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七）
2017-09-06 15:19:21  来源：《江海学刊》  点击：  复制链接

　　1.满、蒙民众的抗日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境内的满洲旗人投入抗日活动者很多。满人对国民党甚至中华民国不见得有好感，但却在有清一代形成了中国意识。“满洲国”的傀儡性质和日本人的差别待遇政策，使得设想中的“满洲人国家”未能如愿对满人发生足够的民族号召力，日本对北平等处关内旗人的动员也不成功，自发反抗日本人的满人比例甚高。(102)广布东北的满、朝鲜、鄂伦春、达斡尔、蒙古等族民众中，都有人组建或参与救国军、义勇军、抗日会、红枪会等抗日组织，在这些组织的抗日宣示中，都包含了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正面想象和接纳。

　　1932年4月，蒙、汉抗日人士在绥远成立“反帝大同盟”，在热河、察哈尔成立“蒙汉抗日同盟会”;1933年2月，在张家口又建立“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和蒙古抗日联军;1934年8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成立“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1936年1月，当日本方面笼络德王，推动内蒙古亲日自治之际，百灵庙蒙政会的蒙古军人脱离德王阵营，加入抗日行列。

　　2.汉语穆斯林的族群动员与地方军政实力派的抗日行动

　　尽管咸同之际汉语穆斯林(回民)与清廷之间的冲突牵涉到宗教、族群方面复杂的因素，但回民在19世纪“争教不争国”，无意脱离清朝国家自立门户，在20世纪前半期同样正面响应了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目标和进程。一如回民知识分子丁竹园在民初所言“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103);白崇禧在抗战时也说“争教必争国，国存教乃存”(104)。同治回民事变后崛起于西北的回民军政势力，仍然要依靠清廷的政治支持，此一模式延续到回民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和互动中。

　　抗战爆发后，回民纷纷成立包括“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内的诸多全国性(105)和地方性(106)抗日救国团体，透过多样的宣传、服务行动支持抗战。伊斯兰宗教人士面对信徒，也强调“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的伊斯兰教义，在宗教仪式中为抗战祈祷。(107)

　　抗战期间，回民菁英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利用宗教交流、民间外交的管道，对抗日本在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宣传，在中东、北非和东南亚伊斯兰世界展示日本侵华对于中国穆斯林与世界穆斯林的危害，推动伊斯兰世界抗日联盟的形成。面临对日本抱有好感的印度抗英运动，回民菁英促成其中的印度穆斯林对中日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由王曾善等人组成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维吾尔人艾沙·阿尔普特勤、新疆汉语穆斯林马斌良的“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于1938年访问中东各国后，国民政府陆续与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民间外交乃上升为国家外交。(108)

　　分别实质统治青海、甘肃部分地区和宁夏的汉语穆斯林地方军政势力，权衡日本方面的实力、自身权力的来源与其地缘限制以及未来的政治前景，决意投入抗战的军事行动之中。

　　抗战军兴，穆斯林军政领袖马步芳以青海省代主席的名义向中央请缨杀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即命马步芳、马步青部出省参战。正有意扩编部队的马步芳，乃组成暂编骑兵第1师，于1937年9月开赴陕西，突袭晋南豫西一带的日军与附日地方民团。(109)1938年7月，暂编骑1师奉调河南黄泛区尉氏、扶沟、鄢陵和西华一带(110)，1939年8月，暂编骑1师移防河南周口到界首一带，进击淮阳方面的日军。(111)暂编骑1师战斗减员严重，1940年5月，经过补充兵员，扩编为骑兵第8师，于当年8月移防安徽北部涡阳、蒙城、怀远一带，负责牵制津浦铁路蚌埠段的日军。(112)1943年末至1944年初，日军在攻占洛阳后，转攻阜阳。骑8师加入阜阳保卫战，从颍上一带迂回攻击日军侧翼。(113)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划定为第八战区，宁夏军政实力派马鸿逵的15路军和马鸿宾的35师组成第17集团军。1938年，马鸿宾率81军暨马鸿逵部三个旅开往绥西，守御由内蒙古通往西北的门户。1939年夏，81军在乌拉脑抵御日军板垣师团的进攻，初战告捷。1940年1月中，日军集中晋、察、绥附近兵力约4万人，对绥西展开陆空联合攻击，甚至施放毒气，于2月初突破马鸿宾部防线，攻占五原。是役，40集团军顽强抵抗日军，付出重大伤亡。(114)从1938年5月到1943年间，17集团军在沙漠地带长期坚持与日军周旋。在1942年5月的五原之战中，马鸿宾部81军与傅作义配合，最终收复伊克昭盟东北部地区。

