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学：抗战时期的教育传奇
2017-05-06 11:14:39 来源：人民教育 点击： 复制链接
卢沟桥一声枪响，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中国教育并没有停下步伐。
国立中学，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却是抗战时期(1937年-1945年)中国教育史上一段高亢、悲壮、颇具影响的传奇。流亡在大后方的老师和学生们靠着一股精神动力，把教育坚持了下来。教育不亡，则国家不亡。
设立国立中学，是政府的一种战时措施和应急手段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丧。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纷纷踏上了流亡的长路。一时间，几百万难民向西南、西北撤退，这其中就包括了数以十万计的青少年学生，他们拜别爹娘离开家乡，跟随师长奔向了大后方。
大批青少年学生流落大后方，校方经费拮据，师生衣食无着，情况十分危急。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呼吁救助流亡学生，共产党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救救大后方青年》的社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从1937年12月开始，教育部着手筹建专为接收沦陷区、战区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
在抗战之前是没有国立中学建制的，公立中等学校都是由地方政府管理，为省立、市立或县立。抗战兴起，为了安置失学青少年，国民政府便首先在内地各省(河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五省)设立国立中学，以鼓励东部沦陷区的中等学校内迁。抗战初期，国立中学以省冠名，如国立山东中学、国立甘肃中学等。
从1939年4月起，教育部决定国立中学不再以省、市来命名，而改按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以数字排序命名。期间，共排序成立了二十二所国立中学。因为22所国立中学一般只招收男生，不收女生(或只招收少量的女生)，1942年8月，在四川合江专门成立了国立女子中学。后来又在贵州设立了分校，称为国立第二女子中学。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寇一面扩大侵略中国，一面挑唆东南亚国家反华排华，许多爱国的华侨青少年纷纷返国参加抗战。为收容大批华侨青少年，教育部于1940年开始，在云南保山建立了国立华侨一中。后在四川和广东等地分别建立了国立华侨二中和国立华侨三中。
抗战时期用“国立”字头的中学还有国立中央大学附中、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在四川威远县静宁寺成立国立东北中学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在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中山中学。
可以看出，国立中学的设立五花八门，参差不齐，规模有所不同，每校都有几千学生，其中国立八中最大，有4000人之多。国立中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教育部为其配备的校长大都是当时的名人或政要。
抗战八年，各国立中学克服敌机轰炸、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等困难，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招生数字今日无法精确统计，估计总数当在20万人以上。
教室是柴房草棚，笔是钢笔尖绑在竹枝条上蘸水
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为远离敌人炮火，躲避敌机轰炸，大都设在偏远地区的“穷乡僻壤”，学习和生活环境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简，勉强维持。学生全部住校，朝夕与共。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空旷柴房，再添盖若干茅寮草棚，作为教室或宿舍。教室有窗户无玻璃，宿舍是双层床的大统舱。膳厅有木桌无凳，茅棚是用毛竹打桩，以竹片编成篱笆，糊上泥巴做墙，屋顶覆盖稻草，仅能遮避风雨而已。
教学设备也只能用“简陋”二字来形容。图书资料、实验仪器、生物标本堪称“凤毛麟角”。体育器材更是“绝无仅有”。
教科书多是用四川乐山嘉乐造纸厂生产的嘉乐纸印刷，这种纸色泽褐黄，字迹难辨，又因纸脆容易破损而不耐翻阅。即使这样，一本教科书往往是一届生用了传给二届生，再传给三届生……有些学科甚至连课本也没有，学生只能手抄讲义。做作业的竹纸(草纸)薄如蝉翼，只能用铅笔轻写，时间稍久，字迹便模糊不清。若使用毛笔，则墨透纸背，污染桌面。大家多使用蘸水笔，买一个钢笔尖，绑在竹枝条上书写，墨水用颜料清水自己兑制。晚上校舍一片漆黑，只有教室中闪烁着微弱的灯亮，那是自习课点的菜油灯，两人或四人共用一盏，灯草顶端发出的萤光如豆。自习下来，学生的鼻孔都是黑的。
功课压力是很重的，学子们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来完成。每天的课程表上，七节课排得满满的。各科作业都不少，早晚自习时学生们都在教室内做作业，总觉时间不够用。大多数学生每天吃饭、做操、上下课，一脑门子都塞满了书本、习题、测验、考试。
在生活清苦、功课繁重的条件下，同学们课余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歌咏队、戏剧社、话剧团、读书会、壁报组，大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战话剧，丰富文化生活。走进各国立中学的校园，朗朗读书声、猎猎弦歌声不绝于耳。
