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五）
2017-09-06 15:15:49  来源：《江海学刊》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7月，英国屈从日本的压力，关闭滇缅间的陆路，新疆成为国际援华的唯一孔道，中苏遂达成假道苏联中亚输运援华物资的协议。第一次滇缅战役失利，日军完全封锁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运量受限，中、美、英协议开通印度至新疆的国际驿运。新疆方面的接运人员基本上都来自维吾尔等非汉族民众。(68)

　　新疆抗日活动的背后，隐藏着斯大林阻止德、日夹攻苏联的战略目标。若仅就短期结果论，新疆各族民众的牺牲奉献，巩固了中国抗战后方，保障了中美英苏同盟国之间战时国际通道的通畅;但就长期效应论，苏联的过度介入，仍决定了新疆成为战后中国动荡因素的命运。

　　从中国国家整合的角度看，新疆各族民众在强大政治力量的动员下，长期沉浸在抗日政治和抗日文化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该地因远离20世纪前期影响中华民族形塑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潮流，而未能与内地同步进入中国人意识逐步强化过程的缺憾。然而，面对同样涵盖突厥穆斯林社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突厥民族主义运动等影响，新疆各族民众抗战经验的真正价值，还需等待历史的进一步沉淀，才会出现更清晰的视野。

　　国民政府对少数族群的抗战动员

　　直到北伐前夕，国民党仍未萌生动员非汉族群参与国民革命或共同抵抗外国侵略的自觉意识。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初，面临国土完整与国家整合方面的挑战。在边疆非汉人聚居区域，外国势力仍然基于从中国攫取利益、资源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中国边疆的政治，威胁中国的国家整合。然而，此时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实力，仍不足以驱逐外国势力、消除国内地方势力和非汉人族群离心倾向。国民政府的族群政治设计与执行，在不断适应内外局势变化中调整、妥协。

　　1.对蒙、藏的妥协与互动

　　面对日本对中国边疆非汉人聚居区的军事和政治威胁，“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边疆政策的主要方向，是致力于推动内蒙古地区和藏语区东部行省化进程。具体设计是，将蒙古各盟旗分别划入省、县辖下;将藏语区东部划入新建的青海与西康二省。内蒙古和藏语区东部的行省化，以及针对西部山区少数族群的改土归流，招致蒙、藏和西南少数族群的非议和反弹;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的设立，加剧了内蒙古利益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势单力孤”(69)的东蒙古和内蒙古东部盟旗很快被纳入“满洲国”的范围，日本大有将势力伸向内蒙古中西部之势。国民政府针对内蒙古的行省化政策，等于对蒙古人做了反动员(70)，内蒙古王公和上层菁英在时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副盟长、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郡王(后晋升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的率领下，对此展开抵制，于1933年起，发起“民族自治”运动，抵制国民政府针对内蒙古的行省化政策。一部分非传统贵族出身，业已跻身革命的新菁英步上南京、北平的政治舞台后，也与各盟旗的地方菁英结盟，反对国民政府的行省化政策(71)，迫使南京做出修正与妥协，中断将盟、旗全部纳入省、县行政体制的进程，承认内蒙古和青海等地蒙古人的有限自治。

　　清末对西藏的新政，在尚未达成提升清朝权威、强化直接统治的目标之际，即伴随中国的革命一起殉葬。十三世达赖喇嘛乘机靠拢英国，并宣布西藏断绝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等于在事实上宣布西藏独立。但英国人基于整体利益的考虑，对西藏的支持有其底线，西藏的国家地位无法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家统一的程度有所提升，十三世达赖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与南京的新政府维持一定的互动。(72)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九世班禅、十三世达赖的驻京代表等都表达了支持中央政府抗日的立场。(73)此刻在东北，忧心日本控制内蒙古东部的九世班禅，于1931年10月11日从海拉尔赶赴锡林郭勒，向蒙古信众揭露日人图谋，警示蒙古人向日人妥协的危险(74)，并峻拒日人笼络，再通电全国，呼吁中央安抚蒙民。(75)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发生，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诵经，“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九世班禅则在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的过程中，一路号召僧俗民众抗日救国，并强烈要求亲赴热河蒙民中倡导抗日。自此到“七七”事变前后，九世班禅在内地举办多次抗战倡导活动，也直接捐赠金钱财物资助抗战。(76)1933年10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褒扬令，推崇九世班禅对号召蒙古民众抗战的贡献。(77)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摄政热振活佛依其遗愿举办三次祈祷法会，祈求中国军队获胜。(78)热振又于1939年7月7日致电蒋介石，表达支持抗战的意愿，通报在拉萨举办抗战祈祷法会的过程与内容。(79)

　　有必要指出，从国民政府建立到抗战爆发，正值中央政府积极寻求与此前具有分离倾向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重建关系之际，南京权衡达赖与班禅间实力的明显差距，对在日本威胁之下维持西藏这个后方中的后方的稳定抱持如履薄冰的心情，有意阻滞亲汉、亲中央，但与达赖不合的九世班禅返回西藏，致使九世班禅直到圆寂都未达成他后半生最大的心愿。(80)

　　1938年12月，拉萨哲蚌寺僧众表示愿在国家需要兵员时，持枪从军。1939年5月，西藏僧民代表团到达重庆，向蒋介石献旗，立誓继承班禅遗愿，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尽藏族一分子之天职。四川松潘藏人土司联名具呈政府，表示“愿率夷兵驰赴前线杀敌”。川康青边土官、活佛等纷纷捐献财物表达抗日决心。甘肃拉卜楞地区土司兼保安司令黄正清于1938年8月召集各寺僧官及头人，要求与会者发动所属支持抗战。(81)1944年10月，西藏僧俗民众捐献国币500万圆，这笔款项可购买25架飞机。四川、西康、青海、甘肃、五台山的僧俗民众，在抗战期间更捐献了可观的财物。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06 15: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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