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少数民族对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上）
2017-10-17 09:56:10 来源：中国·张掖_张掖市政府门户网站 作者：甘民轩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一举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耻辱历史。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奋力支援前线，掀起了多次抗日救亡热潮。地处西北内陆的甘肃，虽然远离抗日前线，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甘肃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国民政府的号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或参加八路军投身敌后战场，或投身国民革命军奔赴抗战前线，或参加青年远征军，或紧密配合全国各条战线的抗日斗争，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临夏回族儿女血洒疆场，共赴国难
抗战爆发后，临夏回族儿女纷纷以各种形式投身抗日救亡热潮，大批热血青年奔赴抗日一线。据统计，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甘肃共征兵41.16万人，其中仅临夏、和政、宁定(今广河县)、永靖4县出征的将士达35317人。他们中既有亲率将士抗击日寇的将领鲁瑞林、侯世奎、黄德魁、唐万成、马鸿宾、马彪、马禄，也有用机枪击落日军飞机、受到嘉奖，由连长提拔为中校团长的康乐县十三里铺回族人马象乾，更有为国捐躯的骑一师二旅旅长马秉忠。他们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积极投身抗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筑起了抗击侵略者的钢铁长城。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首次授衔，其中甘肃省授少将军衔的共有7位，而临夏籍就有3位，分别为鲁瑞林、侯世奎、黄德魁将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震惊神州大地。远离战区的青海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二军军长马步芳请求派兵参战。他组建了一个由回、撒拉、保安、东乡、汉等民族组成的，尤以回族为多的约8000人的骑兵师——暂编骑兵第一师。在师长马彪的率领下，奔赴抗日前线。1939年春，马彪部奉命防御淮阳日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肉搏战。淮阳之战异常惨烈，共计消灭日军1000多人，俘虏20多人，而骑一师伤亡也达到2000多人，二旅旅长马秉忠为国捐躯。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慰问团,为在此役中营以上军官颁发了“民族至上”奖章。最为悲壮的是，在河南，为掩护主力撤退，骑一师百余名战士背水一战，直至弹尽粮绝，不愿被俘受辱，全部跳入河中，壮烈牺牲。
经过多次与日军作战，骑一师损失较大。1940年7月，骑一师整编为中央陆军骑兵第八师，马彪任师长，调驻安徽涡阳、蒙城、怀远等地牵制日军。骑八师经常突袭日伪军，破坏敌人公路、铁路等设施，给日军运输物资造成了很大困难。1940年9月，骑八师在皖北涡河北岸的龙岗镇打死日军300多人，给日军以重创。从此，被日军称为“马胡子军”的骑一师，声威传遍整个敌占区。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作战记录中有“恶战马彪”之语。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骑一师这支由西北回族及各民族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远离家乡，辗转行程万里，转战陕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几经扩编、改编、整编，伤亡近万人。他们英勇善战，屡创敌寇，流血牺牲，为抗战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接连攻占北平、上海和首都南京，并调集重兵进攻华北。当时，绥远一线只有傅作义的部队，兵力单薄，形势紧急。1938年5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临夏人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将马鸿宾三十五师扩编为八十一军，马鸿宾任军长，以积石山人马腾蛟为师长，奉命开往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西部前线抗击日军。在绥西战役中，八十一军与傅作义部密切合作，收复了大片国土，击毙日军水川中将，包头以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日伪势力悉数被肃清。
1944年，日寇攻陷湖南长沙，全国各地人心惶惶，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时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提出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准备组建青年远征军，甘肃也成立了“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临夏大批热爱祖国的热血青年掀起了从军热潮。据《临夏县志》记载：1944年10月下旬，中华民国甘肃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临夏县政府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宣传抗日主张，提出“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好男要出征，好汉打日本”的口号。11月下旬，举行知识青年从军应征签名大会，机关职工、学校师生、各界层社会青年争先签名，一个多小时签名应征的青年就有108名。12月上旬，县政府为应征入伍的117名青年举行欢送大会，数千群众夹道欢送回汉青年奔赴抗日前线。这些回、汉各族青年先在兰州集中入伍，并于次年春，男青年送陕西汉中受训;女青年去重庆，正式编入青年抗日志愿军营。
虽然说甘肃地处西北，日寇无力入侵，但甘肃省会兰州既是甘、青、宁、新四省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国际交通线上的重镇。最主要的是，当时中国抗日军队的大批战略物资是通过兰州中山桥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主战场的。当时，兰州还是中国空军重要的训练基地。正因为如此，兰州及其周边地区成为日本侵略军进行空袭破坏的重要目标，连续数年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据档案记载，从1937年到1941年期间，日本侵略军共出动飞机1081架，空袭甘肃各县市71次，投弹4090枚，造成1426人死亡或受伤，摧毁房屋24214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按照战后1945年9月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折算为3919.3亿元(国币)。为此，临夏又成为远离主战场的战场前沿，为监视日寇飞机偷袭兰州，在永靖的莲花、小川、王家圈设防空监视哨3处，并在莲花城墙设大钟一口作为警报器。
在一大批回族将士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寇殊死搏斗的同时，临夏各族人民采取各种形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从政治上、舆论上、物质上给全国抗战以鼎力支持。1939年和政县在县城东门口滴珠山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一座，上有“青山埋战骨，白石慰忠魂”的对联。临夏各族人民尽其所能，慷慨捐款捐物，仅1938年2月6日至10日，国民党临夏党部发动各界筹备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募捐活动，共募得大洋10460元。
甘南藏族僧俗同仇敌忾，共御外辱
抗战爆发后，远离抗战前线的甘南藏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是相连的，爱国热情同样是高涨的，他们一方面支持红军摆脱困境，北上抗日;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宣传、慷慨捐助，直接参与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9月初，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甘南迭部达拉沟时，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红军在附近达拉河西岸岩石上，写下了“北上抗日，夺回失地”的大幅标语，表达了北上抗日的坚定信念。
1935年9月和1936年8月，震惊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转战西南，北上抗日，两次途径甘南，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帮助。途经卓尼土司辖区迭部时，杨积庆土司深明大义，拒不执行国民党阻击红军的指令，且暗中指示当地藏族群众，为红军将士抢修已被破坏的达拉沟栈道和尼傲峡木桥;1935年和1936年更是先后两次开仓供粮30余万担，妥善安置流落红军200多人，使红军顺利通过天险腊子口，为红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杨积庆资助红军的行为激怒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策划了震惊甘肃乃至全国的博峪事变，土司一家七口人惨遭杀害，他们为抗战胜利蒙受了重大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写信给卓尼土司的后人表示慰问，对杨积庆(1994年10月，被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为支持红军北上抗日的贡献给予高度赞扬。
1936年8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到达临潭新城后，成立了“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朱德总司令任命同情革命、思想进步的原国民党军队旅长李仲方为第一路军司令，张先进为政治部主任。抗日救国第一路军发出了《告西北各族父老兄弟姐妹书》，号召西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红军还在临潭地区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募捐”活动，让各社会团体、学校等，利用各地逢集、庙会等传统节日，在人口集中的村镇，张贴抗日标语、散发传单、办墙报、贴漫画、演话剧、教唱抗日救亡革命歌曲等，大张旗鼓宣传抗日，以唤起民众，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
1940年，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样活佛洛桑嘉木样•益西丹贝坚赞(即呼图克图)自拉萨学法回到拉卜楞寺后，随即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他借助自己活佛身份，游说甘、青、川、康四省边区，每到一地，随时随地向边区各族人民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纲领，揭露日寇的暴行，号召四省边区藏族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
作者：甘民轩 来源：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17 09: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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