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回望“七七”
2016-07-07 10:34:31  来源：北京日报 2015年07月07日 记者 方芳 袁京 刘冕 贾晓燕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我成了儿童团团长，再一次听到“七七事变”的经过。那年，新四军东进，来到我的家乡。部队里有上海来的大学生，其中有一位叫袁顺森的老师主管儿童团，他给我们详细讲了“七七事变”的经过。我才知道卢沟桥是一座古桥，“七七事变”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四去卢沟桥，我要牢记历史”

　　“七七事变”的消息我最早是听父亲说的。那年我不到12岁，住在海安老坝港镇顾陶村，村子里消息闭塞，很多大事都是过了很久才传到村里来。我父亲是私塾先生，有点儿文化，听说了这事，又讲给我听，但讲得并不详细。

　　我在集镇上也听到大家在议论这事，说鬼子打到北平了。当时，我并不太清楚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但我能清晰地记得，大人们说起这件事时脸上的愤怒和悲伤。

　　1939年，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日本鬼子。那天，我在姨妈家，躲在芦苇编的围墙后面，看到了大道上骑着大洋马、趾高气扬的鬼子。那时，有南京的老百姓逃难到我们家乡，住在村子里，他们告诉我们南京的惨状，告诉我们日本鬼子的兽行和残暴。

　　这一年，我14岁，由于成绩优秀，被送到浒澪镇高级小学插班，学校里贴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标语，音乐老师教我们唱《松花江上》，老师边唱边流泪，抗击侵略、保卫家园的念头深深地种在我的心里。

　　1940年，我成了儿童团团长，再一次听到“七七事变”的经过。那年，新四军东进，来到我的家乡。部队里有上海来的大学生，其中有一位叫袁顺森的老师主管儿童团，他给我们详细讲了“七七事变”的经过。我才知道卢沟桥是一座古桥，“七七事变”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自此，我更坚定了要参加抗日的决心。我要跟着新四军，去抗击日寇。

　　后来，我的家乡成了敌占区，到处是鬼子和伪军的碉堡。因为我加入了共产党，我家的房子被扒光了，父亲被伪军刺了7刀，我自己也与日伪军遭遇过枪战，我的战友晚上开完会被日军抓住杀害，连尸体都没找到……这样残酷的现实，也没能动摇我抗日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我来到北京工作。这些年，我一共去过4次卢沟桥，除了组织参观，我还自己坐着公交车去过。站在桥头，我拿着笔和本，记录着“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资料，缅怀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雄们。

　　我要牢牢记住抗战，这是一段永远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

　　（本报记者 方芳）

　　【老兵小传】

　　邵仁卿，1926年6月16日出生，祖籍山东烟台龙口。1944年加入八路军胶东军分区招北独立营，与扫荡的日伪军作战。

　　1937年7月7日，邵仁卿只有11岁。他说——

　　“那年后，春节不再贴春联”

　　“七七事变”发生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只记得有一天，村里的气氛突然不太对，大家都在低声议论着什么，神色凝重，有人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很多年轻战士在卢沟桥、在北平牺牲了。”

　　那之后，村里的气氛一直很压抑，到了春节也不见喜气，很多人家都不再贴春联了。

　　家里的光景一天不如一天。“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年，我12岁，就离开家去当童工，赚钱补贴家用。第一份工是在金矿，一天1块钱，不仅吃不饱，还总遭人欺负。后来，我到县城的商店里当学徒。当时，日本人在城中横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鬼子的兽行，他们滥杀无辜，甚至用刺刀挑起小孩，狠狠摔在地上……

　　我气得不行，辞了工，我要去打日本鬼子，我要当八路为乡亲们报仇！在我心里，八路军才是人民的军队。

　　1944年，我加入了八路军胶东军分区招北独立营小分队。在部队里，我又一次听到了“七七事变”，连长给我们详细讲述了“七七事变”的经过。我第一次听到了佟麟阁、赵登禹这两位抗日英雄的名字，我钦佩他们，盼望自己能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上阵杀敌，为保卫祖国流尽鲜血。

　　后来的战斗中，我的连长牺牲了，战友牺牲了，生死离别的伤痛，比身上的伤痕更疼，更难以愈合。每一次伤痛，都让我抗日的信念更加坚定，我要打赢更多的战斗，为兄弟们报仇，完成他们的心愿——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终于，我们做到了，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

