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化的抗战体育教科书
2024-06-13 10:12:14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年第4期 P18-22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抗战时期体育教科书以小学教材为主，单项教材居多，大部分教科书是作者根据个人体会或心得而编写的。教科书中体现了体育军事化和军事体育化的观点，出现了教科书编写的提案。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和军事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体育的目的，也违背了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关键词：抗战时期;体育教科书;体育与军事
八年抗战期间，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民党政府制定了“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教育应变措施。课程目标中提出要“训练生活上及国防上之基本技能”，也编写了战时的中小学体育教科书。这些虽然一定程度上适合当时的需要，但是和现代体育的本质是相违背的，偏离了现代体育的精神。
一、战时教育方针与体育教科书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严重破坏了发展中的中国教育。在全民抗日的洪流中，教育既肩负着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现实使命，又承担着培养建设人才、服务建国事业的长远职责。国民政府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民众“一致抗日，共同御侮”的主张后，从“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出发，逐步建立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指导方针，并通过制定一系列教育政策和应急措施，力求使战时教育体制能够顺利运转。
1937年8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的训练应力求切合国防需要，但课程之变更，仍须遵照部定办法。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明确规定了战时教育的九大方针和十七项要点，要求体育教材应与军训、童训取得联贯;严格管理，中等以上学校采用军事管理。
1940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初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和《修正高级中学课程标准》，1941年颁布了《六年制中学体育课程标准草案》，1942年颁布了《小学体育科课程标准》，这一系列的标准和以前颁布的课程标准最大的区别是初中以上的体育课程目标均增加了“训练生活上及国防上之基本技能”。此外，教育部还在1941年颁布了《高级中学家事(看护包括军事看护)课程标准》，1942年颁布了《高级中学军事看护课程标准》。这些课程标准对中小学体育教科书也作了相关规定，以此为标准出版了系列教科书。
1.课程标准对体育教科书的规定
根据当时的《小学体育课程标准》(1942年)、《修正初级(高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1940年)的规定，小学学制6年，每学年都开设了体育课，教材大纲分为整队与走步、体操、韵律活动、游戏与运动、国术5类。第一、二、三学年每周各120分钟，第四学年每周150分钟，第五、六学年每周各180分钟;对体育教科书的规定非常具体，并且还规定：各种教材，必须于规定学年内全部教学完毕;各校除照上列教材教学外，得酌授补充教材，并讲解体育及卫生常识;各校倘设备完全，环境许可，高年级儿童得酌习游泳一项，惟须严密管理;上列各项教材要目，本部将分别编辑小学体育教材及小学简易国术教材，以供各校应用每周教学时间[1]。这个课程标准一直实施到新中国成立前夕。1940年颁布的《初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规定：初中学制3年，每学期都开设体育课，每周2学时，教学内容包括体操、韵律活动、游戏运动、技巧运动、球类运动、竞技运动、自卫活动、水上及冰上运动和其他运动等。并对每学年教材所占比重进行了安排。课程标准还对部分教材的使用作了附注“：(一)此项比例得因各校环境及需要略加伸缩。(二)水上及冰上运动缺乏适当设备，无法教学者，应将其应占百分比移增于机巧运动及自卫活动三项内。”[1]此外，还对选配的教材作了规定“：教材之选配以部颁初中体育教授细目为标准，教员得自选适当教材加以补充。各学校除照上项所列教材教学训练外，并宜随时讲授体育常识，暂无健身房或室内运动设备之学校，遇雨天地湿不能再户外运动场上课时，即可利用此时间在室内讲解体育常识，同时仍作适当室内游戏运动。”[1]
