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十一）
2017-09-06 15:27:15  来源：《江海学刊》  点击：  复制链接

　　(91)以云南潞江傣人线氏土司为例，1913年，云南省尊奉北京政府的政治设计，在潞江坝设立潞江县佐，隶属于龙陵县，这是国家在潞江设立流官之始。当时的潞江安抚司司官线庆祥表面上接受，但在台面下架空县佐的权力，再以县佐不谙摆夷习俗、不能适应边寨生活为由，将其礼送到龙陵居住，实质维持独自统治潞江坝的状态。省政府欲在南甸设立弹压委员之际，线庆祥强烈反弹，待任弹压委员也惮于潞江坝生活条件恶劣，不愿赴任，设弹压委员之议遂告流产。3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设立设治局时，潞江坝归入莲山设治局。设治局在滇西土司地区开始清丈土地，准备直接征收赋税，遭到线家以外其他土司的抗拒。

　　(92)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重排点校本)，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文录》第6册，第30卷。

　　(93)(122)王文成：《滇西抗战与龙潞边区土司制度的延续》，《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94)具体见常绍群《滇西敌后军民抗战纪实》，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5)尹明德具体的工作经历见常绍群《滇西敌后军民抗战纪实》，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6)具体见《大中华民国云南省接缅边区卡佤山十七头目联防协会立盟书》，载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西盟佤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页。

　　(97)尹明德：《抗日战争时期日记片段》，收入《德宏史志资料》第2辑，德宏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98)(99)12支游击队和其他武装及其抗日经过具体见常绍群《滇西敌后军民抗战纪实》，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0)在历时3年多的滇缅抗战中，阿佤山区的少数族群抗日武装多次有效延滞日军的进攻，迫使日军与泰国“征缅方面军”放弃取道阿佤山区勐董、孟定攻入中国境内的计划，日军对阿佤人的勇猛强悍留下强烈的印象。具体参见陈明富、马汝慧《云南各族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贡献》，《保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01)5月11日，第20集团军强渡怒江，进入高黎贡山，腾冲抗战政府和保山、龙陵等地的抗日组织动员各族民众支持国军，仅腾冲县应征民众即有46000多人。其中38000余人为数万大军提供物资、给养，运送弹药;5000多人加入转运伤员服务队;3000多人投入修复腾龙公路的工作;大量熟悉地形和敌情的当地青壮年民众担任国军向导，主动侦察敌情。9月14日，第20集团军收复腾冲。

　　(102)如黑龙江省宁安县世环镇70%的满人居民加入反日会，满族简史编写组：《满族简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0页。满人出身者，有邓铁梅、唐聚五、李春润等，分别于1931年到1932年间建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辽宁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民众自卫军”等，展开武装抗日活动，满人的抗日活动具体可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103)《正宗爱国报》，1912年正月初六日。

　　(104)白崇禧：《要用殉教精神挽救中国民族的沦亡》，《回教大众》创刊号，1938年2月。

　　(105)针对日军在其占领区建立“中华回教联合总会”的举动，1938年1月，全国性的穆斯林抗日团体“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汉口预备成立，发表动员全国回民救亡的宣言。同年5月，协会正式成立，理事长白崇禧发表《敬告全国回教同胞书》，激励回民救国的决心(白崇禧：《敬告全国回教同胞书》，《回民言论》创刊号，1939年1月)。协会随即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17个省成立分会，分会下以县、区为单位再成立支会(孙颖慧：《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宁夏分会述评》，《回族研究》2005年第4期)。并协助各地成立穆斯林青年抗日团体，透过包括动员穆斯林青年从军在内，大量、多样的宣传、服务行动支持抗战(白友涛、柴静：《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述论》，《回族研究》1995年第4期)。经白崇禧建议，该会于1938年10月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1943年又改称“中国回教协会”。

　　(106)“七七”事变后的7月29日，北平的汉语穆斯林组建“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通电全国。通电刊登于《北平晨报》，1937年7月29日。绥远包头的回民公会动员穆斯林市民组成“西北回民救国会”，发表《告西北回民书》。回民公会负责人、回民小学校长等捐款支持抗战。

　　(108)《吉达设领与近东外交》，《中国回教协会会刊》第1卷第6期;《本会理事艾沙马斌良访问近东各国报告》，《中国回教协会会刊》第1卷第10期。

　　(109)马步芳骑兵师具体参战经过见马有光《青海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纪略》，《青海文史资料》第12辑，第68～74页。

　　(110)暂骑1师2旅3团1营1连排长马元林与河东伪军约定，击杀本团一位营长，率数十名士兵投日，引日伪军千余人攻打暂编骑1师驻地。师长马彪决趁风雪追击，连续收复日伪军所占村庄，歼灭驻守敌军，擒杀马元林。马有光：《青海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纪略》，《青海文史资料》第12辑，第68～74页。

　　(111)马有光：《青海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纪略》，《青海文史资料》第12辑，第68～74页。

