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最关键的贡献——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2017-01-06 09:54:20  来源：华岳论坛 作者：黎阳   点击：  复制链接

　　1942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根本转折的一年。号称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几大著名战役——中途岛之战、斯大林格勒之战、阿拉曼之战都发生于1942年。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势力到达顶峰是在1942年，从此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为这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根本扭转创造出最大最关键的前提的，是中国。

　　当年丘吉尔承认“如果失掉埃及和中东，那么，继续进行战争‘将是一件艰巨、长期和前途黯淡的事情’，即使美国参战也是这样。”(见附录⑴—⑵)。如果1942年德日携手联合作战夹击埃及和中东——日军向西进攻印度、伊朗，德军向东进攻埃及，两军东西对进，盟军根本招架不住(见附录⑶—⑸)——此时日本已经消灭了英美在这一区域的海军主力，获得了绝对海空优势，可以任意攻击这一地区的任何地方;刚刚开始战争动员的美国无兵可派，无装备可调配;好不容易才守住莫斯科的苏联自顾不暇，正坚决要求美英立即开辟第二战场吸引德军以减轻自己的压力，不可能分兵替英美救急;英国人在中东兵力薄弱、士气低落又不得人心，一旦德日进攻，痛恨英国人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势必趁机起来造反(见附录⑹—⑺)。如果日军决心西进，占领印度伊朗问题不大，这样日本就可以和土耳其接壤。土耳其是亲德的，日本完全可以借道土耳其转向中东，和德军会师中东(见附录⑻—⑽)。

　　一旦德日两军会师中东、切断苏伊士运河，战略意义就极大了——德日两国的科技，人力，资源甚至军队都可以互补和整合，战斗力会有飞跃性的增强。中东大油田将落入德日之手，德国将获得无穷无尽最迫切需要的石油，势力势必大增，美国《租借法案》援苏物资的波斯湾通道将被切断，英国将丧失主要石油供应，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很可能土崩瓦解——在英军对德作战屡战屡败、对日作战屡战屡败、大英帝国威风扫地、人心惶惶、士气低落、兵无斗志、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再出现如此惨败不但将严重打击英国人的士气、信心、希望和决心，而且将引发严重的政府危机——1942年6月隆美尔攻占利比亚重要港口托卜鲁克立即在英国引发了一次对丘吉尔的不信任投票。(看看丘吉尔自己的描述：“这是我在大战期间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大打击之一。它不仅在军事上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它还影响到英国军队的声誉。在新加坡，八万五千人对数量处于劣势的日军投降了。现在在托卜鲁克，二万五千名[实际上是三万三千名]久经风霜的士兵向为数也许只有他们的一半的敌人缴了枪。如果这是沙漠军队士气的典型，那么，非洲东北部所面临的灾难将更无法应付了。”“失败是一回事;耻辱则是另一回事了。”“这些报纸刊载着令人注目的标题，什么‘英国一片愤怒’，‘托卜鲁克的陷落可能导致政府改组’，‘丘吉尔将遭到不信任投票’，等等。”“充满尖刻文章和刺耳声音的报纸上的议论和批评，在下议院里得到二三十位议员的附和，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员则抱着相当阴郁悲观的态度。”)——丢了一个托卜鲁克港尚且如此，如果整个中东都丢了，丘吉尔的日子会更不好过(见附录⑻)。

　　如果德日夹击中东，德军势必在苏联战场采取守势而不进攻斯大林格勒。不进攻斯大林格勒，自然不会有斯大林格勒之战了。

　　如果德日夹击中东，日军陆海军主力势必西进而顾不上进攻中途岛。不进攻中途岛，自然不会有中途岛之战了。

　　如果德日夹击中东，屡战屡败的英国肯定招架不住，必定一败涂地，自然不会有阿拉曼之战了。(如果英国政府因此垮了，美国就丧失了进攻欧洲的基地，就谈不上后来的诺曼底登陆了。)

