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回族（10）
2017-10-30 15:02:16  来源：穆斯林在线  点击：  复制链接

　　盛世才上台后，曾有进步和亲共亲苏表示，一批苏联专家、技术人员和中共党员先后来到新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帮助下，1935年，盛世才还提出具有进步意义的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等六大政策。这有利于配合全国革命的总形势。"七七事变"后，新疆维、回、哈萨克等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的号召组织下，以及"巩固后方，援助抗战前线"，"一切为着抗战胜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的口号鼓舞下，积极投身支援抗战的救亡运动之中。先后成立后援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募捐。著名的回族教长马良骏在新疆第三次声援抗日大会上慷慨陈辞："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战。我虽然是一个七十岁的老朽，我愿率领全疆回族同胞为救国而战。"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始终致力于促进回族文化事业，兴办学校，请名人学者作抗战时事报告等。1938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一批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入新疆，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使新疆成为重要的抗日后方基地。在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全疆维、回、哈各族人民共捐款合大洋60多万元，购买10架飞机及军火，飞机命名为"新疆号"支援抗战，这些飞机在1939年8月全部投入武汉保卫战。1943年，又开展一县一机运动，一年中全疆共献144架飞机款。同时，新疆还成立了募寒衣委员会，想尽办法支援同日寇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38年7月底，全疆维、回、哈各族人民专为八路军筹做皮大衣3600多件，转送延安。1938年至1939年间，累计筹捐皮大衣5万余件，还有大批医药和10吨白板纸运送到延安，支援八路军抗日。

　　在敌占区河南、安徽、湖北一些回民地区，也有党所领导的回民抗日救亡斗争。在河南，穆青、白健、郑健、苏坤等不少回族爱国青年投笔从戎，冒险穿越敌人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和抗日斗争，1938年，中共河南省委派回族党员马庆华等同志到民权县开展建党工作，他们很快建立了民权县道南和道北两个党支部，并成立中共民权县委。后来，马庆华又担任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游击队政委、水东特委书记。率领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敌人，破坏敌军事运输，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扩大力量团结抗日做出了贡献。1939年8月在一次伏击敌人的战斗中，年仅26岁的马庆华不幸中弹牺牲。在南阳，回族群众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自发组织回教救国协会，建立武装，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南阳沦陷后，南阳县石桥镇组建回族抗日武装，运用游击战术，采取"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的策略，不断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尾巴部队。"黄池陂回民村的群众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日本侵略者妄想消灭这支回族武装，虽两次组织力量向该村发动进攻，都遭到回族群众的奋力抵抗，加上汉族村庄的支援，使敌人始终未能占领该村。此外，在豫北博爱及商丘、洛阳等地，也都有回胞及其武装伊斯兰大队的抗日斗争。

　　安徽东部淮河流域的二龙地区回族人民面对日寇的侵略，同汉族人民团结战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1938年，新四军第二师从大别山转战至皖东津浦路西，师长谭震林与陈先等同志到二龙回族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二龙地区回族群众群情激昂，积极为抗日出钱出力，回族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并于同年9月成立二龙回民青年自卫军，打击土匪恶霸和骚扰日寇，为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准备。1942年二龙乡改为二龙回族自治区，近百人的回民青年自卫队改编扩大为一支独立的回民武装队伍。第二年组成清真营，下辖两个连。他们不仅多次参加战斗打击敌人，而且为正规部队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安徽蚌埠、安庆、定远等地回民素有经商特点，一批善于长途贩运的回民，冒着生命危险将食盐、布匹、百货、西药、土硝等物资运往游击区，转手于抗日战区，为前线抗战出了力。

