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卢沟桥事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
2017-05-18 10:23:37 来源： 澎湃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偶然性和必然性1937年7月7日下午，驻北平丰台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的带领下，在卢沟桥以北永定河东岸宛平城附近回龙庙地区演习。19时30分开始夜间演习，其内容是：“从龙王庙(即回龙庙，下同，引者注)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黄昏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22时40分左右，从日军演习阵地传出枪声，日军称一名士兵失踪。枪声过后不久，中日双方就日军失踪士兵问题进行交涉。日军要求进城搜寻失踪士兵，遭到中方拒绝。事实上，在中日交涉前半小时，日军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但日方仍坚持进宛平城调查。7月8日5时30分，日军从沙岗炮击宛平城。至此，7日晚开始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地龙王庙
表面上看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由日军演习时的“枪声”而引发的，至今为止并未发现有关“枪声”来自何方的详实史料，因此，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有如下事实可以说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并且，这一事件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
首先，事变中的日本驻屯军来自丰台，而丰台并非驻屯军的合法驻地。据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在使馆区和黄村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若干处驻扎军队。1902年，日本“清国驻屯军”(后称中国驻屯军)为1650人，至1936年增兵后达5000余人。因丰台是连接平汉、北宁铁路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驻屯军不顾《辛丑条约》的限制，于1936年5月起在丰台强行建造兵营。不仅如此，当年发生两次丰台事件，驻屯军把第二十九军在当地的驻军全部赶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军队正是由丰台派出的。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后来也承认：“我想(将通州驻兵的计划改为在丰台驻兵)终于构成了卢沟桥事件的直接动因。”
其次，事变发生后日本采取了扩大战争的方针。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即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延期两年复员;海军部也做出“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的决定。虽然日本内部存在着“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但从7月11日内阁公布《向华北派兵声明》后，“不扩大派”的声音完全被“扩大派”的声音淹没，陆海军均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准备。杉山元甚至认为：“事变大约用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解决。”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两国进行了短暂的交涉。一方面是驻屯军与第二十九军的现地交涉，一方面是日本驻华总领事馆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交涉。交涉期间，日本不间断地向中国派兵，同时，国民政府也派兵北上。7月28日，日军向北平中国军队发动总攻，很快占领了北平，随后占领了天津，开始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各地扩大战争。
中国方面，中国共产党于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发表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22日，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年底，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演
“我们不得不承认导致此果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日本”