　　1962年，我退伍来到北京，终于亲眼看到了卢沟桥。宛平城的破损城墙，似乎在诉说着当年战斗的惨烈；卢沟桥畔，埋葬着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烈士的忠骨，站在他们的坟冢前，我似乎听到了当年的厮杀声。

　　在北京53年了，我已记不清自己去过多少次卢沟桥，腿脚好的时候，周末经常会去看看，遇到在卢沟桥参观的年轻人，我也愿意和他们聊聊，给他们讲讲“七七事变”，讲讲我们经历的抗战。

　　我是战争的幸存者，经历过战争，我更加深知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铭记那段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本报记者 孙宏阳）

　　郑福来，1931年10月出生，世代住在卢沟桥西桥头。1937年7月7日，那一夜的枪声，对郑福来来说永生难忘。作为“七七事变”的亲历者，他64年如一日，义务讲解卢沟桥抗战史。

　　那一夜，枪炮声响了一宿

　　1937年7月7日夜，枪炮声响了一宿，我从睡梦中惊醒，窗外，时有火光，“小日本演习呢，真不让人消停。”我翻了个身，又睡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我拽过书包，准备去私塾，父亲一把拉住我，“还上什么学，日本人打进城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日本人打进城了”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不上学，正好跟小伙伴去玩。我刚溜出院，就看到附近的大爷大妈们小声议论着什么，紧接着，就是一阵嚎啕大哭。原来，头一天还在一起玩的四春子被炮弹炸开肚子，没等送进医院就断了气。他，才10岁。

　　我呆住了，一下子就哭了。这时，炮声又响起来，炮弹在房前屋后炸开，我家西侧的两间土房瞬间坍塌。“枪子儿不长眼，快找背静的地儿躲着！”奶奶冲我喊，递给我一个黑锅盖，让我顶脑袋上挡枪子儿。

　　那时，29军的营房就在岱王庙，和我家只隔一条小街。我和伙伴们经常看29军官兵舞大刀，刀锋翻飞，红绸飘荡，真是神气。

　　由于与驻军营房近，我家这片儿成了日本鬼子炮火的打击重点。父亲让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出去躲躲。

　　天刚蒙蒙亮，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沿着河沟一路走到长辛店北的松树林里。林子里有浓重的血腥味，地上是一排排蒙着黑布的尸体，“这都是护城的29军阵亡将士，还来不及入土……”大人们说。

　　我们一路走到河北固安表姨家，坏消息也接踵而至。7月29日，北平沦陷。

　　母亲放心不下家里，就又带着我们回家。一路上，到处是土坑废墟，还有成堆的死人。

　　村子已被日军占领，他们把岱王庙变成自己的军营。日本鬼子干尽了坏事，吴振山的二叔经过岗哨没给鬼子行礼，就被一刺刀捅死；郭均的爷爷在河滩搂柴，被当成活靶子射死；金辉到河里打鱼，鬼子硬说他是八路军，放狼狗把他咬死了……

　　我恨日本人，我不想当亡国奴，我盼望着我们的军队能把日本人赶走。

　　卢沟桥下，流水潺潺；宛平城墙，弹痕累累。日军侵华，铁证如山。

　　我要把日军的暴行、中国人的苦难讲给更多的人听。于是，我从20岁起，就每天给参观卢沟桥的游客讲抗战史，讲“七七事变”，至今已讲了64年，只要我活着，我会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铭记那段历史。

　　（本报记者 袁京）

　　赵学增，今年60岁，地坛公园退休职工。他的父亲赵振标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军训团学员，在南苑参加过抗击日寇的战斗，获得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军事训练团纪念章和29军军训团颁发的北平南苑抗日纪念章。1986年，赵振标将两枚珍贵纪念章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委会。2000年，赵振标去世。

　　那一战，有父亲的纪念章见证

　　每年7月7日，我都会追忆父亲。父亲叫赵振标，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贝是两枚硬币大小、非金非银的纪念章，一枚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军事训练团纪念章，另一枚是29军军训团颁发的北平南苑抗日纪念章。

　　相信每一名中国人都知道29军。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词拒绝。日军开枪、炮轰，29军奋起反抗。

　　自此，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

　　第二天，“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响彻全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就此开始。

　　当时，父亲就在南苑，正参加第29军军事训练团培训。训练团是宋哲元为培养军事干部而建立的军事学校，成立于1936年6月，1937年1月开课，共有学员1500名。父亲在军训团不仅学习军事技术，还参加实战演练。

