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同胞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中的历史功绩（中）
2017-09-06 15:53:35  来源：论文联盟  点击：  复制链接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指出了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形势，号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畲)”和汉族人民一起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主张，其中包括“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基本形成。随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八一宣言》的内容，在东北地区联合各少数民族和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着手于1936年1月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先后建立了11个军，其中有汉、满、白、朝鲜、赫哲、达斡尔、锡伯族、蒙古、鄂伦春、鄂温克等近十个民族的成员，充分展现出各民族团结抗战的特点。抗联中的许多将领都是少数民族，如杨靖宇(回族)、赵尚志、李兆麟、陈翰章、张兰生(满族)、周保中(白族)、金日成、李红光、李福林、许亨植(朝鲜族)等。据记载，抗联十一个军都有朝鲜族官兵，在抗联九个军中有朝鲜族志士担任军师级指挥员，其中军级4名，师级8名，共12名。其中第一军、第七军朝鲜族战士约占一半，由金日成率领的抗联第二军第三师就是以朝鲜族为骨干的抗联队伍。佳木斯以西的满族聚居区，一次就有七八十满族青年报名参军，每个军队里都有满族指战员。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中都有鄂伦春族战士，仅第六军鄂伦春族战士就有40余人，元宝、安得都是鄂伦春族战士的优秀代表。赫哲族在饶河、同江一带，建立一个群众自发抗日组织“黑枪会”，很多不甘心受日寇压迫和迫害的赫哲人纷纷加入这个组织。伪满《满洲共产匪之研究》一书中记载：“共匪(指抗日武装)活动的基础在于贫穷饥饿的农民，共匪正通过农民的支持和参加其活动以扩大势力”;“这些民众主要是组织农民委员会、反日会等群众团体，作为共匪活动的人力、物力基础”;“共匪仍有顽强的抵抗力，其主要原因在于此”。[8]1314赫哲、达斡尔、鄂温克等东北原住少数民族也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斗争中，为抗联运送物资、掩护伤员、侦察敌情、协助渡江等，达斡尔族老船夫还为此捐躯。鸭绿江西北岸的朝鲜族和满族聚居区，农民在秋天把粮食埋在地里送信通知抗联来取，冬天背粮送上山，群众家中经常备有“抗联粮食”，等待时机送给抗联部队。

　　日军自1935年开始对抗日游击区展开“讨伐”，修建“集团部落”，在东北实行严密的监控，使得东北抗联的生存更加艰难。到1938年，日本已设警察署达1 233个，分驻所有2 650个，派出所1630个。日伪为了弥补警察监看的不足，又普遍推行“连坐法”来加强对东北城乡各族人民的控制。1934年公布的《暂时保甲法》，把居民按区域纳入牌、甲、保组织，一牌十家，一家、一甲有抗日“罪”，各户连坐。同年，日伪通过修建“集团部落”，将散居的群众“归屯并户”，切断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伪三江、滨江、吉林、间岛(今延边及附近地区)四省和奉天、安东两省的一部分，是推广“集团部落”的重点区域，这里也是满族、朝鲜、赫哲等少数民族世居地区。据统计，1935年东北共修建“集团部落”1 172个，到1939年增至13 451个。如日寇在1937年将富锦县大屯、嘎尔当、额图、街津口一带的赫哲人集中到所谓的一、二、三部落，强迫他们放弃渔猎，从事农耕，致使很多不懂农业生产的赫哲族人缺衣少食，疫病流行，多人死亡。据有关研究，1930年我国境内的赫哲人共有1 200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只剩300余人，该民族濒于消亡的边缘。

