除少数自私自利者，其多数人民厌恶共和，思念本朝”等。
2月21日，溥仪派郑孝胥、罗振玉参加沈阳“建国会议”，指令他们要坚持“复位”的理由，但郑孝胥并没有按照溥仪的“指令”做，反而向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保证“皇上的事儿我全可以包下来”，“皇上如同一张白纸，你们军部怎么画都行”。
2月23日，板垣征四郎在旅顺正式向溥仪提出即将在东北成立的“新国家”可以定名为“满洲国”，由溥仪出任国家元首，称为“执政”，然而溥仪坚持要当皇帝，不同意就任“执政”。
2月24日，板垣征四郎通过郑孝胥、罗振玉向溥仪发出了最后通牒。郑孝胥希望溥仪接受日本人的要求，罗振玉也说：“事已至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即行退位。”溥仪答应“暂定一年为期”，出任伪满执政。
“东北三省代表”“劝进” 溥仪上演过场戏
1932年3月1日，所谓“东北三省代表”组成团队并赴旅顺，上演“劝进”的过场戏。继而，在日本关东军指使下，“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年号自1932年3月1日起改为“大同元年”，国旗定为红、蓝、白、黑、黄“五色旗”。
所谓“东北三省代表”来到旅顺后，求见溥仪，背诵了一遍早就预备好的台词：“日本友军”已将东三省万恶的军阀驱逐扫除，并郑重声明绝不白占土地。因此，我们代表三千万民众请求宣统皇帝出来维持地方，就任“满洲国”执政。对此，溥仪“严行拒绝”，出示了给各省代表的“手谕”一通，以“才微德鲜”为辞拒绝，“望别举贤能，造福桑梓”。于是，三省代表又增加了若干人，并带了一份《推戴书》二次谒见溥仪，以表示“劝进的更为强烈的愿望”。由凌升领衔呈上这份推戴书以后，溥仪才应允下来，挑了些好听的言辞说：“东三省是我自己的家乡，我若是能救得起我家乡三千万人民，我就牺牲一己也可以出来。我并不受尊荣，也不受人逼迫。”凌升等人马上献媚说：“此举实出于三千万民众之至诚，舍此实无图存的办法，务望俯顺舆情，出来救民于水火。”
随后，溥仪发表了一篇书面文告：“……慨自三省变兴，久失统治，承以大义相责，岂敢以暇逸自宽，审度再三，重违群望，今本宪法尚未成立，国体尚待决定……今与国人预约，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为多陨越，敬避贤路。倘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老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此心皦日，幸垂谅焉。”溥仪虽表应允，却提出了“一年之内成立宪法决定国体”的条件，也就是要实行帝制，否则辞退“执政”之职。这原是溥仪在进入关东军虎口后身不由己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罗振玉给他出的“高招”，并成了后来“康德皇帝”出世的因由。
溥仪抵长 正式开始傀儡生涯
伪满“新国家”正在积极拼凑中，1932年3月6日，溥仪先派出内务府大臣、随侍、护军、厨师、勤杂人员、勤务人员、勤务兵和女佣人组成的“先遗队”一行43人径赴长春。
1932年3月7日7时30分，溥仪在郑孝胥、罗振玉等7名近臣、随侍的陪同下，从旅顺起程，当天13时30分抵达汤岗子，下榻于3个月前从天津刚到东北时曾经住过的对翠阁宾馆。门首悬着“满洲国国旗”，周围警宪林立。在那里，以地方实力派身份当上汉奸的张景惠、臧式毅、赵欣伯、谢介石、冯涵清等，又代表所谓“民意”出现了，他们声称是特意前来“欢迎”溥仪的，实为第二次“请驾”，也呈进了所谓《推戴书》，即所谓以“代表国人”自任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文告”，表示尊重溥仪提出的条件。溥仪在答词中说：“今者宪法尚未成立，国体尚待决定……今与国人预约，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多陨越，敬避贤路。”
3月8日7时30分，溥仪偕婉容走出对翠阁宾馆正厅前门。将要前往长春之际，溥仪向新闻界发表了一篇简短讲话，自称“承蒙满洲国三千万民众之热切希望”，“从此地出发前往新首都长春”。
溥仪讲话结束后，即偕婉容在众扈从的簇拥之下，由日本便衣宪兵先导前往当地车站。在贵宾候车室稍事休息后，于8时登上专列。随溥仪走上叛国之路的还有郑孝胥、罗振玉等老臣30余人、地方实力派即东北各省区“代表”张景惠等30余人。