　　那年7月28日，日军进攻南苑，父亲和学员们拿起枪，与日寇作战，伤亡惨重。

　　父亲晚年时并不太愿意回忆这段经历，他只是时常拿出两枚纪念章，久久端详。

　　“北平南苑抗日纪念章”特为参加南苑作战的军训团学员所制。纪念章蓝底红字，中间写有“军训团”3字，外围是“北平南苑抗日纪念章 团长孙玉田赠”。1937年8月，军训团在固安整训时，父亲得到了这枚纪念章。

　　1938年，军训团每位毕业学员还得到一枚“军事训练团纪念章”。纪念章上，有“诚真正平”字样，外围写着“陆军第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纪念章”，背后刻有铭文：“明礼仪 知廉耻 负责任 守纪律”。

　　父亲很珍视这两枚纪念章，很少拿给我们看，我甚至都没有摸过它们。

　　1986年，我31岁，父亲突然告诉我们一个决定，要把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纪念章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委会。

　　我很惊讶，舍不得让儿女碰的宝贝，怎么就给了外人？父亲平静地回答，他想给后人们留个念想儿。捐赠时，抗战馆筹委会还象征性地给了一笔文物征集款，被父亲直接拒绝了。

　　2000年，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经常会想起他，想起他的纪念章。

　　现在，我年纪大了，开始理解父亲当年的决定。那两枚纪念章，见证着1937年的战火，见证着父亲和军训团的兄弟们在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也见证着中国人不屈服的民族精神。父亲想把这种民族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后辈能铭记历史。

　　我愿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志愿者，守护着父亲的念想儿，向所有参观的人们讲述这两枚纪念章的故事。（本报记者 刘冕）

　　刘欣然，18岁，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高三毕业生。今年高考语文作文二选一，只有两成考生选择了《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刘欣然是其中之一，她在作文中描写了淞沪会战中的抗日英雄谢晋元，以此缅怀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雄们。

　　那份记忆，给我们勇气

　　“1937年8月，我是个逃亡的女孩儿，谢晋元的部队救了我……在军营里，谢晋元体恤士兵，他替士兵站岗守夜……我问他：‘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他安慰我：‘如果再听到巷子里的叫卖声，就说明战争结束了……’”

　　6月7日，我在高考语文答题卷上写下了这个故事，我幻想着自己走进1937年，走进“七七事变”之后的中国，走进抗日英雄的世界。

　　当我还是个小学生时，有个同学是中日混血，我记得我曾对他说：“抗日战争的事情我们不会忘记，但我们对日本人民还是很友好的。”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抗战意味着什么，我只是觉得这样说显得很酷、很大度。

　　中学的历史课上，我第一次了解了“七七事变”。历史老师告诉我们，日军借由“一士兵失踪”，不断挑起事端，攻击我军，最终攻占北平、天津，全面侵华。我心生愤怒，我知道，这是我们的耻辱，那些逝去的同胞是我们永生需要背负的沉重和悲伤。

　　1937年，那是多么悲惨的一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淞沪会战；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去年，我国把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第一个公祭日到来之前，电视剧《四十九日·祭》播出，我虽已是高三，学习压力很重，但我还是流着泪看完了整部电视剧，我的泪水不仅仅是因为同胞的苦难，更因为无数中国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向日寇屈服。

　　我无法抑制去了解那段历史的冲动，我查找资料，阅读书籍，知道了在北平誓死抵抗日寇的佟麟阁、赵登禹将军和29军的将士；知道了率领“八百将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仅凭一个营的兵力拖住日军整整四昼夜的谢晋元；知道了在衡阳，与日军血战47天的方先觉与第10军……

　　“决不放弃杀敌的责任”“杀死两个便‘赚一个’。”就是这种无比纯粹的信念，支撑着他们战斗着，守卫着，坚持着，正因为这誓死抵抗，我们才拥有了最后的胜利。

　　6月7日，当我看到高考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时，我毫不犹豫地将对抗日英雄的敬仰倾诸笔端，奋笔疾书。我仿佛回到了“七七事变”的北平，来到了淞沪会战的战场，目睹了衡阳保卫战的壮烈……

　　我看到了他们，那些用生命守卫这片土地、用鲜血唤起国民勇气、用英勇战胜外虏的英雄，他们挺起了这个国家的脊梁，他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我始终相信，这份记忆将会让我们在每一次被击倒时，都能拥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本报记者 贾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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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7-07 10: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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