　　美国的既定战略是欧洲第一，敌人是德国第一，盟国是英国第一。一旦英国危机，美国必定全力以赴救援，什么援苏，什么援华，什么太平洋反攻，统统都得为此让路——一听到托卜鲁克失陷，美国马上把已经答应给中国的《租借法案》援助物资扣下转运英国。如果丧失中东使英国遭到更大的危机，美国势必把大批原定给苏联的《租借法案》物资、甚至把要给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物资也扣下优先转给英国。这样一来，在1941年遭到严重损失、面临的武器装备物资缺乏苏联在1942年要发动大规模主动进攻就非常困难;而全力以赴保英国的美国也势必顾不上在太平洋地区发动积极攻势。

　　由此可见，1942年的中东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战略“死穴”。如果德日夹击中东，就不会有中途岛之战、斯大林格勒之战、阿拉曼之战等等后来一切扭转乾坤的战役，甚至不会有诺曼第登陆。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根本扭转的关键是在1942年制止德日联合作战夹击中东。

　　历史的事实是，“德日联合作战夹击中东”这一对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威胁最大的战略最终没有被采用。

　　导致德日两国放弃联合作战夹击中东这一致命战略的最大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中国。中国的抗战。

　　中国的抗战死死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1942年1月，日本陆军扩大到200万人，但用于对付列强的南方军仅有40万规模，在中国大陆却有120万大军。日本本来试图在1940年将在中国驻军从85万减少到40万，但中国的抗战迫使日军反而增加到100多万。侵华日军认为，目前100多万日军为驻华最低数量，绝对不能再减少。这样一来，随着日军在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的推进，陆军所有能动用的战略机动部队已经全部用光，实在无力实施“德日联合作战、夹击中东”这一战略。

　　对“德日联合作战、夹击中东”这一关键战略，德国海军、陆军将领(尤其是隆美尔)和日本海军都积极赞同，大力支持，希特勒犹豫不决，左右摇摆(见附录⑾—⒀)，最后没同意。也就是说，德国方面妨碍采取这一战略的只是希特勒个人的主观障碍，客观上毫无障碍。如果希特勒改变主意，德日夹击中东的战略马上就可以起死回生付诸实施。而当时希特勒的态度不过是一念之差。如果日军决策西进与德国配合作战，希特勒这个机会主义者决不会错过这个大好机会，马上就会改变这一念之差——前面有人接应与无人接应的情况大不相同，兴趣和信心自然会大不相同。由此可见，导致“德日联合作战、夹击中东”这致命战略胎死腹中的真正客观因素是中国——中国的抗战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使日本陆军无兵可用，无法抓住这一最关键的战略机遇。

　　没有中国的抗战，就无人拖住日军主力，就无法挫败“德日联合作战、夹击中东”的致命战略，就无法避免英国在1942年崩溃，就谈不上号称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几大著名战役——中途岛之战、斯大林格勒之战、阿拉曼之战，就谈不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战局的根本转折，就谈不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才是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大最关键的贡献——扭转乾坤的全局性战略性贡献。

　　对中国在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局的紧要关头这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一清二楚。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丘吉尔说：“我必须指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见附录⒁—⒂)“当我们想起中国人在孤立无援而武装恶劣的情况下，坚持抗日已经多久，当我们看到我们在日本人手下过着什么样的艰难的日子，我就不能了解我们为什么不欢迎中国人的援助。”(见附录⒃)——注意，丘吉尔在此亲自承认英国需要中国的援助。

　　正因为中国的坚持抗战如此重要，正因为1942年时英美有求于中国甚于中国有求于他们，所以他们才惟恐中国撑不住，才拼命给中国打气，没有多少实的就多给点虚的——划出一块“中国战区”、开辟驼峰航线、大张旗鼓宣扬“飞虎队”、安排中国进“世界四强”、盛大欢迎宋美龄访美……等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形势开始好转，才在1943年亮了点干货，作为中国对扭转战局的最大最关键的贡献的回报——除了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废除排华法案，真正关键的是在《开罗宣言》中明确宣布中国将收回东北和台湾。这大大超过了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没有中国的坚持抗战，没有中国对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战局的关键性贡献，英美岂能如此痛快地让中国收回蒋介石想都不敢想收回的东北和台湾?