　　3.南方和西南少数族群：族群利益与抗战的连结

　　20世纪初中国西南的非汉人群体，为了在宣示“五族共和”的民族国家内获得承认，并取得与“五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多数主动参与了现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具体而言，是将本族群的身份建构和本族群与国家的整合连结在一起。(115)

　　1936-1938年，湖南西部的“革屯”运动，即致力营造自身与抗战的连结。1936年，包含永绥、凤凰、乾城在内的湘西“屯田”7县苗人，展开以抗缴“屯租”、革除剥削苗民的“屯田”制度为诉求的“革屯”运动。1937年8月以后，湘、川、黔边“革屯”运动纷纷打出“抗日革屯”军的旗号(116)，1938年2月，湖南省政府会议决议废止屯租。3月，以湘西苗人为主体的“革屯”军8000人全数改编为湖南省新编保安部队，1939年在桃源扩编为国军暂编第6师，开赴抗日前线，此后6年间，参与了十余次大小战役。(117)

　　吊诡的是，对于国民政府和“革屯”苗民双方而言，“抗日”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工具和筹码。“革屯”苗民本来有意利用“抗日”的名义，强化政治运动和武装抗争的正当性。国民政府则借用苗民表达的意图，藉由“改编”和移出湘西直接参与抗日，一面根除苗人区域草根抗争的隐患，一面运用苗民武装增加了抗日力量，同时又假战争过程削弱苗民武装的实力。“革屯”运动的领袖对此也了然于心，如梁明元即直指官方玩弄“阴谋诡计”，并曾拒不接受移防离开湘西的命令。

　　抗战期间，不同程度汉化的族群，如以龙云为首的彝人领袖阶层，充分展现出认同华夏文化和近代中华民族的姿态(118);较汉人更早接触到列强扩张，但基本未汉化的族群，如阿佤部落，也出现了国家意识。(119)1926年，英军侵入滇缅边界云南一侧时，即引诱当地土司前往伦敦，但众多土司头人出示元、明、清时代中国朝廷颁发的委牌，声言只知孔明而不知耶稣。1934年初，长期觊觎阿佤山矿产资源的缅甸英国殖民当局出动军队，占领云南省沧源县境内班洪、班老的银矿。班洪王胡玉山乃于1月间召集阿佤山十七个部落的首领齐聚班洪，建立由佤、汉、摆夷(傣)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并与当年6月间由滇西南地区佤、拉祜、傣、汉等族群民间人士组成的“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合力将英军逐出班洪、班老，是为“班洪抗英事件”，国民政府则迫于英国的压力，命义勇军撤出班洪。班洪事件令中英双方都感受到界务问题的压力，1935年，由瑞士军官伊斯兰上校担任中立委员，中英二度会勘滇缅边界，英军同时进占阿佤山芒国部落。班洪王乃再度联络阿佤山十七个部落的首领，领衔向英缅当局、国民政府与国内各界宣示：“卡佤山为中国土地、卡佤山民为中华民族之一部份”、“卡佤山地与中国为一体，不能分割。”(120)“我佧佤十七王地……自昔远祖，世受中国抚绥，固守边疆，迄今千数百年。世传弗替，不但载诸史册，并发现尚有历朝印信可资凭证。我佧佤人民，虽属云南极边夷族，未受中国文化教育之熏陶，致语言文字殊异各类，但男勤耕耘，女重纺织，日夜作息，则与汉人大同而小异。……英帝逞其野心，步步压迫，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佧佤山数十万户，虽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国之奴隶。今者，中英会勘缅甸界务，我佧佤山百姓，请愿我委员，保全我佧佤地。若以我佧佤让与英人，虽则我委员迫于威势，隐忍退让，然我全卡佤山民众，决不愿听英帝之驱使，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之牛马。”(121)班老、班洪的阿佤部落首领，拿出历代王朝颁发的印信、命服等，举证阿佤山区向属中国;数百名阿佤民众聚集在勘界委员会驻地勐梭，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抗议英国的侵略，让参与勘界的中立国代表与中华民国代表为之动容，停止与英人合作，勘界之议，遂无疾而终。