从敌占区和前方后撤的教师们，和学生同住在校舍内，生活环境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大都爱国家、爱学校、爱青年，不顾清贫，以满腔热忱，投身于教书育人的课堂。回首当年站在各国立中学杏坛上的教师队伍，多数是战前各省、市中学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呕心沥血地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使众弟子进德修业，与日俱增。
学生饥肠辘辘，教师捉襟见肘，他们的精神却是昂扬的
国民政府维持战时教育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向政府无息偿还。
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而先前的“贷金”并未要求归还，国家实际上承担起了他们的全部学习生活费用。
因长期浴血抗战，国力极端困乏，为救助学生，教育部只能对流亡学生实行低标准的全公费教育制度。由于物价飞涨，学生仅靠的每月六元生活费已是杯水车薪。老师每月八元的生活费，亦是捉襟见肘，他们生活之拮据可以想象。他们就是靠一股精神动力，顽强地把学业坚持下来。
以口粮为例，初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一升糙米，高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三升糙米，另有少许菜金。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实难果腹。副食和营养更谈不上了，莲花白、牛皮菜、老苋菜、带老茎的空心菜、连根带叶的小萝卜要从上市吃到下市，水发蚕豆、酸菜汤则自年初吃到年尾。有时一餐饭的副食仅是平均每人数颗盐水煮蚕豆。学生们每天饥肠辘辘。
由于营养不良，又缺医少药，各校均有多种疾病流行。有时上课铃声已响，虽在夏季，患病的学生仍然披着破棉袄，蹲在墙角，瑟瑟发抖，那是正在发疟疾(打摆子)。有的学生走路叉开双腿，行八字步，浑身搔痒不止，多半是疥疮发作。也有的学生消瘦、苍白、乏力，每天午后脸庞泛起红潮，且咳嗽不止，这是患了肺结核，当年称为痨病，那个年代得了痨病就算判了死刑，逃过此劫的很少。有些学生每到夜晚，双目不明，经常碰得头青脸肿，那是因营养不良患了夜盲症。
一年四季，学生们无不忍受着恶劣自然环境的煎熬。春季雨水连绵，阴冷潮湿，洗的衣服数日不干。道路泥泞，缺鞋少袜，只有打赤脚行走，还要不时远赴十多里外的江边背米。夏秋两季最为难挨的是蚊蝇臭虫和跳蚤的叮咬，虽有蚊帐，但一个晚自习下来，两腿和臂膀上布满一个个大包。木床上的臭虫多得数不过来，翻一次身就压死几个，一觉醒来，满床都是血印。校方虽设法用开水烫，甚至用开水煮木床，但因臭虫繁殖太快，终无法根除。各学校均无取暖设备，每到寒冬腊月，教室和寝室四面透风，寒气袭人，不少学生手足和耳脸都生冻疮。
生活苦则苦矣，但万千学子共赴国难，体恤时艰，笑对清贫，没有任何抱怨，更没有当逃兵。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精神却是昂扬的。大家磨练意志，砥砺品格，追求新知，探索时空，都在快乐地寻觅彩虹一般的青春梦。
让战时的一代青年人能够接受较好的启蒙教育
国立中学始建于1938年，结束于1946年。八年全面抗战，八年办学，风风雨雨，磕磕绊绊，所走道路是不平坦的。广大师生同舟共济，渡过时艰，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教育部给每个战区学生发放了毕业或转学证书和返乡路费，令各复员回籍继续学业，国立中学的番号也就消失。抗战期间兴办国立中学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形成了特殊的篇章。
在当时十分拮据的战时财政体制下，政府对国立中学的办学经费实行国家和地方财政包干制，对流亡学生则实行全面的由国家供给低标准的免费教育。
将大批教员加以聚集，组建成一支庞大的、爱国的、敬业的队伍，由他们把众多懵懂的青年教育成材，这是一大成功。当时国立中学办学条件普遍很差，但教学质量却相对较高，就是凭借这支总体高素质的教员队伍艰苦奋斗、精心培育得来的。
将众多青少年收容集合起来，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学校住、有书读、有人管教，摆脱了蹉跎青春年华的厄运，这是一大功德。国立中学绝大部分是实施基础教育的普通中学，以文化知识课为主体，其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比较全面、完整。这就使一代青年人能够接受较好的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为继续深造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国立中学的课程虽然有公民课，后期又增加了军事训练课军，并有纪念周训话的例行公事，但所占课时比重不大，政治色彩并不甚明显。在机构设置上虽有训育处，用以控制学生的思想行为，但训育主任大多是与学生所对立的人物，大多为学生反感，被称为“卖狗皮膏药的”，对学生思想控制难以收到实效。学生的思想主要是受到授课教师的潜移默化熏陶，基本倾向完全是爱国抗日的。
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期间，彼此争夺青少年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中共在各个解放区也以不同的办学方式，收容、教育了一大批有为的青少年，成为后来的精英。但相比大后方开办国立中学而言，是国民政府在战时履行其应当承担起的责任，其初衷并未在争夺青少年上多做文章。
抗战时期国立中学像一台台巨大的炼钢炉，锻炼熔铸出大批国之栋梁。抗战胜利后，这批学生怀着深厚的底蕴，投身社会为国家、民族服务，大都成为社会之中坚力量。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5-06 11: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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