　　中国对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最大最关键的贡献是用持久抗战死死拖住了日军主力，使德日丧失了“联合作战、夹击中东”这一致命战略的历史机遇，为盟国争取到了最需要的时间，为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创造了条件和前提——没有塔山阻击战，就没有攻克锦州，就没有辽沈战役歼敌47万的胜利;没有中国的抗战，就没有中途岛之战、斯大林格勒之战、阿拉曼之战的胜利。塔山阻击战对辽沈战役全局的贡献不在本身歼敌多少，而在于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地方拖住了关键的敌人，为整个战役胜利创造了条件。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不在中国战区歼敌多少，而在于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地方拖住了关键的敌人，使整个战局得到扭转，为整个战争胜利创造了条件。

　　中国对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最大最关键的其实贡献有二：一是有形的，物质的——用持久抗战死死拖住了日军主力;一是无形的，精神的——用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坚持抗战的顽强精神鼓舞人心。当英国孤立无援前景渺茫时，当美国遭受珍珠港惨败人心惶惶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以中国为榜样鼓励士气：中国人在那样艰苦卓绝孤立无援的条件下都坚持过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连丘吉尔都罕见地说：“当我们想起中国人在孤立无援而武装恶劣的情况下，坚持抗日已经多久……”(见附录⒃)

　　既然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最大最关键的贡献有形的是死死拖住了日军主力，无形的是用艰苦奋斗的顽强拼搏精神激励鼓舞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军民;那要评价中国谁对抗战胜利贡献大，当然一要看谁牵制的日军多，二要看谁的抗战意志强。而这两条全是非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莫属：

　　1.谁牵制的日军多?

　　共产党——“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如果不信数字，不妨想想中学几何知识——国民党是正规战，与日军沿固定的战线对峙。共产党是游击战，在广大的“面”与日军周旋。是“线”的接触面积大，还是“面”的接触面积大?是控制一根固定的“线”需要的人多，还是控制一个变幻莫测的“面”需要的人多?是保卫边境线的边防军人数多，还是保卫内地大面积的安全的警察、武警、保安人数多?“线”与“面”谁更能牵制兵力还不清楚吗?共产党的游击战与国民党的正规战谁更能牵制日军兵力还不清楚吗?

　　还不仅于此呢。当时国民党是固守防御，消极防御，毫无主动进攻精神——“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面对这样一个战线固定、势态清楚、“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你来打我，我不逃跑就不错”的敌人，日军用得着很多兵力防范吗?而共产党的游击战就不同了——整天盯着你，看准机会就咬你一口，叫你找找不到，打打不着，躲躲不开，防不胜防又不得不防，一不小心就是灭顶之灾。“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要防范如此大范围全天侯又捉摸不定的致命威胁，就不得不处处设防，时时设防，需要的人力成倍增长——丘吉尔说过，打仗最怕与捉摸不定的敌人打交道。对付这样的敌人就不得不调动超过对方多少倍的力量，即使不受损失也是输，因为自己的兵力被敌人牵制住了(见附录⒄)。丘吉尔主张对缺乏资源的日本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消耗(见附录⒅)。而共产党的游击战正是这样做的。

　　由此可见共产党才是牵制日军的主力。

　　2.谁的抗战意志强?