　　滇西抗战开始后，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有感于滇西土司对抗战动员的正面响应，慨叹说，“目今敌军压境，人心易惑，而各土司同仇敌忾，得来请命，数百年怀柔抚绥之德，效忠明耻之教，事效已见”。南甸土司龚绶强调因家族“世效诚节”，才得到政府“如此恩赐铭鼎”，故不论日寇如何利诱，终能不失民族气节。当年31岁的潞江土司线光天，幼年受业于腾冲王举人，及长又毕业于实施近代教育的腾冲县立中学，在他的观念中，传统汉文化中的儒家忠孝意识和近代的国族意识合为一体。干崖土司刀京版之父刀安仁则曾参加辛亥起事，让他的家族与中华民国建立了直接的渊源。抗日国军将领在致书各土司时，也把握这一连结，以王朝时代土司保国保境的事迹激励当代土司参与对抗外敌入侵的行动，宋希濂在致线光天的信函中即谓，“执事世受国恩，谊同休戚，亟盼领导边民与国军切取联络，起而杀敌，共策殊勋。昔石柱司官女将秦良玉，为国杀敌立功，今平四川营，赫然有驻兵遗迹，史册流传，勋名不朽。执事宏识远略，万流仰镜，当能绍此前徽而发扬光大之也”。南甸土司龚绶在呈蒋介石的电文中说，“职司世受国恩，同仇敌忾，当仰体德意，誓死抗战，与疆土共存亡”。线光天还提出策略说：“抗战期间，军食为重，腾龙沿边各土司地产米最丰，如国军能迅速将腾龙克复，驱敌境外，将丰富米粮内移，以助军食，于抗战裨益甚大。”(122)

　　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实力不足，组织效能和动员能力亦不足，或者需要透过与清末民初以来形成的地方军政势力的利益交换，来编织党国的权力网络;或者需要借用传统资源，一定程度上感化、羁縻那些无法直接控制的政治势力;或者，无法将少数群体利益的论述与中华民族国族论述作出有说服力的连结，只能期待战争状态下少数族群的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权宜结合。这样，间接面对边疆非汉少数族群，国民党未能充分激发民众的国族意识，未能有效地将少数族群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对自身的长期支持。但无论如何，国民政府在中国由古代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面对所遭遇的空前考验，以艰难重建政治军事机构，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汲取边疆和少数族群的政治能量，未在困局面前向强敌妥协，其历史地位已然不可磨灭。

　　相较之下，共产党于抗战期间在敌后根据地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与组织布建，动员民众，充实党的基层组织，将党的力量深入到社会的血脉中，弱化乃至消除了传统宗族组织和乡绅阶层对地方的控制，造成社会能量与政治力量间的有效互动。中共透过与少数族群民族自决、民族解放论述和族群现实具体利益的巧妙接轨，将上述模式灵活应用到少数族群动员工作中，将少数族群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对自身的支持。

　　无论从结果还是从过程来看，日本针对中国少数族群所从事的“工作”都归于失败。究其原因，首要在于，日本人并未在日本的利益与汉人以外的中国少数族群人民的利益间做出有效联结;而尽管国民政府的动员力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小于日本甚至中共，但古代王朝中国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遗产，近代初步国族建构过程中庞大的惯性，都是阻碍日本与中国少数族群之间建立共同立场的障碍，而列强等外来势力的威胁，又催生出少数族群与中国国家之间共同利益的纽带。

　　在外国军事入侵面前，少数族群在某种角度和一定程度上体认到其利益与中国国家或其他中国政治力量间利益的一致性，将为桑梓、群体的生存奋斗与奉献国家连结起来，为抗战中的国家开辟了战略纵深地带和后方;为被围困的国家维持了通向盟邦和国际社会的最后生命线;为全民的奋战提供了人力和物资保障;更重要的是瓦解了日本分裂、拆解中华民族的图谋。同时，少数族群也藉由空前动员、参与现代战争的经验，大幅提升了自身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力。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06 15:20:50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六）

下一篇：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