《修正高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规定其教学内容为体操(包括走步与各式体操)、韵律活动(各种舞蹈)、游戏(含各种非正式游戏)、机巧运动(垫上运动及叠罗汉)、球类运动(以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为主)、田径、自卫运动(拳术、角力、摔跤)、水上运动(游泳、划船、滑冰)等，每周开课2小时。课程标准中也对教材的使用作了规定：“教材之选配以部颁高中体育教授细目为标准，教员得自选适当教材加以补充。各学校除照上项所列教材教学训练外，并宜随时讲授体育常识，暂无健身房或室内运动设备之学校，遇雨天地湿不能再户外运动场上课时，即可利用此时间在室内讲解体育常识，同时仍作适当室内游戏运动。”[1]
1941年教育部公布在部分学校实验的《六年制中学体育课程标准草案》，不分初、高中，实行六年一贯制。这个体育课程标准按性别分别规定了中学男女生体育教材，将体育教材分为：体操、韵律活动、游戏运动、机巧运动、球类运动、竞技运动、自卫活动、水上及冰上运动、其他运动等9类。在这份草案中，也对教材作了同前述类似的安排。
从课程标准的规定看，中学所选用的教材均为《体育教授细目》。小学教材是另外编写的。
2.抗战期间体育教科书的出版概况
从表1看，这一时期出版的体育教科书大部分是由教育部出版的，小学的教科书居多，有专门的战时体育教材。这和当时的局势有关，地方以及民间出版社都疲于战争，体育教材的编写出版数量相对以前要少。
表1 1937～1949年间出版的中小学体育教科书目录表
二、体育与军事结合的抗战体育教科书
1.以小学教材为主，单项教材居多
这一时期的体育教科书中，小学教材数量最多，而且单项教材居多，即以课程标准规定的某个项目为主来编写教材，如：周鹤鸣的《小学垫上运动与叠罗汉》包括的内容为垫上运动和叠罗汉;彭泽芬的《小学韵律活动补充教材》就只包括韵律活动，它分基本听音动作和舞蹈(唱歌、歌舞)两部分，都是围绕韵律活动组织教材内容;周鹤鸣等编写的《初中器械体操运动》是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体育课程标准编写的，供教学三年之用，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器械运动之意义，第二章教学，第三章部位与名称，第四章器械之设置与保管，第五章初中各年级单杠教材，第六章初中各年级双杠，第七章初中各年级木马，第八章初中器械上叠罗汉。教材都是围绕器械来设计体操动作。系统成套的教材少，我们只发现《小学体育教本》1～6册，是根据体育课程标准编写而成的小学一到六年级的教材。在初、高中体育课程标准中也指定初高中使用的教科书是体育教授细目，系重印版。
2.多根据个人体会或心得而编
教材多是依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心得或者训练经验编写的，如彭泽芬的《小学韵律活动补充教材》就是作者结合十几年教学的经验编写而成。该书序言的作者——涂文说：“彭泽芬女士，性好音乐，尤长于韵律活动，曾在昆明任教时，与之同事有年，常见彭女士于授韵律活动之功课，领导诸生操作时，莫不皆大欢喜，书兴而散，考具所以致此之由，固有其教授之得法，而其取材之新颖与得当，尤为成功之主因。”[2]再如程登科的《战时补充体育教材》，教材的教学环境是模仿战时的地形等环境，教材的内容也是作者在各个杂志报纸多年发表的一些文章积累而成的，温敬铭编写的《短兵术》是作者根据国术及研究中西体育沟通之心得，经过多次修改和数年的实验而编写成的。这些教材都是由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主编和出版发行的，且是用毛笔抄写的。
3.教科书体现了体育军事化和军事体育化的观点
体育军事化，是用原有的体育术科，不改体育内容，而以军事精神管理之，训练之，务使受训练者绝对服从。军事体育化就是先分析军事上的战斗力，视何种运动对于军事有帮助者，则尽量地应用到军事上去，这是以军事为主的，故与学校体育稍有不同，即在提倡应用的体育，以体育训练兵士战斗力，增加兵式作战能力，是故非仅求健康身体而已。例如武装游泳，武装赛跑等等，游泳和赛跑，本为体育上的课程，现在应用到军事上去，以军事为主，故着五章游泳着武装赛跑，这就是军事体育化[3]。战时体育教材巧妙地将战地环境与现代体育运动结合，如：“跳远教材，一、用品：竹竿、木棍;二地点：山河、土沟;三活动方式，(一)令学生排列于约二公尺宽之土沟或小河之一边，学生个别依次出列，用武装或徒手由后方跑来，跳过土沟或小河之对边，对竿以一人为保险者，接握跳来者之臂肘，以免滑跌。(二)令学生排列于约五公尺宽之小河或土沟之一岸，个别依次出列，用撑杆跳远之方法撑过河对岸。”[4]这是军事体育化的改造，将战争中飞跃河沟的动作和跳远结合在一起。将体育项目和军事行动结合，将现代体育运动用于战地环境进行练习。军事体育化，体育军事化是这套书最显著的特点。这也启示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条件将现代体育进行规则或者器材上的改造，以达到教学的目的。