　　抗战爆发后，中共湖北省委于1938年7月重建了钟祥县委。武汉沦陷后，钟祥县委决定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抗战。并在九里冲杨岔洼举办党员于部训练班，学习党的建设和游击战术，培养抗日骨干。为响应县委号召，马伯恭、马元成、马玉堂、答秀政等回族党员和群众，冒险从国民党溃败士兵和地主武装中缴获一批枪炮，为创建抗日游击武装提供了条件。1939年初，日军占领钟祥，3月，根据县委指示，当地30多名回汉群众成立了九里冲抗日游击队，队伍迅速增至100余名。后经上级指示，将这支游击队主力及其它武装一起编为"应抗四支队"，留卢瑞祥、马天成等12人继续在九里冲坚持游击战争。后来，九里冲游击队又编为新四军豫鄂边区警卫团，为边区根据地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初，钟祥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檀合乡抗日民主政府在九里冲建立，由回民赵直堂任乡长，答汉臣任副乡长。他们又在九里冲建立区中队，以加强抗日力量。此后，游击队多次与回汉群众搬掉敌人据点，处决为敌服务的汉奸。如1940年春，在答汉臣和九里冲边畈、赵庙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回族党员郭树才、答朝窗、马玉堂、马天明等人互相配合，借搬家之机，将作恶多端的汉奸李文茵、邬香保等人引出据点予以处决。接着回族赵光成等人又将汉奸刘国昌、日伪青年团长高康扬处决。区中队派答作师打入小张集敌人内部，配合手枪队镇压了王翻译。从此，汉奸特务再也不敢轻易出动。1941年秋，小张集党支部书记马天成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被敌人浇上汽油绑在树上滔活烧死。烈士弟弟马天云又报名参了军。回民青年赵光兴、赵光明兄弟俩互不相让，同时报名参军。九里冲回民除马天成外，还有答作洲、赵光兴、马吉成、马华山、刘秀山、赵光明、赵长思、答朝勤等人在传送情报、瓦解敌军、掩护群众和反"扫荡"等战斗中牺牲。这些感人事迹，充分体现了当地回胞高涨的抗日热情和对抗日武装斗争的有力支援。此外，洪湖县月堤、吕蒙口一带回民，在党的领导下多次配合游击队捣毁日军在长江沿线的交通设施;沔阳县回族青年在新四军围攻蕲春日寇的战斗中有数人为国捐躯等。回族同胞的这些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三、沦陷区和国统区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发起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面临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无论东西南北，不分信仰民族，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无论在沦陷区还是国统区，回族人民出于中华民族的大义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抛弃固有民族隔阂的樊篱，不计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和各种艰难困苦，同样积极汇入抗日救亡的洪流，而且义无反顾、英勇慷慨地进行反侵略斗争。

　　(一)国民党的"回教"利用政策

　　同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自决、平等为核心的民族政策相反，国民党始终不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时期，国民党对于回族，实际上执行的是大汉族主义前提下的"回教"利用政策。

