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七七” 常存忧患
2016-07-07 10:02:10 来源:2007/7/7 文/顾迈男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点击: 复制链接
“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同仇敌忾、救亡图存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选择
“七七事变那天,我和同学们正在西山野营,学习如何抗日打游击。
突然间听见隆隆炮声,我们心想——出事了,赶紧回学校!”91岁的朱穆之老人坐在自家客厅里,回忆起70年前那个历史性的清晨,给本刊记者讲述了他参与民族解放斗争的亲身经历。
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70周年纪念日。近日,《瞭望》新闻周刊拜访了我国新闻、宣传、文化界的老前辈朱穆之同志。他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亲历七七事变,是当年在民族危亡时刻投身抗日洪流的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之一。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朱穆之说,重温七七,70年来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还远未到终点,忧患意识应常存在心。
国破家亡奋起反抗
国家危亡是促使当年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最直接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时间,国破家亡的感受刺激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神经。七七事变,令中国丢失东北后,华北五省以及全中国也即将不保,“这是最后关头!必须奋起抵抗!”朱穆之回忆说。
1937年7月,朱穆之即将从北京大学毕业。此前,他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势力影响下,走上了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
“国家衰弱,人民的屈辱无法忍受。那时外国列强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我少年时在上海就看到租界公园门口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被说成‘是猪,是拖着辫子、裹小脚的鸦片鬼’,称‘东亚病夫’算是好听的。”朱穆之对记者说,“国民党和旧军阀又是那么腐败黑暗,欺压百姓,令人伤心又悲愤。”
国家的命运与每个家庭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的朱穆之,父亲经营小买卖,母亲摇线织袜,生活没有保障,童年就曾因战乱两次“逃难”,“国危家难存,我的亲戚中有上吊的、有投河的,真是可怜!”朱穆之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朱穆之正在北京上学。他回忆说:“‘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北平一日数惊,越来越萧条冷落。日本浪人横行霸道,寻衅滋事。鸦片、白面公开贩卖,日本货充斥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店铺。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除了奋起反抗没有别的出路!”
“1933年,我进北大时,学生相当活跃,有各种活动。1934年国民党宪兵三团到北京之后,大肆镇压逮捕进步学生。各学校陷入了恐怖之中。但是共产党的影响却反而在暗中逐渐扩大了,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屈膝媚外、腐败黑暗、特务横行的情绪越来越普遍。”朱穆之回忆道。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天,朱穆之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领导、组织、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游行及其他革命活动,后来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朱穆之和北京的一些进步同学也开始积极活动,组织慰问团多次到广安门慰问驻守北京的29军战士,还到在北大三院宿舍建立的伤兵收容站为士兵演唱抗战歌曲。
1937年7月29日,北京沦陷。朱穆之和多位同学于8月初乘火车离开北京逃往天津。
迎着敌人,挺进到敌后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无心抵抗,日本军队推进速度极快。由北京到济南,由济南到南京,日军沿着交通线向南,迅速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这条路线也正是离开北京的抗日学生逃亡的路线。
1937年8月初,朱穆之和同学来到天津。他随身带着自己的皮箱,还有一个以为是哪位同学落下的“帽盒”,在出站口差一点受到日军搜查。他后来才发现,那个“帽盒”里装着的竟然是一二九运动以来的抗日文件及传单。“如果那时被日本人发现,脑袋就没了。”朱穆之把这段经历当作笑话,说了出来。
此后,他又和同学们一起辗转至济南、南京,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南京,原名朱仲龙的他改名为朱穆之,表示崇尚岳武穆(岳飞),精忠报国。
经进步作家介绍,朱穆之参与了有我党领导背景的南京《金陵日报》办报工作,为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写过评论。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了南京,随即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撤出南京的人,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大批热血革命青年选择到敌后去,迎着日军袭来的方向前进,朱穆之也是如此。在当时,这样的选择就意味着流血和牺牲。
南京陷落后,朱穆之先是随共产党领导下的,由进步演员组成的演剧队,从芜湖乘民船溯江而上前往武汉。这个剧团且行且演,每到一个地方,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朱穆之说,每次演出前,他都向群众发表演讲,宣传抗日。1937年底,朱穆之到达武汉。然而很快,武汉也面临陷落。