　　1936年至1939年，东北抗联在十一个军的基础上合编为三个方面军，与此同时，伪满制定了1936年至1939年“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妄图用“大扫荡”彻底消灭抗联。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日军为了实施“治安肃正”计划，不断增兵东北，减缓了关内抗日战场的压力，也遏制了日军“北进”侵苏计划。但与此同时，抗联在反“讨伐”战斗中，部队人员伤亡严重，原有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遭到大量破坏，领导骨干也大量牺牲，其中少数民族骨干如满族的王光宇、曹国安，朝鲜族的金根、李学福等都在反“讨伐”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数字考证，在1932年至1941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抗联第一路军有名字可考阵亡的烈士506人，其中朝鲜族将士388人，占76.7%。在吉林省境内可考的烈士129人中，朝鲜族烈士有78人，占61%。1936到1937年，抗日联军与敌交战3 970余次，其中与日军交战1 890余次，大量消灭了日伪军警。1940年1月，吉东、北满和各路军代表在苏联的伯力召开了联席会议，根据部队的减员情况，决定对抗联进行重新整编，保留路军建制 ，路军以下改为支队。随着，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日寇更欲乘机一举消灭抗联。抗联的优秀指挥员杨靖宇、魏拯民等牺牲在东北抗日战场，“抗联队伍锐减到一千人左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抗联部队实施战略转移，先后进入苏联远东地区，进行战略整备和训练。并再苏联境内成立了南野营和北野营，后又在两个野营的基础上组建了抗联教导旅。抗联教导旅的部分官职仍是少数民族担任的，如白族周保中为旅长，满族李兆麟为政治副旅长，朝鲜族许亨植、金策分任营级干部。抗联教导旅成立后，仍派小分队回东北进行抗日活动。1942年后，仍有世居在黑龙江沿岸的赫哲族居民渡江前往苏联坚持抗战，如下八岔地区有24人渡江，仅额图一地就有8户人家渡江，他们或为苏联红军侦查敌情，或与苏联红军并肩战斗。在1945年配合苏军反攻东北，为苏联红军担任翻译和引导，作出了巨大牺牲。

　　在东北敌占区文艺界舞台上活跃的少数民族抗战代表，他们利用文艺武器来反抗日本的侵略殖民统治。金剑啸、田贲是满族群众中在敌占区用笔宣传抗日的代表。在哈尔滨沦陷后，金剑啸通过组织创办“星星剧团”，发表长篇小说等，号召人民群众来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他在担任《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后，在进步作家罗烽、萧军、萧红、舒群等人的支持下，创办大型副刊《文艺》。通过《文艺》发表短篇小说《夏娃的四个儿子》《云姑的母亲》，以及剧本《母与子》《黄昏》，诗歌《白云飞了》《洪流》等，这些作品采取曲折隐晦的笔法，披露了日伪统治下的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启发民众奋发抗争，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风雪》歌颂了32名青年反抗日本侵略的英雄民族精神，田贲创作的抗日诗词中，喊出了非人的社会“不会再长远了，人类将要建设新地球、新的家”。回族青年麻秉钧，在党的指派下到齐齐哈尔从事反满抗日团体的组建工作。他利用教师身份联络进步青年，宣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号召青年人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国洪流之中。他曾编写歌谣，在齐齐哈尔回族中传唱，“早上窝窝头，晚上小米粥，过年过节吃不上几口肉，穿的不遮体，劳动当马牛，穷人能够何时熬出头”。吉林的关鹤童，是锡伯族中优秀共产党员和著名文艺工作者。抗战中，他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三五九旅工作，创作了《东北健儿》等多首抗日救亡歌曲，鼓舞各族人民参加抗战，产生了很大影响。

　　十四年的东北抗战，无数少数民族官兵威武不屈血洒疆场，后方的少数民众群众毁家纾难拥军支前，汇成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的铁流，他们为全面抗战的胜利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构筑了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

　　三、少数民族同胞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意义及启示

　　(一)东北抗战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抗日战场上，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表现出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和凝聚力。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过程，也是在党的正确民族政策的推动下，汉族同众多少数民族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共同抵御日寇野蛮侵略的过程。1937年8月，党中央向东北各民族发出号召：“在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共同抗日的口号之下，组织与武装全体韩民、蒙民、回民参加抗战。”党领导建立的东北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对于东北抗战取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东北抗联中，流传着“格尼河畔结金兰”的故事。在1941年7月，抗联三路军在支队长王明贵的率领下，进入到大兴安岭诺敏河流域，这里居住着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众多东北少数民族。为了联合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王明贵要求部队要遵守党的政策，不准动群众的一针一线。王明贵向少数民族头领盖山介绍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了日本人利用少数民族打抗联的阴谋。经过王明贵的介绍，盖山主动提出与王明贵结为异姓兄弟，并发下了誓言：“我们结拜抗日救国义兄弟，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上刀山下火海，不打倒日本侵略者心不甘!”在盖山和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下，三支队在大兴安岭站稳了脚跟，还把缴获敌人的物资分配给少数民族兄弟，抗联部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愈发密切。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抗战需要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直接参加东北抗日斗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组织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积极呼吁和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有组织募捐、慰问活动，支援和激励抗战前线战士。各少数民族不论男女老少都积极投入抗战洪流中，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富于革命斗争的传统，铸就了东北抗联精神，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06 16: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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