4.出现了专门的体育教科书编写的提案
1943年国民体育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了《中小学体育教材教法提请审查案》和《编辑体育教科书参考书案》，提案认为要将教材审查意见送请原编者查照修改其与课程标准不符之处，并应订为补充教材;提案还列举了审查意见，对教材教法做了详细的说明。如“(一)应多附图释，(二)应与其他运动配合，(三)应加游戏教学之原则及方法，(四)应顾及现有小学校之设备情形，(五)游戏应用器具应以耐用为原则”[5]。提案公布了部分审查通过的体育教师训练参考书的名单。
提案对前期体育教科书存在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并提出新的建议，将体育教科书的编写细节作为教育部提案在以前是很少见的，这也表明政府对体育教科书的重视。
抗战胜利后，国立编译馆除由馆内专任编审编辑部定教科书外，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以确认部编教科书：1)酌选坊间特优课文，收用版权，加以修订，作为部编教材;2)指定优良学校自编实验教材，经试教适用后，送部审查合格者，再经修订作为部编教材;3)登报征求依照课程标准新编教材，经审查合格后略作修改，采为部编教材。不管采取何种方式，部编教科书的每一种稿本，均须经过许多人编辑、校阅、审查、批评、修改或实验教学，才能被定为标准教材。至1947年7月1日，开始施行《印行国定教科书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各种教科书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而且连版面、装订、纸质、字体、插图都必须遵循统一标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教科书的编审制度的制定，在管理体制上几经变更而趋于定型，操作程序也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对教科书的内容、形式、文字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比较严格地按照部定各级学校标准课程编选教材，采取规范的制度审定教科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科书的品种和质量，基本满足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需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教育开始向现代化转变。这是许多教授专家学者、有经验的校长和教师、有事业心的出版家和教育行政官员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对学校教育实行严密控制，“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以管、教、养、卫的真义为教科书的一贯系统”，强制推行“一个主义”，企图借助教科书培养“党国”顺民，这就背离了民主与科学精神，妨碍了民国教育向现代化的转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小学体育教科书以现代体育为主体，中学以上出现军事训练内容;教科书的编排体例丰富多样，自成体系，无论是教科书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教科书的内容基本稳定，忠实地反映体育课程标准和目标;教科书关注教材教法的提示，也利于对体育教师的培养;同时，政府加强了教科书的审查，教科书审定制度逐步完备，教科书编写方面的经验成为解放后中小学体育教科书的重要参考。
三、体育应该如何与现实结合——抗战时期体育教科书给我们的启示
抗战时期的体育教科书将军事内容和体育教学内容紧密结合，是为了适应战时之需，对抗战的开展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那么，体育应该如何和时代结合，教科书的内容应该怎样和时代内容结合?