在挂起了伪满五色旗的专列的后部，有一节高级车厢，溥仪、婉容，还有溥仪的几位老臣、几个身边警卫就在这里。当然，这里也有身负监督重任的日本人，那就是关东厅森本警务课长和长尾宪兵中佐。列车经过沈阳市区的时候，溥仪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面向北陵——祖坟的方向，致遥拜之礼。
日本关东军首脑筹建伪满洲国时，在“定都”问题上伤了不少脑筋，起初想设在沈阳，嫌离关内太近，遇事没有回旋余地;而哈尔滨虽距内地很远，但多年属于苏俄势力范围，怕不牢靠;吉林市当时为吉林省首府，有相当数量的满族人，又距爱新觉罗氏发源地长白山最近，熙洽力主以这里为“首都”。但因市区太小，又不处在交通要冲，也被关东军否定了。最后出于多种原因确定在长春“定都”。
3月8日15时，溥仪的专列开进了长春火车站。一走下车厢，溥仪就被热烈的欢迎场面“感动”了，对于那些整列相迎的日本人和伪满新贵，以及礼炮、仪仗队之类，溥仪并不觉得怎样。只见站台一侧扯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吉林八旗旧臣迎大清宣统陛下”几个大字，旗下黑压压地跪着一大片穿长袍马褂的人，他们中竟然有许多人口中喊着“皇上万岁”，几乎是泪流满面。看到这样的场面，溥仪感动得哭了。后来，溥仪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当我一眼看到那帮封建余孽——‘满洲旗人’手里拿着前清的‘黄龙旗’向我欢呼的时候，更是使我生出了‘不图重见汉官仪’的感情，觉得自己仿佛又重新回到老家一样。足见这种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真是除了只看见自己当前的一些‘鼠目寸光’的所谓私利之外，连最起码的一般理智和最小限度的民族良心都没有了。”
这，便是溥仪最初踏上长春土地时的情景和感受。(本文图片由王庆祥提供)
作者简介
王庆祥，著名溥仪研究专家。1943年生于沈阳，196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现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春市政协文史专员、长春溥仪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出版《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溥仪的后半生》、《溥仪交往录》、《溥仪秘史》、《我的丈夫溥仪》(李淑贤忆述)、《最后的“皇妃”》(李玉琴忆述)、《随侍溥仪三十三年》(李国雄忆述)、《揭开末代皇帝尘封的传奇》、《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传》、《中国末代皇妃额尔德特·文绣传》、《伪满洲国“明贤贵妃”谭玉龄传》、《伪满洲国“福贵人”李玉琴传》、《溥仪的妻子李淑贤传》、《爱新觉罗·溥仪画传》、《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整理注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校注)、《“皇帝”的背叛——溥仪与九一八》、《伪满洲国皇宫揭秘》、《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我的前半生〉背后的惊天内幕》、《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死时刻》、《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记录》等各种版本50余部著作，计2000万字，有英、德、日、韩、西班牙等译本和台湾中文繁体字版本多种，还参与了电影《火龙》(编剧)、《末代皇后》(原著)、电视连续剧《非常公民》(历史顾问)、《“福贵人”传奇》(历史顾问)、《末代皇帝传奇》(原著)，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播出的《爱新觉罗·溥仪》(历史顾问)等100多部影视作品和电视专题片的创制，策划了北京、天津多处溥仪生平展览项目，为天津市政府实施“静园修复工程”提供了历史依据。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9-22 11: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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