1937年7月发生的日中两国间的冲突事件，尽管引发了全面战争，但双方避免正式宣战，而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这也是本次日中冲突的一个特征。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正式宣战要承受美国中立法的适用，因而可能招致与遭到经济制裁同样的后果。另外在日本，人们认为如果把“冲突”升级为“战争”，会为早日解决事态增加障碍。从要准备与原假想敌的苏联和美英进行对决的角度考虑，则必须避免日中纠纷的长期化。因此，日本在战争之初将此称为“北支事变”，在战火扩大后的1937年9月以后才正式改称为“支那事变”。
另一个特征是，日本在整个日中战争期间曾无数次尝试过多种形式的“和平工作”。(在中国称和平交涉或和谈，本文中的“工作”基本上都为和平交涉活动之意。——译者注)这也反映了其对早日结束事件的期待和焦虑。但是与希望早日结束的焦虑背道而驰的却是最终战斗超过了8年，比经正式宣战而开始的战争更为激烈，并迫使两国国民承担了巨大的负担、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尤其是给成为战场的中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们不得不承认导致此果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日本。
卢沟桥事件的爆发
在1937年的华北，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统括河北、察哈尔两省。因这个冀察政权是国民政府作为所谓“缓冲机构”而设置的，与冀东政权性质不同，所以日本中国驻屯军(以下简称驻屯军)中为数不少的人对其亲日姿态并不信任。另一方面，驻屯军频繁进行夜间演习，这被宋哲元率领的第二十九军视为“挑衅行为”，从而过度地引发了冀察政权方面的警戒心理。
驻守北平及其附近的宋哲元二十九军。图为宋哲元等人在检阅部队。
7月7日傍晚，驻扎丰台的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宛平县城北侧永定河上的卢沟桥畔进行夜间演习。晚上10时40分左右，日方两次受到来自左岸堤防阵地方向的枪击。中队长清水节郎传令将此事报告丰台的大队本部。大队长一木清直命令通过警备召集(所谓警备召集，是指为防备海上来敌、河面来敌以及地面来敌而进行的兵力召集，包括敌人已经来袭或有来袭之虞两种情况。——译者注)组成的500人的部队向宛平县城附近的一文字山出动。次晨3时半左右，由于到达一文字山的部队在龙王庙方向听到了枪声后，向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汇报了情况，于是牟田口下令开战。一木大队一方面于5时发出攻击令进入战斗状态，另一方面命令第八中队前进，以包围攻击堤防阵地的中国军队。前进中的第八中队与中国军队之间的战斗一开始，一木就于5时半下达了总攻击令。此间，在两次枪击之后该中队一名士兵失踪，虽然不久便平安归队，但这一消息却拖延很久都没有向大队本部报告，成为导致此次事态发展紧迫的原因之一。
战况扩展之要因
在当地持续交战的过程中，7月8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代替正在疗养中的次长今井清向参谋总长做了汇报，为防止事件扩大以参谋总长名义向驻屯军司令官下令，“应避免继续行使武力”。9日，以参谋次长的名义提出了禁止中国军队在永定河左岸驻扎、处分负责人、谢罪及取缔抗日团体等停战条件。停战交涉在北平特务机关与第二十九军代表之间进行。7月11日，第二十九军接受了(1)道歉和处分负责人，(2)不在宛平县城、龙王庙布军，(3)取缔抗日团体等要求。11日晚8时，于当地缔结了协定。
另一方面，近卫文麿内阁在7月8日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对于此事件虽然决定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这个“不扩大”并不意味着限制动员派兵到华北。在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陆相杉山元提议有必要从日本本土派遣3个师团，但因遭到其他阁僚的反对而取消。但是，7月10日在当地龙王庙再度发生冲突后，11日的内阁会议上，在采取不扩大、当地解决之方针的同时，还同意了陆军省部要求派遣3个师团的提议(实际上派兵被予以保留)。但在同日下午6时过后的派兵声明中，却断定“毫无疑问此次事件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并表示“放弃为不扩大事态的和平交涉”。
近卫首相在11日晚召集舆论界、政界和财界的领导人，为了敦促国民政府反省，指出：“派遣关东军、日本朝鲜军以及从日本本土调派相当的兵力，目前已是不得已之事”，从而要求全面配合派兵。虽然近卫并不希望事态扩大，但他相信如果表现出将要派兵的强硬姿态，按理说“中国方面会屈服”，事件因此可以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总而言之，在决定派兵的同时公布此一决定，是无视与此同时在当地进行的为停战所做的努力之行为，这也使得其后的交涉工作变得困难。(注：作为天津特务机关人员出面与第二十九军进行停战谈判的今井武夫回忆道：“正因为是日华双方为局部解决而努力的这样极其微妙的时期，这次朝议决定给我们当地日本方面代表的行动造成困难，同时也惹起中国方面的连锁反应，态度变得强硬，给双方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影响。”今井武夫『支那事変 回想』、 書房、1964、31~32頁。 )
