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立十中的日子
2017-05-11 10:08:54  来源：新浪博客秦源游子  点击：  复制链接

　　父亲早年就读于甘肃清水国立十中，2010年，他的好友及同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关怀致电告知让他写写在国立十中的事，同学们要出一本书。于是父亲抱病在电脑上一笔笔用汉王写字板写下了“我在国立十中的日子”。

　　2010年7月，父亲去世，我电告关怀叔叔，他很伤心，也很遗憾我父亲没有看到书的出版。去年，书出版了，关怀叔叔给我寄来一本留做纪念。

我在国立十中的日子

石曼

　　1944年秋，我就读于国立十中校本部的高一甲班。那时，家贫穷，勤学习，喜作文。初入校，我在校本部三青团出的壁报上也投稿，妄谈三民主义。

　　十中有个好处，学生读书风气盛，学校有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就在校本部旁边。除了没有《新华日报》，其他报刊甚多，不排斥进步的文艺刊物。再有，办的壁报多，班有班报，社团的壁报办得一个赛过一个。其?中《励学》尤其出色，著名作家胡风和《励学》社员常庚午等有通信往来，他们当中有位叫刘炳善的，有作品在重庆《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发表。这不仅叫我羨慕，而且到了敬佩不已的程度。以前我投过稿的三青团办的壁报，已不值得一顾。

　　尤其震撼了我心灵的，从《励学》那里传给我看的书，另是一番新天地。最难忘的是一本写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要求抗日救亡被捕斗争的书，蒋介石当局把要求抗日救亡爱国人士都推向共产党一边去了。从此我初识是与非，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出版的书我爱不释手，一套青年自学从书一本本的看完了。在我接触进步思想ABC时，励学社的大哥哥们已经在学习讨论《新哲学大纲》，传播《新华日报》了。

　　当我进入高二时，我的思想有了急剧的转变。一方面是生活日艰，破旧棉衣难禦冰天雪地风寒，毛巾冻在瓦盆里，无钱再买，整个冬季洗不成脸，烫不成脚。校长高维昌却贪污学生少得可怜的经费，真如燕口夺泥。我以话剧为武器，和郑道平(梁明)、任世颖组织《剧声》社，演出《风雪夜归人》，为受压迫者抱不平。我们《剧声》壁报和关家驹办的诗刊《海星》出联合版壮大声势，呼唤光明，反对黑暗。我则憧憬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那一天。我又活动到初中部去，为苏皖同乡排演话剧，传播进步文艺作品，讲《大众哲学》，出版壁报。

　　1945年秋，抗战已告胜利，国共重庆谈判开始，民主浪潮汹湧，我年轻、幼稚，不了解社会的复杂和政治的险恶，在壁报上提出根据毛泽东在《眹合政府》中所说的，“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要的自由。”学校的特务学生夜间撕毁我们的壁报，甚至公布扣查去了解放区的崔东江同学的信件与日记，加罪于我。

　　1946年5月，我高中毕业，演完了冼群话剧《飞花曲》的当晚，我被中统特务逮捕了，连夜押往天水国民党县党部。据学校中共地下党党员英文教师周震中，1954年告诉我，特务们可能因为抓不到学校里真正的共产党，把我抓起来借以吓唬其他同学，赶紧复员回家，不要再争自由，要民主。我经十中同学郑尚麟、关家驹等在外奔走营救，七月初释放。

　　我的争自由、要民主的思想，是经历了十中学生运动而奠定下来。不是依靠政治势力灌输进去的思想，是自觉的、牢固的。特务的逮捕加深了我对反动独裁的仇恨，在以后两年多我在无锡的记者生涯中，这一思想定势贯注在我的文稿和编辑工作中，记載在中共无锡党史资料中。1949年5月，无钖解放之初，我就被选为苏南文协筹备委员。

　　1949年7月，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当年12月到了重庆，从此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参加创作话剧《四十年的願望》(入选《中国话剧50年剧作选》、《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和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的折腾。1957年被打入“右派分子”行列。

　　1979年改革开放，重被启用，时已五十有二。我怀念四十年代以戏剧为武器，要自由、争民主的光辉岁月。三十年来，撰写文稿三百余万字，出版《重庆抗战剧坛纪事》、《周恩来与抗战戏剧》等专著六种，编辑出版了《抗日战爭时期大后方戏剧选》、《抗战戏剧评论文选》。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5-11 10: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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