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第一人” 刘长春（上）
2017-06-23 14:31:54 来源：国际在线 点击： 复制链接
图为1932年，刘长春在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现场。
刘长春在奥运会上参加200米预赛时的情景，赛道上跑在第四位的即是刘长春。
1932年7月31日15时，美国洛杉矶市。
这是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后的第二天，男子100米短跑预赛正在田径场上进行。起跑线前，在那些高大魁梧的欧美运动员中间，一个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的中国选手，吸引了众人好奇的目光。
他是第一位走进奥运赛场的中国人，四万万人口大国的唯一参赛者。
观众们无法透过那张不苟言笑的陌生面孔，洞悉他脑海中的波澜起伏——就在10个月之前，日本人在中国的领土上突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此时，他的家乡东北，已沦陷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发令枪响。仅仅11秒钟之后，这个尚未被人们所熟识的中国青年，便被宣布从预赛中淘汰出局。在6名参赛者中，他只取得了第5名的成绩，与最先撞线的选手，相差大约4米的距离，折算为时间不足1秒。
历史将这瞬间永久地铭刻下来。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每当有人试图讲述中国在奥运赛场上的艰辛历程，便一定会提及这个名字:刘长春。
“我能比呀!”
在刘长春远渡重洋参赛之前，中国曾多次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896年希腊即将举行第1届奥运会前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曾经向部分国家发出了参赛邀请函，其中一封通过法国驻华公使，辗转递交到清政府。但垂暮帝国的统治者，却因“不知奥运为何物”而未予理会。
彼时中国的上空，弥漫着的硝烟依旧挥之不去。腐朽闭锁的国门被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摧毁，随之涌入的有残酷血腥的杀戮，有戕害肉体与灵魂的鸦片;也有各种异域文明的舶来品，其中便包括在洋务运动中逐渐兴起的近代体育运动。
一些有识之士是通过散见于《万国公报》上的零星消息，才对奥运会有了最初的印象。
这一发端不久的体育盛事，当时被称作“万国运动会”。
中国人萌生参加奥运会的梦想，距今恰好整整一百年。1907年10月24日，主张体育教学的“南开之父”张伯苓，在天津青年会第5届学校联合运动会上的即兴演讲中，代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组队参加奥运会的倡议，在青年学子中间激起一阵波澜。这个被轻视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迫切地渴望在世界面前扬眉吐气。
但是对这来自民间的声音，忙于军阀混战的当权者却无暇顾及，索性充耳不闻。
中国人的热情还是得到了奥林匹克的回应。1915年，正在筹备第2届远东运动会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收到了来自“万国运动会总干事部”的电报，那便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国际奥委会。电报中明确建议:“下次万国运动会时，中国亦得派运动家前往预赛”。
然而随即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护法战争，使这弥足珍贵的机会转瞬化作泡影。
直至1921年的第5届远东运动会，中国才与国际奥委会正式建立联系。次年，身为远东运动会发起人之一的体育家王正廷，被推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步入这个组织的第一位中国人。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则于1931年被正式接纳为奥委会组织。
虽然这个简称“体协”的组织当时已在内政部立案，但没有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财政支持，自其诞生之初便时常因为资金匮乏，而濒临名存实亡的境地。为了应付捉襟见肘的经费问题，体协曾一度栖身于上海《申报》，借用报馆里一间狭小的空房，作为临时办公地。
尽管手头非常拮据，那一年在巴黎举行的第8届奥运会，体协还是派遣了3名网球运动员赴会参加表演活动。然而，这一举动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也没能留下任何详尽资料。如今那3名运动员的姓名，已几乎消隐于历史的长河中。
同样由于经费问题，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第9届奥运会，中国也只派出时任体协干事的宋如海，以观察员的身份只身赴会观光。坐在人潮涌动的看台上，观望着异国选手奋力拼搏的矫健身影，耳畔回响着各种语言交汇而成的欢呼之声，宋如海感到极度的压抑与孤独。他用英语反复喃喃自语:“奥林匹亚……奥林匹亚……”突然，一股抑郁于胸中的热流喷薄而出，这个中国人用中文谐音大声咆哮着:“——我能比呀!”这一句呐喊，很快便被周围的声浪所淹没。
这一年，沈阳东北大学的田径场上，19岁的刘长春，已站在百米赛道的起跑线前。
“兔子腿”
在故乡大连，提起刘长春，仍有老辈人会记得他当年那个小有名气的绰号——“兔子腿”。
这座滨海城市的西郊，毗邻海岸的小平岛河口村，群山环绕之下的宁静村落。村民们经常在半山坡绵延数百米的小道上，看见一个顽皮的孩子呼啸着飞奔而过。盛夏，他跑到三里开外的浅滩戏水玩耍;严冬，冻结上厚厚冰盖的溪流，则成为他“打滑溜”的好去处。
田间乡野日复一日的奔跑与嬉戏，无形中使刘长春练就了一双好腿脚。14岁那年，他转学至城区的沙河口公学堂，在参加当地一场运动会时，这个懵懂少年在百米短跑中居然跑出了11秒8的成绩，也因此叫响了“兔子腿”的名声。
这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却过早地被现实蒙上一层沉重的阴霾。
日俄战争之后的大连，原本由俄国人掌控的租借权，被移交至日本人手中。刘长春的家庭主要依靠父亲贩卖布鞋为生。但当日本人开设了鞋厂之后，机器生产的胶鞋迅速充斥市场，这个小手工业者的生意受到严重排挤。年幼的刘长春亲眼目睹了家境每况愈下的惨淡。
比起生活上的困苦，更令他刻骨铭心的阴影，是来自精神上的屈辱。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6-23 14: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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