　　(112)马步芳部队豫皖参战经历见马有光《青海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纪略》，《青海文史资料》第12辑，第68～74页。

　　(113)马有光：《青海骑兵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纪略》，《青海文史资料》第12辑，第76～77页。

　　(114)被俘的该部伤兵面对日军嘲笑国军汉阳造步枪，声言，武器粗劣，甚至赤手空拳，“照样可以打倒你们”。西北回教救国会：《绥西前线的回回军》，《中国回教协会会刊》第1期;西北回教救国会：《绥西穆斯林的爱国动态》，《中国回教协会会刊》第2期。

　　(115)与蒙古人、藏人和新疆突厥语穆斯林相较，20世纪初中国西南的非汉人群体的知识菁英，为了在新的、以汉人为主体，但宣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民族国家内获得承认，并取得与“五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多数主动参与了现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具体而言，是将本族群的身份建构和本族群与国家的整合联结在一起。清朝在中国西部推行“改土归流”(化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与“化夷为汉”(族群同化)两项政策，除畲、土家、白、僮、纳西等在清初业已相当汉化的族群外，苗、彝、黎、傜、哈尼等族群的汉化程度也逐渐增加。更令人讶异的是，自19世纪后期起，天主教、新教等教会势力渐次进入中国西南省份，影响日增。传教士在针对“苗”等族群的启蒙教育中，一方面透过提升族群内部成员对本族语文的运用能力，间接促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意识和族群意识;另一方面，为了淡化各族群原始信仰体系中原初的祖先意识，竟也致力将“中华民族”意识注入其中。可参考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Siu-woo Cheung(张兆和)，"Appropriating Otherness and the Contention of Miao Ethnic identity in Southwest China",in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Vol.13,No.2,pp.142～169.

　　(116)“革屯”运动领袖龙云飞祭出“革屯抗日救国军”的旗号;同年9月，苗民武装抗争达到巅峰，另一领袖梁明元也将所部正名为“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稍后，四川东部的苗民武装也组建“革屯抗日军”，几支武装又合并整编为“湘川黔革屯抗日军”，并吸纳保靖土家人的“革屯”武装。是年底，国民政府任命张治中代替何键主持湖南省政，张确定了针对苗民武装“剿抚兼施”的策略，与“革屯”军方面谈判达成“废屯升科”和“收编抗日”两项共识。

　　(117)1937年初，和平诉愿转变为遍及湘西和湘、川、黔交界地带的武装抗争，由何键主持的湖南省政府派军镇压。但当年7月抗战爆发，省军迫于舆论对于何键对内用兵多所非议的压力，撤出湘西。相关研究可参考伍新福《湘西“革屯”运动述评》，载陈理、彭武麟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选》(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42～858页。

　　(118)1927年至1949年间，出身滇川黔边区彝人社区的地方政治势力，掌控了云南省的军政大权。相关研究可参考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官僚统治集团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受到这一局面鼓舞的四川、贵州的彝人社区，纷纷寻求龙云彝人军政大员的支持或庇护，在强调本族群尊严的同时，也与汉人通婚。与“苗”一样，执掌云南省政的彝人上层建立“竹王会”、“佉卢学会”，意在将彝人的祖先追溯到传说中来自楚国的“竹王”，更将彝人的文化追溯到传说中与仓颉同时代的佉卢(安恩溥：《我所了解的龙云统治集团中的部分彝族上层人士的活动情况》，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并鼓励彝民加速汉化(林耀华：《凉山彝家》，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20～121页;邵献书、刘苗生等：《镇雄县塘房区凉水井乡和平沟下寨彝族社会调查》，收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相关内容见第222～224页)。甚至刻意将家族的源头追溯到先秦的华夏(龙云辑：《贞孝褒扬录》第1册，1936年石印本)。

　　(119)云南西南阿佤山区的阿佤部落(20世纪50年代在“民族识别”后，称为“佤族”)，是近代中国边疆少数族群中保持原生状态最完整的族群之一。然而，与内陆农村的多数汉人相较，沿边的少数族群民众，更早接触到列强的扩张。阿佤部落更是首当其冲。数百年来，人口爆炸的华中甚至华南的汉人移往西南非汉人族群聚居地带的趋势加快。在地势较为平缓、宜农的地带，汉人人口居相对优势，但在靠近边境地区的丘陵、山地，汉人移民在人数上仍居相对弱势，在与当地非汉人群通婚数代后，即融入当地人群中。这样反复频繁的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现象，强化了族群间的纽带，也有助于边境地带非汉人群体中原型国家意识的形塑。可参考李诚《国家建构与边疆稳定——基于中缅边境阿佤山区的实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124页。

　　(120)(121)《告祖国同胞书》，段世琳主编：《班洪抗英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2～366、362～366页。

　　(123)吴启讷：《蒋介石的中华民族论与中华民国的边疆自治实践》，载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161～212页。

　　(124)See Hsiao-ting Lin,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New York:Routledge,2011.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06 15: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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