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六）
2017-09-06 15:17:33  来源：《江海学刊》  点击：  复制链接

　　2.少数族群政策的调整与抗日动员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利用少数族群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局势，令蒋介石一度萌生建立“五族联邦”的设想，准备于10年之内在满、蒙、藏地区展开自治实验。1932年4月，前清宗室，奕山玄孙恒钧(字诗峰)在洛阳国难会议上提交“为欲抵抗外侮必先团结内部应使满蒙回藏在政治经济教育上一切平等案”，直指“民族不能协调”是边疆危机的一大根源。恒钧以满族代表的身份建议，国民会议宜仿苏维埃之例，让各民族在国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82)恒钧的提案也得到与会代表和国民政府的正面响应。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族群政治设计与执行的重点，转向与日本竞争边疆和少数族群民众的政治资源，动员少数族群民众投入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行列。

　　日本利用或挑动少数族群民族主义情绪的论述与政治行动，尤其是“满洲国”的建立，给中国学界和国民政府带来相当大的震撼。面对国家沦亡的危机，有识之士一方面强调“凡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83)的“国族”论，另一方面强烈主张不再区分“汉、满、蒙、回、藏、苗、夷、蛮、番、猺、猡、獞”等，至少必须改变对少数族群以“犬”做部首的侮辱性称谓。国民政府接纳了有关改、废对边疆同胞侮辱性族称的建议，以国家行政命令的形式，规定在学术研究中更改对边疆同胞侮辱性族称;在其他文献、媒体和出版品中，对边疆同胞仅区分地域，不区分族别，并将“回族”一词正名为“回教徒”。(84)

　　1937年7月，出身滇东北彝人(罗罗)社区、主导云南政务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即在南京向蒋介石表示，云南愿出兵两个军参加全国抗战。(85)龙云新编成的第60军，员额4万多人，约1/10的官兵来自大理附近的少数族裔社区。60军曾参加台儿庄、滇南、接收越南等战役、任务。由云南子弟组成的第58军、新3军等则长期坚守湖北、湖南、江西前线;老3军守卫中条山数年之久。抗战8年间，云南曾将42万各族子弟送到抗日战场。(86)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赖以进出口的东南沿海遭到日本全面控制，海上对外交通断绝，位居西南的云南省，因可连接英属殖民地缅甸的对外口岸，成为国民政府国际运输线的替代选择。为保障作战物资的运输，国民政府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建议，先后规划修建滇缅公路与滇缅铁路，云南西部各族民众在动员之下几乎都参与了修筑公路(87)和铁路的艰巨工程。(88)

　　1940年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后，地处广西、云南境内中越、中寮边境地带的哈尼、彝(罗罗)、僮、苗、傜、汉人，出动数千民工，在边境构筑了183公里的国防工事;红河哈尼人和彝人(罗罗)群体也组建边防游击队，担任救护与搜集情报的工作，配合中国军队正规部队修筑战壕、桥梁、隧道。(89)

　　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经过浴血奋战，仅存的少许实力撤往大后方，随后，美国志愿飞行队来华助战，基地也设在四川。因应这一局面，国民政府在四川建立33处机场。四川境内土家、苗、藏等少数族群民众是修建机场的主力。机场往往地处偏僻，少数族群民众民工以最简陋原始的工具，奉献血汗与生命，换来抵抗日军的机场。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更迫切地寻求封锁滇缅通道，遂将战火扩大到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日军进一步向云南方向推进，于1942年5月攻入滇西。(90)

　　滇西沦陷地带多数居民分属傣(摆夷)、阿昌、彝(罗罗)、白(民家)、苗、哈尼、景颇(山头)、佤、怒、独龙、拉祜等等30多个族群，人口100多万，分别由24家“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的土司统辖。民初，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延续清朝“改土归流”的政策，有意进一步推动对西部山区部落、土司政治的改革;国民政府完成全国统一初期，更规划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彻底废除中国西部残留的土司制度。但西部土司等地方传统政治势力并不甘于自动让出权力和利益。(91)

　　日军入侵，怒江两岸各族民众一跃成为滇西抗战的主要后援力量，面对大敌当前、日人对土司威逼利诱的危局，出身腾冲的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接受蒋介石之命，亲赴前线协助宋希濂部第11集团军组织民众抗战。在动员滇西民众加入牵制日军行动的迫切需要面前，李根源体悟到当地少数族群政治资源的价值，“若不及时体察土司意图，示以殊恩，发其忠义，诚恐被敌利诱威胁，则心志稍移，凝结无术”(92)。基于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悄然中止了以缓进方式推动的改土归流进程，甚至重新恢复了土司封委承袭制度。(93)李根源遂于6月1日发出《告滇西父老书》，号召滇西民众投身抗战(94)，继而派出同样出身滇缅边境地带的外交部专员尹明德深入滇西各土司驻所，向各土司颁发国民政府委任状，得到土司输诚效力的承诺。(95)日军逼近云南之际，阿佤山区部落首领也标举“抗日保土”、“抗日守卫阿佤山”的口号，动员阿佤山区民众配合国军抵挡日军的进攻。(96)

　　滇西土司主动参与抗战，有出于爱国热忱的一面，也有维护自身世有之地传统利益的考虑。国民政府重新肯定土司制度的合法性，消除了土司对自身权利存续的忧虑，使政府得以顺利动员、组织边疆各族民众投入抗战;国民政府对土司参与抗日的表彰与嘉奖，也提升了土司的威望。抗战胜利后，很多边民“只知昔日之土司衙署，而不知有县局政府者”，土司制度意外得以延续。不过，在土司制度继续沿袭的同时，土司内部的政治制度正随着时势的演变趋向流官化。很多土司司官及司署官吏被军事委员会和第11集团军授予“自卫军”、“游击队”指挥职务及军阶，所统辖的游击部队也接受国军的指挥，并向国民政府提出装备补给的要求。(97)如此一来，土兵制度与国军军政制度相互交迭，使土司封委、承袭制度与土兵制度开始转型。

　　滇西抗战是全民抗战的经典范例。参加滇西抗战的武装力量同时有国家军队和地方部队;正规军、游击队及民众武装;汉人武装和少数族群武装、土司武装等，滇西各族群、部落几乎都参加抗战。远征军在南面败退后转到滇西战场的东西两面，滇西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抗日游击队即有12支(98)，此外，还有20支土司抗日自卫队及数以百计的民众抗日自卫队。(99)从1943年初，日军表面上已控制怒江以西，北达怒江泸水、南到孟定等地，约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但同期抗日武装力量也活跃于怒江以西、腊戌以北的日本占领区。少数族群民众频繁多样的游击袭扰行动，将日军压缩在腊戌、芒市、龙陵、腾冲、密支那、八莫、南坎等战略据点附近，陷于全民抗战的汪洋之中。(100)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对日军发动全面反攻，滇西各族民众戮力支持、配合。(101)

　　1942年2月至1945年5月滇缅抗战期间，云南从抗战的大后方变为抗战的最前方，考验并加速了云南各非汉少数族群国族认同的建立。在各族军民的共同奋战下，于1945年1月将日军逐出3万多平方公里的滇西国土，云南成为中国最早将逐出侵略者国土之地。

　　少数族群与中华民族、抗战建立联结

　　日本侵华，也让中国少数族群中的部分菁英敏感地体认到其身份、权力、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关联，一些人把握这一政治机运，为族群生存和前途做出重大的选择。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06 15: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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