中国的抗日气氛高涨也使得中国方面接受妥协的停战方式的可能性变小。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发生后第二天，即8日，通电全国，要求发动“抗日自卫战争”和国共合作。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鉴于对日抗战内外体制的筹备还未完成，暂时以事件的和平解决为重点。因此，在17日的庐山谈话(19日公布)中表明其决心，即尽管寄希望于以外交方式来解决，但如若到了无法解决的“最后关头”，则必须进行抗战。
这期间，在天津为解决此次事件的努力仍在继续。7月19日，在当地军队之间，中国方面接受了日本方面的条件，签订了有关取缔排日言行的实施条款(停战细节协定)。
驻屯军于21日，给东京陆军发电报称“二十九军全面接受我军的要求，正逐渐付诸实行”，以表达其慎重派兵的论点。在此前一天的20日，应陆军省部的要求，内阁会议同意派兵华北。但又根据驻屯军的意见和参谋本部派遣人员的当地形势考察报告，参谋本部再次搁置了派兵计划。
但是，25、26日连续发生小冲突事件(廊坊、广安门事件)，以此为契机，陆军决定实施已被延期的3个师团的调兵动员，并在27日得到内阁会议的同意。于是，驻屯军28日开始全面攻击，第二天基本控制了永定河以北的北平、天津地区。随后发生的通州事件，是在日本形成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舆论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事态扩大至此，但其不扩大方针仍被坚持下来，参谋本部的派兵计划及作战范围都以只限定在北平、天津为基本方针。自7月底起，作战部部长石原、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一起向外务省和海军方面做工作，以寻求由国民政府方面提出停战要求的可能性。在陆、海、外三省共同定下的停战条件的基础上，又委托日本驻华纺织行会理事船津辰一郎在上海与中国方面接触(船津工作)。船津于8月7日抵达上海开始进行接触，但因上海形势紧迫而未取得进展。
卢沟桥事变后，沿白河前进的日军谷崎部队
为什么没能抑制住当地军队的行动?
卢沟桥最初的枪击事件是“偶然发生的”，(注：在日本的研究者中，事件缘由偶然发生的枪击的论调为主流;在中国的研究者中，日军有计划的枪击论、阴谋论则较多。秦郁彦『盧溝橋事件 研究』(138~182頁)推断是由于二十九军士兵偶然发枪引起;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文出版、1993，168、300~316頁)虽也持偶然发生的论点，但质疑事发当时日军的反应。) 当地也为进行局部解决付出了努力。但视这次冲突事件为良机，驻屯军(后来的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为打倒蒋介石政权和实现占领华北的构想，以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推动了此次事件的发展。未能抑制住当地军队行动的理由之一就是，在陆军内部存在所谓的“不扩大派”和“扩大派”的对立。作战部部长石原等“不扩大派”认为，与中国的战争恐怕无法避免长期化，消耗国力造成对苏备战的障碍，从而可能招致苏联的介入，因此他们主张局部解决。而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和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扩大派”自事件爆发后持“一击论”，主张趁机给国民政府军一次打击，迫使国民政府转换抗日的姿态，一举解决日中问题。在陆军部内主张“一击论”者超过“不扩大派”，属于多数派。
事件发生以来最为重要的最初的几天里，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的接触，也仅仅是南京的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和中国外交部的几次交涉，处理事件的主导权掌握在陆军手中，外交当局则显得毫无力量。事件的“扩大”，政府和舆论都有责任。如前所述，无视当地的停战努力就早早地决定派兵、与之持同样论调的近卫首相和向“膺惩暴支”一边倒的媒体的论调等，都是助长日军趋向于侵略华北的综合因素。近卫内阁也认为，与其抑制事态扩大，倒不如把这次事件视为打开陷入僵局的对华政策的好机会，在预测蒋介石政权会在短期内战败的基础上，容许大量派兵，使在当地解决事件的努力付之东流。
其间，蒋介石在7月29日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认为当前的事态为“最后的关头”“局部解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没有了”，明确表明了抗战决心，将着手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与共产党携手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为了掌握在统一战线中的主导权，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8月21日)，要求苏联对日参战(11月26日)，将华北事态向国际联盟起诉(9月12日)等，以战争的“国际化”所带来的最后之胜利为目标。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5-18 10: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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