　　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向共产党说出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连篇累牍，呶呶不休，劝其降顺。国民党只在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一股凶气，在日本面前则一点儿也凶不起来了。不但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就是在言论上也不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做出一点两点稍为尖锐的驳斥。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先生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国主义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但对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愿也不敢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不轻视国民党呢!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解散新四军，进攻八路军，包围边区，诬之为‘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经常不断地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而对于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执行任何的军令政令，不执行任何的纪律处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也是依然只有对付共产党的决议，没有任何一件对付国民党自己大批叛国投敌的中央委员和大批叛国投敌的军事将领的决议，这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国民党呢!”“汪精卫说：‘最亲善的兄弟终久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日期愈快愈好。’(十月一日同盟社消息)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毛泽东：“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从前汪记国民党的旗子左角上还有一块黄色符号，以示区别，于今索性不要这个区别了，一切改成一样，以免碍眼。其爱好之程度为何如?”(毛泽东：《质问国民党》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抗战是被共产党逼的。没有共产党的“从来不投降”，没有共产党的“逼蒋抗日”，蒋介石的抗战坚持不到底。虽然他本人没投降，但其部下却大批投降，“降官如毛，降将如潮”。蒋介石没投降一是因为有共产党“督战”，二是因为有共产党保护：“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没有我们，他是旁观不成的。”(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所有这一切证明，即使是被国民党战场牵制的百分之三十六的日军和百分之五的伪军说到底都不是国民党的功劳而是共产党的功劳。共产党的“从来不投降”、“逼蒋抗日”使蒋介石不敢投降，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了日伪主力，保护了“大后方”，使蒋介石得以不投降，使国民党战场得以存在，从而才得以牵制了百分之三十六的日军和百分之五的伪军。

　　抗日战争中国之所以能收回东北和台湾，是因为中国对扭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根本形势做出了举足轻重的关键贡献：号称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几大著名战役——中途岛之战、斯大林格勒之战、阿拉曼之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1942年德日未能采取“联合作战、夹击中东”这一致命战略。1942年德日之所以未能采取“联合作战、夹击中东”这一致命战略，是因为日本陆军无兵可用。日本陆军之所以无兵可用，是因为日本陆军主力被中国抗战死死牵制住了。日本陆军主力之所以被中国抗战死死牵制住，是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决不投降，逼蒋抗日又发动了最能牵制敌人兵力的人民战争、游击战。因此，中国牵制日军主力、挫败德日“联合作战、夹击中东”战略、扭转战局的功劳属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因得以作出对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战局做出最大最关键的贡献而收复东北和台湾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抗战真正的中流砥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如今跳出一群“公知”吵吵嚷嚷说，“抗战主力是国民党”、“国民党对抗战贡献最大”，理由是国民党打了多少多少大规模战役，伤亡多少多少将领，而共产党在这方面望尘莫及，等等等等。

　　这群“公知”耍了如下几个花样：

　　第一，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最关键的贡献是通过牵制日军主力而挫败了德日“联合作战、夹击中东”这一致命战略，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根本扭转。贡献的要害不是自己牺牲多少、杀敌多少，而是关键时刻牵制敌军多少——塔山阻击战时林彪的标准是“我只要塔山，不要伤亡数字!”同理，对中国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贡献标准应该是“我只看牵制日军主力多少，不看伤亡数字!”

　　第二，抗战八年国民党打的基本是败仗——一溃千里丧失大批国土本身就是证明。共产党打的基本是胜仗——共产党孤立无援，一切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无缴获就不能生存，不胜即败，连得失相当都算败仗，更不用说得不偿失了。国民党丢掉的领土被共产党夺回变成了抗日根据地，等于共产党给国民党擦屁股。抗日根据地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本身就是共产党打胜仗的证明。把国民党打败仗的伤亡数字搬出来当成邀功的资本，跟共产党打胜仗的伤亡数字做对比“证明”共产党对抗日战争无贡献——也只有中国“公知”才会如此恬不知耻卑鄙下流。

　　第三，既然要衡量对抗战胜利的贡献，那就不能光用某一单项指标衡量，而要全面衡量——不仅要看正面贡献，而且要看反面“贡献”;不但要看谁给日军造成了破坏，而且要看谁让日军占了便宜;不但要看谁给日军造成的破坏大，而且要看谁让日军占的便宜多。或者说，不但要看对中国抗战的正贡献，而且要看对中国抗战的“负贡献”。