　　历史上回族人民曾长期遭受封建主义的阶级、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包括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孙中山也曾提出"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的主张。但是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府统治下，从未真正实行过孙中山的主张，而"五族共和"并没有包括回族。他们实行的依然是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当时，不仅回族社团活动受到一定限制，而且不准回族的团体以同族或回民相称。如1912年几位回族先贤联合发起一个团体，为确定团体名称，有的主张称"回族"，有的主张称"回教"，"见解不同，遂起争端。当时居正先生长内政，代我们固定’教’字，因之’中国回教联合会’的名称予以决定"。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建立后，更是变本加厉，虽然标榜"民族平等，信教自由"，但是，蒋介石公开讲"中国只有汉族"，"其他民族都是汉族的大小宗支"，把回族叫作"宗教信仰不同的国民"，而且禁止回回自称民族。就在1927年，上海马云亭、哈少甫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回教公会"，"本欲继民八旧名，称为’中国回民公会’，马公与内政部长商洽结果，转之中央之命，改称’中国回教公会’批准立案"。在这种不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的政策下，回族人民没有丝毫的政治地位，"自民国以来，一切政府所制定的宪法约法与宪法草案等等，均未有规定回族的政治地位与应享的权利(虽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国民大会的选举法，没有回民的选举;一切政府所召开的主要会议与政府所设立的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有其他民族代表参加者，但从来没有让公开代表回族的回民代表参加;中央政府没有管理回族事务的机关;中央至地方各级政权机关，回族参加的机会绝少，虽然是回族、汉族杂处，甚至回民占多数的区域，回族也没有参加政权的机会。更谈不到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回族人民没有民主自由，更没有权利以回族、回民名义组织团体与发表言论;在西北某些地区，回民至今还没有居住城市和迁徙的自由"。他们把回族问题看成宗教问题。他们一贯的控制政策是对于回族上层采取收买、勾结、控制手段，而对于广大回民则采取教育(汉化的教育);大汉族主义者还过分夸张回族的落后性，戴季陶甚至主张回回两字应加犬旁。1938年，国民党宁夏海原县长贾从城在编修《海原县志》时，即在回回民族的"回"旁加上"虿"，写成"猖"，公然侮辱回族。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继续对回族采取不承认政策。1938年7月26日，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届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蒋介石的"训词"中说：一般人"认为回教即回族，这种观念，对于整个之中华民族，影响实大。中国有许多宗教，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说都是汉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称佛民，耶教不能称耶民，那么回教也不能称为回民。若回教即回族，难道非回族人就不能信回教么"。1938年10月17日，蒋介石在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代表西北回教军民举行献旗典礼上，对全国回民的"训示"中说什么"我们中国的回教同胞，除一部分来自西域外，其余大多数还是内地固有的人民，实际上不过是信仰的不同，并没有种族的分别"。一些回族上层人物亦尾随蒋介石自称回教而否认回族，并大加引申和发挥。如马鸿逵在1941年出版的《回教青年》上发表言论，认为"回民是一种宗教，不是一个民族，和汉人皆是黄帝子孙，而信奉的宗教不同而已"。又说什么"历来的汉回纠纷，都是少数不明白的念经人(阿訇)讲错了教理，这些人往往念了一辈子经，终究没有明白，好像学中文的人把一辈子的脑力都消耗在八股文章及诗词歌赋上，结果酸气一片，什么都不懂得"。白崇禧也认为："回族固然信仰回教，而非回族的人也可以信奉回教。若只说回族信仰回教，未免过于狭隘了，同时也可以说是根本认识的错误。信奉耶教佛教的人，我们不能称他是耶族或佛族，回教当然事同一理"。他还说："过去常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回教徒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民族，其实这是错误的，以中国而论，全国各地信回教的汉满蒙回藏都有，如青海是种族最复杂的省份，也是各方回教徒荟萃的地方，那里的回教徒有西藏人，有新疆人，有蒙古人，有汉人，还有少数的满洲人，可以说五族具备了，如果把回教看为是回族，不仅不合逻辑，而且把回教的精神，缩小成狭窄了。"所以他主张："’回教’就是’回族’，回族才能信奉回教，这种错误的思想，我们应该彻底地纠正，现在本人联想到本会的名称--回民救国协会--’回民’两字的涵义，是’回教人民’呢?抑系’回教民族’呢?从表面看很含混的，故我主张改为’回教救国协会"’。1940年9月6日，重庆各报刊载国民党行政院通令，说回民"除其宗教上之仪式外，其他一切均与汉人无异，实与信仰耶酥教天主教之教徒相同，故只可称为回教徒，不得称为回族"。当日各报的标题为："回人应称回教徒，不得再称回族"。受其影响，当时不少报刊乃至回族同胞，也往往称回族为回教。不难看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待回族的政策，同此前的反动政府和统治阶级如出一辙。