在武汉,有北大的同学约他一起南下组织“青年救国团”,但此时的朱穆之强烈地渴望到前线参加作战。正好有同学要回鲁西北老家(当时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朱穆之毅然与之同行。“那时有一股热情,不怕危险,也不怕牺牲!”朱穆之说。
当时,敌后根据地的情况非常复杂和危险。1938年春,朱穆之在山东聊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八路军津浦支队负责组织青年培训班。一次,津浦支队政委一行在向组织汇报工作的途中被杀害,朱穆之被误认为一同遇难,聊城《抗战日报》还专门撰文悼念他。在今天,这段经历也成为朱穆之口中的“趣事”。
“国民党在山东也有‘抗日部队’,但像过去一样腐败,令人失望”,朱穆之回忆。由于共产党在敌后积极活动,领导和发动群众抗日,国民党政府也着急派人来“争地盘”,可国民党的嫡系干部不敢来,派到山东的大都是原西北军的人。此时,朱穆之受党组织委托出任国民政府临清专区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也到了那里。“他是来摘桃子的,”朱穆之说,“我们组织了群众团体的座谈会,邀请他参加,质问他为什么抛弃老百姓自己逃跑?问得他张口结舌,非常恼怒”。
共产党凝聚了全民的抗日意志
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朱穆之曾参与统战工作,多次与国民党高级军官周旋,阐明共产党一致抗日,反对内战的主张。在他的争取下,国民党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在反共高潮中曾应承“中立”。1941年春,129师领导决定调朱穆之任平汉纵队秘书长,同时任太行第六军分区政委。日本投降后,朱穆之又奉命做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的工作,后来实现了起义。
8年的艰苦抗战中,成千上万和朱穆之一样的青年志士投入抗战洪流中,浴血奋斗。但朱穆之认为,“个人的作用只是涓涓细流。在艰苦危险的敌后,共产党是最坚决的抗日力量,在抗日的最前线发动和团结了群众,满足了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家园的急切愿望”。朱穆之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关键。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条件十分艰苦,能吃到小米就很不错了,有时只能吃野菜和糠。朱穆之说,当时战士们依靠步枪,甚至用梭镖与有优势装备的日军作战。1942年至1943年,日军从正面战场腾出手转而攻击敌后根据地,根据地缩小,又恰逢天灾不断,粮食奇缺,抗日军民经历了最困难的阶段。
“没有想过要打多久,非打不可,就是一门心思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朱穆之告诉记者。
1945年,抗战胜利比预想的快到来了。以史为鉴,朱穆之说,“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转折点。中华民族真正到了存亡关头,人民觉醒,一心抗战。这个时候,是共产党把全国人民、尤其敌后群众从一盘散沙的状态团结起来,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忧患并未过去
七七事变至今已经70周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也已35周年。回顾历史,面向未来,正确处理中日关系,成为中国在和平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朱穆之的后半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他被任命为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特派记者。1947年,他调入新华总社担任领导工作,直至1978年。如今,已经91岁高龄的朱穆之,仍然保持着令很多青年人都难以企及的敏锐思维。
谈及中日关系,他表示,从抗战岁月走过来的人,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都会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抱有极大的仇恨。但是应该把他们与日本人民分开来看待。事实上,在抗日战争岁月,中国人民也是这样做的。那时一些日军战俘被我方争取过来,还帮助我们训练军队,做其他工作。
“从古至今,中国从没有侵略过日本,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情。我们始终认为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今后也是一样”,朱穆之说,“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日本国内妄图否定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我们也必须坚决斗争”。
在这位见证了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老人看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我们仍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内忧”和“外患”,认清中国还远未到“高枕无忧”的时候。
他表示,西方一些国家不会主动邀请中国与它们平起平坐,他们对中国的怀疑、分化的企图从未改变,这从苏联解体、俄罗斯重新崛起时西方的态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争取最好的和平发展环境。同时,也必须坚定地沿着英烈们用鲜血铺就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而更重要的,是团结人民,自强不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艰苦的斗争岁月,没有过悲惨的生活和受屈辱、被压抑的心情,没意识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朱穆之十分动情,“中国共产党成立86年来,历史事实证明新中国是蒸蒸日上的。面对发展道路上出现的问题,我们要通过改革积极解决。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改变。”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7-07 1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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