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国立四中初中部第十六班毕业生在阆中城外的嘉陵江上合影留念
1945年7月,国立四中“冲锋号”剧团演出《雷雨》
1941年1月,国立四中在阆中各界庆祝民族复兴节上获歌咏比赛冠军
□ 胡剑
国立中学,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却是抗战时期,中国教育史上一段颇具影响的传奇。因为国立中学与一串串闪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诗人贺敬之,四川省原省长肖秧,还有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教授、社会活动家、传媒巨头、艺术家等等,都是抗战时期国立中学学生。鲜为人知的是,封存于历史页码中的国立中学之一——国立四中,却与现如今坐落于阆中的东风中学有着密切的关联。究竟是何种机缘巧合成就了这一段历史呢?
遭遇蝗灾
校址从陕西迁至阆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合作标志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了保存教育实力,稳定社会秩序,收容大量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儿童,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分别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三所国立华侨中学,加上国立大学的附中、国立中山中学和国立女子中学等,先后培养教育了十万“战区流亡学生”。
国立四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1938年3月,国立四中在陕西安康成立,主要接收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山西省战区的流亡学生,同时接收一部分在西安登记的其他省市的流亡学生。学校成立半年后,因生源激增,出现了教学设备不足、生活供应不能保证等一系列问题,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
1939年夏天,安康又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蝗灾。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89岁时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道:“蝗虫来袭时,至为可怕,迄今回忆,仍好像世界末日之来临,农田的庄稼被席卷一空,连房顶上的青草都被吃光。教育部指示当时之第二任校长张志广先生,将学校迁往四川阆中。”于是,国立四中全体师生溯汉江、越秦岭、跨剑门,披星戴月,餐风露宿,行程三千里,于1939年10月抵达远离炮火的川北重镇阆中。
躲避轰炸
课堂设在树林里
国立四中迁入阆中后,校本部设在阆中城东郊的东园。东园系阆州太守朱寿昌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兴建,乾隆22年(1757)东园更名为锦屏书院。自此,这里一直是文人墨客荟萃之所和办学兴教的重地。最初,国立四中在阆中有两所分校,第一分校设在离城20余华里的陈家沟,第二分校设在西城阎家丝厂。1941年2月,两所分校合并。阆中虽然属于大后方,但那时的学习环境也并不安宁。1941年7月至8月,日寇先后出动飞机66架次,对阆中进行了四次轰炸。共投掷炸弹340多枚,炸死平民217人,重伤111人,轻伤209人,炸毁房屋1132间,炸沉运载粮盐的木船3只。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国立四中有时不得不把课堂临时设在郊外的树林里。
因长期浴血抗战,国力极端困乏,为救助学生,在十分拮据的战时财政状况下,国民政府只能对国立中学的流亡学生实行低标准的公费教育制度。当时的国立中学初中生每人每月口粮为两斗一升糙米(折合31市斤粗粮),高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三升糙米,另有少许菜金。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实难果腹,学生们每天饥肠辘辘,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猪肉。
据一位曾在国立中学就读的老人回忆,由于营养不良,又缺医少药,各校均有多种疾病流行。有时上课铃声已响,虽在夏季,患疟疾的学生仍然披着破棉袄,蹲在墙角瑟瑟发抖;有的学生因患疥疮,浑身瘙痒不止,走路只好叉开双腿,艰难地行着八字步;也有的学生患了肺结核后,消瘦、苍白、乏力,每天午后脸庞泛起红潮,咳嗽不止;还有的学生因得了夜盲症,每到夜晚就双目失明,经常碰得鼻青脸肿。尽管这样,国立中学的学子们仍以顽强的毅力体恤时艰,共赴国难,笑对清贫。
大肚容物
阆中人尊称“四中大学”
国立四中本来是中等学校,可阆中本地人一直把她称为“四中大学”。这里有一个小故事颇耐人寻味。
四中迁来阆中之初,教育部供应给学生的口粮常因种种原因接济不上,一次,几个饥饿难耐的学生,到学校附近农户的地里去找了些地瓜充饥,被农户发现后发生了肢体冲突。事情闹到学校后,校长请来那位农户所在地的一个绅士到学校参观。这位绅士在阆中、苍溪两县拥有很多良田,家境非常殷实,他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当他看到学生们在简陋的校舍里忍饥挨饿、潜心苦读时非常感动。在学校礼堂,一幅学生写的对联“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诧异地问道:“学生们饭都吃不饱,怎能大着肚皮容物?”校长郑重地告诉他:“这些孩子远离故土来到阆中求学,不怕苦不怕穷,只怕没志气,不大着肚皮容通古今事物,将来怎么报效国家?”这位绅士有感而发:“国立四中真是大人之学!”于是,阆中人便将国立四中视为当地的最高学府,尊称为“四中大学”。后来,那位绅士在学校困难的时候提供了许多赞助,使学生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桃李满园
众多精英成校友
流亡到国立四中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由于地域不同,口音也不一样,所以整个校园到处是南腔北调。但这些不同籍贯的学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他们朝夕相处,同心同德,没有狭隘的乡土观念,非常融洽地生活在一起。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他们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大家磨练意志,砥砺品格,追求新知。在生活清苦、功课繁重的条件下,同学们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课余时间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文学社、木刻社,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更多的同学加入了歌咏队、戏剧社,他们高唱抗战歌曲,排演进步话剧,使校园的文化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国立中学的教师,多数是战前各省、市中学资深的教育工作者,这是一支爱国敬业的师资队伍。当时的国立四中,聚集了国内许多优秀教师,他们品格高尚,知识渊博,思想进步,教学出色,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们呕心沥血,言传身教,以满腔热忱,投身于教书育人的课堂,形成了战时艰苦奋斗的作风,使教学水平在恶劣的环境中得到超常发挥,为国家培养了优秀人才。抗战期间,在国立四中毕业的高中生有798人,初中生860人。原川大教授张鼎铭、西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张汉诚、画家哈琼文、书法家赵蕴玉、浙江省原省委书记李泽民、四川省原省长肖秧、台湾教育家邓玉祥、著名爱国人士孔震生等,都是国立四中的校友。
历时8年
东风中学不可磨灭的校史
1944年秋,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政府为了在中国战区储备力量,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从军,组建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青年远征军。于是,国立中学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热血沸腾,积极响应,纷纷投笔从戎,杀敌报国。当年,国立四中就有96名男女学生从军。从军的学生乘船启程时,老校长率全校师生在嘉陵江边与出征远行的学生依依惜别,他为同学们一一祝酒壮行,挥泪醉倒在白塔湾,那场面令许多阆中人为之动容。
1945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全面抗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中学复员办法》,所有的国立中学都在当年秋季以前复员,并给学生分别颁发了毕业证书、转学证书和返乡路费。1946年4月,国立四中正式撤销,在校师生各自返回原籍。自此,国立四中的历史宣告结束。
如今的四川省阆中市东风中学,就是在原国立四中校址的基础上建立的。书写着国立四中校训“学习”“奋斗”的两扇红色大木门、学生宿舍、阅览室等老建筑,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近年来,遍布海内外的国立四中校友,多次来到阆中寻觅母校遗迹。这些历经磨难的耄耋老人们,在他们当年学习生活过的地方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动情地唱起“锦屏苍苍,嘉陵泱泱,大哉吾校,山高水长”的校歌,缅怀60多年前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作者供职于南充市档案局)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5-08 10: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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