　　另一方面，在抗日图存危难之际，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既要倚重西北诸马军队参战，又要依靠各民族人民支援抗战，因而，在不承认回族为一个民族的前提下，又在拉拢回族上层的同时，也对回族人民尽量加以动员鼓励，也给予一定的地位和权利。他们不但肯定回族同胞在历史上的伟大贡献，而且称赞回族同胞身体强壮，勇敢善战，"在全国民众中亦甚杰出，尤其是有坚定的信仰与团结的精神，至为可以称述的民族优点"。提出："我们的国家，既是由各民族各宗教组织而成，那么一切权利当然是要共同享受，可是一切责任也要共同担负，尤其是在这抗战期间，更要无分民族，无分信仰，大家竭尽精诚地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御外侮"。又说："政府与回教要共同努力，上下一心，才能人尽其力，力得其用"。要求回族人民"更要以对穆圣的信仰服从三民主义，以爱护宗教的精神来捍卫国家"。1940年3月15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登载了蒋介石《告战区回教同胞书》，其中提到："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全国回教同胞一致兴起，或执干戈以卫国家，或尽力捐助以裕军需，或主持正义以正舆论，或教育子弟以待复兴。在此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无不思完成其历史之重大任务，凡所表现，不特博国人之敬爱，国际方面之同情，足使我国回教同胞，引以自慰者也。"

　　这种既否认回族为一个民族，而又要求回族人民参加抗日救亡的政策，实质上就是"回教"利用政策。国民党官方否认回回民族的客观存在，虽然表面似乎回击了日寇的"回教"阴谋，实际上无异于在客观上替日寇分裂回汉的煽动造成有利的借口的条件了，事实上大汉族主义者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的说教，在汉人轻视回民与回民歧视汉人双方所给的影响，正如’火上加油’，而日寇正利用机会煽动这个火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质上国民党的"回教"利用政策反而便利了日寇"回教"阴谋的施行。虽然在抗战时期回族人民较前有了相对自由的待遇，但是，国民党既否认又利用的"回教"政策，无疑对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和限制作用。

　　(二)北方沦陷区回族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

　　芦沟桥事变后，平津不久陷落，接着日寇大举西进、南下、进攻上海，直逼南京，把侵略魔爪由华北伸向华东，大有吞并中国之势。在此民族危亡之际，北平回民"感于生死关头已至"，为御外侮，迅速组成"北平国民抗敌守土后援会"。在7月29日发表的《芦沟桥事变的通电》中表示："悖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誓本牺牲到底精神，为我政府及二十九军后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援会"同北平学联、民先队及华北各界救国会等20多个抗日团体一起，深入大街小巷，进行抗日宣传，并共同发起成立了义捐团、慰问团、看护队、战地服务团，并捐资购买食品、衣物、用具送往前方慰劳抗日将士，表达北平回民抗日的决心和高度的爱国热情。在敌占领期间，北平回民从民族和国家利益出发，自发地同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据杨敬之《北方回教同胞之抗战情绪》所载，日寇侵占北平后，准备将北平西部的一块平原，南起广安门，北迄西直门，西至西山，包括土地五万坪，建筑所谓"大北京市"，来容纳大量的日本移民，造成"北支那的政治根据地"。正好在日寇划定范围内的三星河，有千年来回族先哲的墓地，有各省回胞祖宗的坟茔，日寇要将这里铲平。北平回民终于忍无可忍，"再不能坐视它作践到祖坟上去"，他们开会讨论，提出哪天日寇动工掘墓，哪天便是流血的同子。日寇得知有14万之众的北平回民不屈的态度后，害怕了，便以工程师划错了路线为借口，"体面"地让步了。北平回回营的清真寺位于中南海大门的南路，是清乾隆年问为安置由新疆远来内地的回胞而修建的。北平失陷后，敌伪"建设总署"就修在清真寺的东面，它扩充衙门，三番五次向清真寺马阿訇要地，准备用滥发的"伪钞"购买"回民信仰的中心"，由于受到回民们的强烈反对而只好作罢。杨敬之在北平的一位回族朋友的小妹妹，年仅十二三岁，见到从内地来的他了解抗战情况，便问："先生!我们军队什么时候总反攻呀?"她还谈起她与同学们多么渴望中央军总反攻到北平，并说："日本军队，驻在北平的很少呀!很是空虚的!中央不知道吗?"此时，北平已失陷两年多，而她亦是在伪组织设立的学校读书，可她反日的态度却是这般明确坚定。北平警察局的侦缉队由于过去的负责人为回族侯松泉，凭他和马玉麟的关系，介绍了不少回民参加。"七七"事变后，29军有不少干部化装成便衣队，带着武器进出九门。马玉麟时任侦缉队队长，他向队员们恳切地说："我们是侦辑队，我们要为国家尽力去缉捕盗贼，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近来有好些人问我，29军的便衣队，随时出入内外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的话。你们先问你们自己是哪国人?便衣队是不是能和盗贼相提并论?我们要甘心去做汉奸，不说便衣队，就是什么人也可以去捉捕。但是，为人要凭良心，汉奸是当不得的!侦缉队本来是丧天害理的职业，要当中国人的话，这一点天良都瞒昧尽，那我就没有话说了。"侦缉队终于没做一件亏心事，没当日寇的帮凶。1939年11月14日，伪回教青年团的团员在天桥万盛轩观剧，因小事与戏院方面发生严重争执乃至动武，青年团员6人受重伤。天桥一带回民小商贩以教友被殴而停业参加斗争，使事态扩大。