　　国民党对抗战有如下“负贡献”：

　　——“运输大队长”：“绝对不抵抗”，大片国土拱手送人，大批武器装备战略资源拱手送人。光一个九.一八事变就让日军白捞了多少武器装备?“国军”在缅甸大溃败，日军缴获物资堆积如山，得意洋洋天天在电台上详细列举清单：缴获枪多少，炮多少，汽油多少，弹药多少，汽车多少，坦克多少……整天抱怨获得的《租借法案》物资太少，却把到了手的大批物资拿到黑市发财，甚至大大方方送给了敌人——不会打仗，难道连破坏物资也不会吗?缺乏资源的日军用这些缴获能杀死多少中国人?(“公知”们不是很爱算细帐吗?不是为“狼牙山五壮士”吃没吃老百姓的罗卜、是吃了两根还是三根而斤斤计较喋喋不休吗?不是很相信日本公布的统计数字吗?既然那么追求精确，那就请君入瓮——把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公布的从中国方面的缴获数字一一加起来分门别类统计汇总列出清单，然后根据日本公布的平均战斗消耗量，计算一下日军用这些物资杀死了多少中国人，从而精确计算出国民党光当“运输大队长”这一项就给中国抗战带来了多大的“负贡献”。而这种“负贡献”是国民党独有的——日军从共产党手中缴获过大批武器弹药作战物资吗?就凭这一条就可以知道谁对抗战是正贡献、谁对抗战是“负贡献”。)

　　——花园口决堤：杀死了多少中国老百姓?这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多大的“负贡献”?共产党干过哪怕一件这种事没有?

　　——抓壮丁：“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全面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少。”(北大教授蒋梦麟)——这等于替日军杀死中国军人一千四百万。共产党干过这种事吗?这难道不是国民党对中国抗战又一独一无二的“负贡献”?

　　——兵败如山倒，丧失外蒙古：中国为什么抗战胜利了却丢了外蒙古?因为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拿中国的主权跟苏联做了交易。美国为什么要拿中国的主权跟苏联做交易?因为美国想求苏联出兵打日本。为什么美国要求苏联出兵打日本?因为美国放弃了依靠中国击败日本的战略目标。美国为什么放弃依靠中国击败日本的战略目标?因为美国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美国为什么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因为在1944年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一溃千里——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都在节节胜利，到处形势一片大好，唯独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溃不成军。人皆胜利你独败，如此无能，谁能瞧得起?再加上个史迪威事件，岂能不让美国人想到丘吉尔的断言——中国“极端的政治腐败”、“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所能作出的贡献估价得过高了”(见附录⒆)——“罗斯福终于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回忆)。既然你如此不中用，既然你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高度现实的美国人马上就另请高明，找苏联帮忙去了。美国人就是这么实用主义：用得着你，什么都好商量;用不着你，什么都不买帐。1942年对中国抱有希望、指望中国牵制住日军主力为扭转战局争取时间，1943年就发表了《开罗宣言》让中国收回东北和台湾。1944年对中国丧失希望、把希望寄托到苏联身上，1945年就签定了《雅尔塔协定》，把中国的主权拿去做交易，毫不含糊立竿见影。

　　没有共产党牵制日军的主力，就没有1942年中国对扭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根本形势的最大最关键的贡献，就没有1943年使中国收回东北和台湾的《开罗宣言》。没有国民党1944年的大溃败，就没有1945年使中国丧失外蒙古的《雅尔塔协定》。收回东北和台湾是共产党对抗战的贡献，丧失外蒙古是国民党对抗战的“负贡献”。

