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三）
2017-09-06 15:11:27  来源：《江海学刊》  点击：  复制链接

　　4.渗透与分化——“回教工作”

　　除极少数皈依伊斯兰教的个人外，日本境内并不存在穆斯林社群。但基于解构中国的政治企图，日本于20世纪初即对中国内部的伊斯兰社群表达出高度兴趣。20世纪10～20年代，日本外交、军事与情报部门，以及大连“关东都督府”殖民当局，即广泛搜集中国各地汉语穆斯林社区和新疆突厥语穆斯林社区的情报，达成一致的结论：中国回教是中国的一个分裂因素，有必要加以积极利用。而日本还有更进一步的内陆亚细亚战略，即一方面隔断苏联援助中国的路径，另一方面对苏联形成战略包围，也需要联络整个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基于此政治目的，军部、外务省等机构派遣若干名负有政治使命的日本人皈依伊斯兰教，成为“政策上的信徒”，他们几乎全部投入包括组织成立以“回教”为名目的各类团体在内的种种渗透、影响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的工作之中。(30)卢沟桥事变后，整个“回教工作”是由东京最高层级军政机构直接督导的要务，日本在其控制区成立的“回教”团体所举办的活动，都密切配合日本的军事、政治行动，在中国穆斯林当中厚植亲日观念，实质上成为日本情报机关和军部的派出单位。(31)

　　“九一八”前后，日本的满蒙回藏政策、非汉人政策，是日本整体战略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分化中国、包围中国。日本针对国民政府的北方封锁计划，在东起察(哈尔)、绥(远)，经宁夏、甘肃、青海，西至新疆的地带建立一个亲日、或至少中立的地带，隔绝中苏之间的陆上联系。在日本军部的成功运作下，西蒙古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地区进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但绥远傅作义部的敌对态度，让日本的封锁战略受阻，日方乃寻求与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和河西马步青势力政治合作，冀形成夹击傅部，贯通西部封锁链的局面。与掌控青海、甘肃、宁夏三省的穆斯林地方军政势力(“五马”)建立有效的联系，遂成为“回教工作”的另一个核心。日本军方规划在甘肃、宁夏、青海，甚至包括新疆在内的穆斯林聚居地区建立类似“满洲国”和“蒙古自治联合政府”那样的“回回国”;但军中较为务实的一派，主张在宁夏、绥西一带先行建立“回回国”，再伺机扩展，决定从紧邻“蒙疆”额济纳、阿拉善二旗的宁夏省军政首脑马鸿逵处入手。但从1935年到1939初，日本方面屡败屡试，多次试图笼络马鸿逵，皆功亏一篑，最后只能派飞机轰炸宁夏省城，马鸿宾与马鸿逵出兵绥西抗日，日本对马鸿逵的策反最终流产。

　　“九一八”后，日方派遣情报人员进入绥远、宁夏、河西与青海，在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的眼皮底下从事情报活动，包括设立情报据点、运输机构和车队等，同时也将触角伸到新疆。

　　宁夏马鸿逵抱持在公开场合呼应全民抗日，但在具体事务并不高调反日的态度，一方面尽量避免与日本人公开接触，甚至祭出为难日人规定(32)，但私下与日本情报据点保持沟通管道(33)。青海方面则在两方面都做得更极端。1935年至1936年间，到青海活动的日本人数量显著增加(34)，对外部势力介入青海事务颇为忌惮的马步芳，乃授意青海商会、农会、工会、妇女协会、回教促进会、蒙藏文化促进会和蒙藏王公、千户、百户等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外交部，诉请停止签发日人来青签证。1938年，青海保安部门捕获由驻归绥、包头日本情报机关首脑松井恒白派到青海的情报员马选三、白旦迫、杉荣等人，并解送兰州第八战区长官公署。(35)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马步芳、马步青势力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红军二、四方面军，尤其是有意占领河西走廊，打通接收苏联军事援助“国际通道”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但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西北鞭长莫及，并不乐见西北汉语穆斯林势力的壮大，对于这些地方军政势力的军事装备需求，通常抱持应付的态度。马家军有意透过对穆斯林聚居区抱持高度兴趣的日本方面，取得步、骑兵装备与弹药。(36)

　　“西安事变”发生时，马步芳、马步青部仍在河西激战红军西路军，马步芳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人联袂号令西北素有戒心，对张、杨与红军结盟更为排斥，事变趋势明朗后，决定公开拥护中央。(37)中共在此际也与青海马家展开接触。“西安事变”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晤甫自麦加朝觐归来路经西安的马麟，此后，又利用与中共交好的回民上层、文化教育人士等接近马麟、马步芳、马步青等。(38)马步芳兄弟并未正面响应中共，而是以所部在河西剿匪大幅减员为由，向军事委员会要求扩编三个师，未获允准。

　　日本当然注意到1000万穆斯林分布在中国各地这一事实背后的意味，军方和外交、情报机构，也针对普通穆斯林民众下了一番工夫。军方透过公开管道和耳语传播，将日本描述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保护者、帮助回民自治的盟友;在回民中建立对抗日本人是“替汉人卖命”的印象。(39)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部分军事和非军事行动中，也会有意顾及穆斯林社区，甚至故意制造回、汉之间的猜疑与冲突。1938年秋，驻北平日军计划修建市区通向西郊山区的公路，规划路线经过阜成门外回民公墓，北平回民闻讯聚众阻扰测量人员的行动，并在牛街清真寺等处集会抗议，日本军方很快向回民妥协，放弃原定路线。(40)1938年7月，日军士兵在察哈尔多伦掘毁回民墓地，也在回民抗争下，以日方妥协、赔偿告终。(41)

　　囿于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日本军政上层所从事的“回教工作”，无法迅速改善日军中下阶军官与士兵对伊斯兰的极度无知。1938年1月，攻占山东的日军进入济宁附近的一个回民村落，竟强迫村民杀猪劳军，被冒犯的村民奋起杀死缺乏防备的日军士兵200余人。(42)伴随战况的加剧，穆斯林的抵抗时有发生，日军或无暇或不屑分辨回汉差异，或针对抵抗采取报复行动，在华北、西北地区乡村地区甚至城镇的无差别杀戮日益增加。(43)回民亦起而反抗，1937年秋季，河北文安县夏村回民击沉在大清河上游弋的日军汽船，掳获日军官兵数人。面对回民的抵抗，日军则还以用猪油、猪血涂污清真寺墙壁，强迫阿訇在清真寺杀猪，不从则屠村(44)，甚至屠杀礼拜中的300余名教徒等残暴行径(45);火烧回民房屋、抢掠回民财物、强奸回民妇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06 15: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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