　　械斗中有人呼喊侮辱回民的口号，引发全市回民的公愤。第二天上午，回民齐集天桥清真寺，决定到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请愿。16日上午，请愿的回民从天桥一直到广安门大街，向旧东北大学原址伪回教总会进发。回民代表上楼到日本人的办公室，介绍了事件的经过，希望回教团体(即伪回教会)帮回民说话，并提出惩办万盛轩肇事人，向全体回民道歉并登报声明，赔偿被殴青年团员医药费，担保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等五项要求。日本特务机关顾问高垣信造，教官中村义一等认为曲在回民，并将回民代表斥逐下楼。楼办公室是伪回教会中国职员工作的地方，代表们对职员说："我们和日本交涉破裂了!我们走吧。"职员齐声称好，10多个人退出办公室并边走边说："谁再来回教会做事，谁是汉奸"，然后参加到请愿队伍中来。日本人见此大怒，对一位青年职员说："你是回教会的职员，你不能在这里，你得出来!"这位青年坚定地回答："我前一分钟是回教会的职员，现在我是请愿的民众，请你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逐一答复，不然，我们有我们处理的方法。"日本人见状不妙，以为回民要暴动，遂打电话请日本宪兵前来镇压未果，只好从后门逃之天天。于是"日本人逃走了"的消息不径而走，传为美谈。日本特务机关负责人喜多诚一，一方面对其属员以处理不当为名加以训斥并令其回国，另一方面又发出布告，劝原在回教会工作的回民职员回会办公，布告先是贴在办公室，没人搭理，后又重新贴到大门外，走过的回民见到布告，彼此说："日本人想要利用回教的阴谋，现在揭破了，日本的虚伪，只有利用’力’才可以击毁它!"本来是北平回汉民间的纠纷，由于日寇的蛮横，终于演变成北平回民一次有力的反日斗争。侵略者苦心经营两年多的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由此宣告总罢工，伪回教青年团也宣告自动解散。

　　日寇还以"经济提携"为名，在平津一带进行所谓的"商业组合"，来榨取回民。平津的牛羊屠宰业向为回民所专营，获利较丰，日寇对此垂涎三尺。1939年8月，日寇巧立名目，在北平进行"牛羊组合"，抬出一位姓满的做傀儡，用强制手段，企图将牛羊的全部宰、贩、卖经营，都由"组合"垄断。每月除提出百分之三的纯利给姓满的傀儡外，其余全归日人。将要失去生计的牛羊行回民不禁产生疑问：日本人今天入回教，明天办回教会，后天去朝觐，最终目的不过是想吸我们的血!"新民会"的汉奸们宣传说："只有日本人是中国的朋友"，难道他们的祖宗是日本人?十几个青年越想越明白，越明白又越气愤，遂手持尖刀来到"牛羊组合"的办事处，见到满某，一个回民青年一刀挖出一只眼珠，又割下一只耳朵，血淋淋的提起径直到法院自首。日寇明知这是回民向其示威，但又无正当理由处置，只好让其在法院暂时候审，最终，经全体回民保释出狱。日寇精心策划的"牛羊组合"，想以此"掠夺回民生计的梦想，被这一位民族英雄静悄悄地打得粉碎"。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以各种形式加紧搜刮占领区人民。敌寇在华北占领区对回民所实行的徽章捐是其一重要侵略步骤。敌人将回民各户分作四等，准备给每户发徽章一枚，徽章上印有甲、乙、丙、丁不同等级，接到甲级徽章的每年交纳3000元以上捐款，乙级2000元以上，丙级1000元以上，丁级500元以上捐款。同时，还有所谓飞机捐和每家一元的献金运动等。广大占领区回民英勇斗争，严辞拒绝，使日寇的掠夺政策屡屡受挫。