　　——汉奸理论：“三个月亡国”、“攘外必先安内”、“绝对不抵抗”、“义和团式爱国”、“落后文明对抗先进文明”、“曲线救国”……

　　为什么中国抗战会有那么多伪军?因为国民党政府容忍、包庇、带头大肆宣扬汉奸理论。有猖狂的汉奸理论，才有猖狂的汉奸行动——在别的国家，投敌叛国是抬不起头来的事，是见不得人的事，只能用“不得已”、“没办法”、“打不过只好……”等被动的口吻、哀求的口吻替自己辩护。惟独中国文人发明了“曲线救国”这种“特色理论”，把卑鄙变成“正义”，使当汉奸都当得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我不是叛国，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救国”——叛国倒叛成了英雄。如此内奸文人世界上除了中国到哪里找去?就凭这，汉奸岂能不猖獗?——汉奸猖獗，是因为汉奸理论猖獗，汉奸理论猖獗，是因为汉奸文人猖獗，汉奸文人猖獗，是因为汉奸文人保护伞猖獗。而共产党呢?什么时候允许过任何汉奸理论?有国民党包庇纵容宣扬汉奸理论，才有中国抗战期间伪军比日军还多的奇耻大辱。这难道不是国民党对抗战又一独特的“负贡献”?

　　(如此汉奸理论迄今还在嚣张，而且变本加厉——“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贼”、“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漂亮，才情，人品。首先，汪兆铭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带着侠气的一双眼睛。男人看着也动情”、“其次，是汪精卫的才情，写得一手好诗文”、“汪兆铭诗文可以选入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人品上，可以说他一辈子无可挑剔。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蒋、老毛相比，是个没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第一，他不是卖国求荣;第二，他不是贪生怕死;第三，他不是争权夺利”、“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汪精卫的‘汉奸’罪名，总有一天是会推翻的!”……

　　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围剿了十年，屠杀了十年，仇深似海，当然不会爱这个国民党政府。但面对日本侵略，不爱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立即停止内战，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编，走上抗日最前线——“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不等于爱政府”。而汪精卫呢?借口“痛恨国民党腐败”而投敌当汉奸，还说这是“曲线救国”。如此“爱国不等于爱政府”不过是借口“不爱政府”而卖国。这才是如今叫嚣“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的“公知”的真正用意。)

　　“公知”洪振快不是大骂纪念抗战“片面选择对己有利的史实，甚至加以夸大宣传的现象，历史真相因而无法呈现。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也使不少中国人在对抗战真相的认知上出现了偏差”吗?不是义正词严地主张“还原真相是对抗战的最好纪念”、“要让人敬仰和崇拜，至少抗日事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中国人纪念抗战，应该出于民族大义，摆脱政治立场的束缚，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还历史以真相，这既是尊重历史，也是基本的政治伦理。有了历史真相，公众也容易作出评判，比如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角，以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标准”吗?对极了。抗战胜利70周年了，有多少人知道是中国的抗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发生根本扭转作出了最大最关键的贡献?有多少人知道为扭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而牵制了日军主力的真正功臣是中国共产党?有多少人知道国民党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没投降崩溃?人大“公知”张鸣说：“中国近代国际地位的改善，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员，都是民国政府靠坚持抗战得来的。毛有什么功绩?无非就是杀自己的同胞杀得多，战争时期杀，和平时期还杀。在这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他。”——实际上呢?有多少人知道“中国近代国际地位的改善，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员”是共产党的功劳?有多少人知道当年中国收回东北和台湾是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中国丧失外蒙古是国民党的“负贡献”?有多少人知道国民党对抗战有那么多独一无二的“负贡献”?这难道不是“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也使不少中国人在对抗战真相的认知上出现了偏差”?只有把上述历史事实公布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对抗战的贡献和国民党对抗战的“负贡献”，才算名副其实“还原真相是对抗战的最好纪念”、“要让人敬仰和崇拜，至少抗日事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中国人纪念抗战，应该出于民族大义，摆脱政治立场的束缚，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还历史以真相”。当然，这样的“还原真相”休想指望那些“罗卜学者”、“白薯公知”肯做——连我这样业余的历史爱好者都能看到的真相，他们再过70年也看不到——“偏见比无知离真相更远”。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7-01-06 1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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