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四）
2017-09-06 15:13:36  来源：《江海学刊》  点击：  复制链接

　　5.面对陌生世界的低效举动——日本对中国南方少数族群失败的分化与动员

　　1940年代初，日本将战火延烧到拥有人类学博物馆之称的中南半岛，这里的族群政治现象更为多元复杂。为了从西南方向进一步包围、裂解中国，日本祭出其盟友泰国(46)的泛泰主义主张(47)，质疑中国统治西南、华南非汉人聚居区域的合法性，为其入侵广西、云南等地的行动寻求政治支持。然而中国的傣、僮等“侗台语族”族群，对于虚构的“泛泰记忆”缺乏直接感受，也缺乏政治兴趣。日军在1942-1945年占领滇西期间也对士兵和民众双方宣示“不杀戴包头、戴大耳环、嚼烟染牙齿、穿笼箕”者，只杀支那汉人(48)，也未能消弭滇西各族民众自发的抵抗。

　　中共和地方政治势力动员少数民族政治资源

　　1.中共对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少数族群民众的动员

　　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北京蒙藏学校作为其在边疆民族中建立党组织的前进基地(49)。北平蒙藏学校一群左倾蒙古裔学生，在北平成立“蒙古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暨其旗下的(外蒙古)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指令与协助，改组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始在内蒙古推动左翼色彩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又被导向苏联的亚洲战略与国际战略路线的方向。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即已明确了优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政策，鼓励各国共产党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置于革命的优先位置。1934年夏，斯大林明确感受到来自德、日的威胁，针对苏联与日本和中国间的错综的敌友关系，斯大林力促中国团结抗日，以尽力牵制、消耗日本的侵略能量，最大可能地避免日本直接进攻苏联。斯大林力主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引日本的关注。“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中共即发表文告，声言“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50)此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与少数族群有密切关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武装抗日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朝鲜裔居民的反日武装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51)“九一八”事变后，朝鲜裔人士成为吉林省图们江—海兰江流域武装抗日组织与活动的主角。(52)对于在满洲的朝鲜人而言，“九一八”前后所从事的抗日活动，实质上是自1895年日军进驻和1910年“日韩合邦条约”签订后，朝鲜半岛抗日活动的延续。东北朝鲜民族主义者以参与中国人抗日活动乃至抗日战争，作为追求朝鲜独立的途径。中共深知亡国的朝鲜人对日本势力抱持天然敌意，乃多方联络、动员。

　　1933年5月，中国共产党奉苏联之命在东北组建抗日武装“东北人民革命军”，由于长征，该部与中共中央一度失去联络。1936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依共产国际和王明从莫斯科发出的指令，将所属部队联合地方义勇军筹组东北抗日联军，1938年改由共产国际领导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并提供相关武器军饷，连级以上建制均比照苏联红军。抗日联军自成立之日起即与朝鲜裔居民的反日武装活动建立了联结，从1931年到1945年14年间，朝鲜裔人士参与武装抗日的人数逾10万。(53)

　　1932年4月，中共在绥远成立“反帝大同盟”、农民抗日“十人团”;在热河、察哈尔成立“蒙汉抗日同盟会”、“牧民抗日会”、“农民抗日会”等。1933年2月，中国共产党内蒙古特别委员会在张家口建立“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成立“蒙汉抗日同盟军”、“蒙古抗日联军”。由蒙古裔组成的“蒙古民众抗日自卫军”和绥远土默特旗的蒙民地方武装“骑兵老一团”，也被纳入中共的政治侧翼。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54)

　　“七七”事变后，中共宣示“现时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和基本的应该是团结抗日”(55)，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内蒙古的蒙古民众抗战，也对宿敌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宾、马鸿逵伸出统一战线的橄榄枝，再介入川、滇、康、黔、桂等西南地区的族群政治中，强化针对少数族群上层的统战工作。中共主张应“改变国民党政府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及其企图利用回族反共的错误，同时克服回族中狭隘的回族主义倾向”(56)。“西安事变”后，在抗战先于革命的情势下，中共又调整其抗日基本路线和少数民族动员方针，主张此际少数民族上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少数民族与国民党统治当局的矛盾皆已处于次要地位，应“根据少数民族内部的具体状况和广大人民目前的迫切需要，实行各种必要与可能的民主改革与民生改善，以激发少数民族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57)，“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把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也都团结在内”(58)。

　　中共在重庆的舆论阵地《新华日报》多次在少数族群与“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之间建立联结。(59)1938年4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的社论，号召国内各抗日政治力量，共同正视少数民族的抗战热诚与潜力。并且，中共将华北平原上数十支回民抗日武装收之旗下，最著名的有马本斋的冀中回民支队和刘震寰等人指挥的渤海回民支队。(60)

　　2.盛世才与中共对新疆少数族群政治资源的利用

　　新疆在空间上远离抗日战场，但深深涉入20世纪30～40年代苏联与中国、日本间复杂的竞和关系之中。

　　20世纪30～40年代，新疆在地方军政实力派盛世才主政之下，受苏联支持，奉行依附苏联、配合斯大林政治需求的政策。盛世才标榜“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与中共结盟，接纳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干部到新疆工作。1934年8月1日，盛世才在中共的协助下，于迪化成立以“巩固地建设抗战后方、保护国际交通线、组织和训练广大民众，尽一切可能援助抗战胜利”为宗旨的“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意在借重中共长于组织动员的能力，在新疆各族中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动员。抗战爆发后，新疆城乡各处都粉刷大型标语：“各民族一律平等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61)

　　1935年，中苏关系有所改善，苏联基于其战略棋局的考虑，有意对中国抗日提供援助，新疆的战略地位陡然提升。(62)中国政府与苏联达成协议，合作修建萨雷奥泽克(Sary-Ozek;Capы-Oэек)—迪化—兰州公路，以便从苏联输入武器、弹药、飞机与零件等。(63)1937年7月后，苏联方面数量可观的军事物资、援华人员以及中国偿付苏联的物资，基本上都是从这条国际大动脉上通过的。(64)1938年8月，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访问苏联，斯大林当面向其阐述新疆的地位及使命：“对日作战时期中，新疆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目前，新疆的使命，就是成为抗战的最内陆的基地。它将来的使命，就是保护这条国际交通线，使不受攻击。”(65)

　　1936年12月，内地省份援助绥远抗战之际，反帝会即在新疆发动抗日募捐。(66)抗战爆发后，反帝会、抗日救国后援会更于1937年至1944年间，在绿洲各族民众中展开常态募捐活动，山区和蒙古部落民众同时组织抗敌后援会展开募捐。到1944年8月为止，新疆各族民众仅捐献飞机即达154架之多。(67)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06 15: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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