1.“体育军事化”之争
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受战争的影响，很多地方学校的教学开展都不是很正常，体育课的开展也同样受到很大的影响，学校体育应该如何开展也是当时很多学者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1935年发表了程登科在中华体育协进会出版的《体育季刊》上发表了《德国体育现状》一文，认为体育的第一目标就是主张体育民众化;体育的第二目标，就是主张体育军事化。随后，他在《怎样利用军警权力辅助民众体育使全民体育化》中提出：“我国体育的生路就是以平民化的运动去实施全民体育化，以我国固有的国粹体育，衡取合乎我国国情的外国运动，冶于一炉，求得一个中心的训练。现在我国人民，体短瘦弱，已呈普遍现象，至于坚毅果敢的民族性，早经丧失殆尽。要挽救这个狂澜，实行我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打破西人叫我们‘东亚病夫’和日本人叫我们‘劣种’的侮辱称呼。”[6]“只有全民体育化，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体育锻炼的机会，才能养成人人都具有御侮抗敌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病夫’、‘劣种’才有涤雪的一天，强种救国和复兴民族，才不至成为口号[7]。”从而拉开了“体育军事化”之争的序幕。
同年，方万邦在《教育杂志》发表了《我国现行体育之十大问题及解决途径》，他认为“(1)现在战争完全是科学的，尤以化学物理数学等应用科学为最重要，非如古代战争所用之弓马刀枪等可比，现代所用专门战术，皆为体育课程所未备，所以体育军事化在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2)若谓体育与军事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历史、公民、物理、化学等科更应先行军事化了。在未实行军国民教育前，体育实无单行军事化了。在未实行军国民教育前，体育实无军事化之理由。(3)就实际上论，目前教育宗旨首重民族复兴，与其体育以军事化为目的，不如以复兴民族为目的，因为复兴民族是需要个个国民有健全的身体，健全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体育就是造就这种国民的良好工具。(4)以目前国内军队情形观之，体育军事化，实不如军事体育化，以训练军士坚强的体格及精神”[3]。作者认为体育不宜军事化，他从现代战争的特点、体育与军事教育的关系、教育宗旨以及当前军队的现状四个方面来阐述了体育不宜军事化的理由。针对方万邦和程登科各自不同的观点，徐致一在《勤奋体育月报》中发表了《我也来谈体育军事化》表达了对两个人观点的看法。1936年，章辑五在《体育季刊》发表了《读方万邦程登科两先生大著之后》也发表了自己对体育军事化的看法。其后，程登科在《体育季刊》发表了《读方万邦先生“我国现行体育之十大问题及解决途径”中所持对体育军事化不切实用的检讨》，进一步阐述了体育应该军事化的理由，他认为“因为时代告诉我们，我国现在所需要的体育，一方面要把握时代，一方面还要强国强种，使我民族复兴。……本来体育系促进人类健康和娱乐为目的的，不过处在这个二十世纪强食弱肉的时代，诚如达尔文进化论所说：‘优胜劣败’，也就不容许我们把体育视为健康与娱乐为目的的了。……体育在现在已被认为强国强种与复兴民族的工具，复兴民族要军事化，那么，体育既系复兴民族的工具，强国强种的生命线，体育当然尤先必需军事化了。……所谓军事体育化就是对国民党军队官兵进行体育训练，以增强其战斗力;而体育军事化则是用国民党军队那一套来管理体育并进行训练[8]。”程登科把体育看成是“强国强种”与“复兴民族”的工具。这些观点实际就是德国体操学派中强调军事价值及进行精神和纪律训练的内容。这套理论在当时以实用主义体育思想为核心的学校体育中很难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抗战开始后逐渐受重视，成为所谓“战时体育”的理论基础[9]。
2.体育应该和军事结合吗?
1923年6月，民国教育部正式将“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学校体育课程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学校体育的目的是为了“发扬游戏本能，锻炼身体，适应普通生活，养成爱好运动的习惯，增进个人健康”[10]。这些目的和当今的学校体育目的有很多类似之处，它也引领民国学校体育不断发展。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适应战时之需，体育课程中出现了许多军事活动，学生在体育课上从事军事训练，模仿战时的一些情景，甚至有射击等活动，一些中小学生的体育课主要进行军事演练，体育教科书的内容也编入了射击、钻地道、武装游泳、武装越野等内容。这些内容在战争时期对培养学生适应战争的变化无疑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但是从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这违背了青少年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也和体育的本质有一定的背离，中小学生从事和军事有关的练习是不适宜的[11]。体育应该和儿童青少年的生活世界相结合，但是不能违背儿童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因此，体育教材的内容编选必须根据学生的需要，同时符合学生身心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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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litarized Sports Textbooks in 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
HUANG Hao，LIU Bi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 PE textbooks were mainly consist of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teaching materials are single;most textbooks are prepared by the author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textbook embodies them militariz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ilitary sports view，the textbook writing proposals appeared.The combin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physical education textbooks and military is deviated from the purpose of physical education，also violated the law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Key words：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physical education textbook;sports and military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4)04-0018-05
收稿日期：2014-02-02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百年中小学体育教科书研究”[12YJA880075]
作者简介：黄 浩(1968-)，男，湖南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体育教学部讲师。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4年第4期 P18-22 作者：黄浩，刘斌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13 10: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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