　　日寇进攻包绥时，包头回民在原"回教公会"会长穆生荣等爱国志士的倡导下，于1937年10月组成"西北回民救国会"，发表《告西北回民书》，强烈谴责日寇侵占包头、绥远。呼吁西北回民立即行动起来，"踊跃输将，自动捐助"，"来挽救国家和民族之危亡"。包绥失陷后，一支来自甘肃、宁夏的回民骑兵武装，为阻止日寇西进和南下，在绥西坚持抗日，西北回民救国会通电全国，高度赞扬他们英勇杀敌的精神，并将各地回民的募捐，不断"汇交绥远军民联合委员会，收转前方将士，以便慰劳之"。绥蒙一带的皮毛业大都由回民经营，他们将西三盟及拉卜楞一带的皮毛运往天津销售，同时又购湖北砖茶运往西北。战前大约砖茶一块值羊皮一张。日本侵占绥蒙后，用统制之名剥夺回民经营权，在天津设立"大蒙公司"，又在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设分公司，控制了皮毛贸易，强行一块砖茶换羊皮五张。北平至宁夏磴口问传统的西北商货运输业，系由张蒙一带回民骆驼运输队包营，日寇通过"运输组合"又垄断了运输业。失去生计的回民由此陷入饱暖无着、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愤怒地说："回回已经没有路可走!"不少人表示卖掉骆驼，"把家安置好，打游击去!"

　　绥远虽陷敌手，但此地为西北屏障，又回民较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组织当地回民，于1939年派干事任振华、赵德贵前往筹备分会，开展工作。时五原失守，战火日烈，任振华经宁夏冒险前往绥西，招集回胞商议成立分会，回胞闻讯，"均兴奋不置，乐为赞助"。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绥远省分会遂于1940年4月19日正式成立，从而有组织地进一步开展抗日斗争。

　　在冀鲁各地，除回民支队武装抗日之外，回民自发的抗日救亡从未间断。在沧县日伪所办的"青训"中，有不少回族农民青年被迫参加，他们对杨敬之说，参加"青训"是没有法子的事，它们"大概是要利用咱们去打中国吧?前几年用朝鲜人来打我们东北，打我们的长城。芦沟桥事变后，又用东北的伪军和’蒙军’，来打我们的华北、打西南。"并说他们的手段固然太狠，"我们却有我们的主意"。这些回族青年所说的"主意"就是希望早点发枪，见机消灭日伪，然后开走，并表示"我们大伙儿已发过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山东有一位回族老先生，过去与现任山东伪省长私交甚厚。伪省长就职后，再三约请老先生出来为日伪做事，被坚辞拒绝。他说："我过去没读过书，但我知道做人之道。国家平时对我们不错，一旦国家有事，我们年纪老了，不能为国家出力，已经很惭愧，要是掉过头来，背叛国家，我虽然没受过教育，这事我碍难从命。"伪省长又以私人名义送给老先生1000元联钞，企图拉拢。虽然当时老先生家中靠典当衣物度日，但仍被他拒受。济南的纱厂有2000多名回族工人，日寇占领工厂后，却虚伪地去对回民进行宣抚，说什么只有皇军才是解除中国人痛苦的军队，最后给回民工人每人一把栗子"做宣抚的恩惠"。一个来自滕县的回民说："这不是咱们家乡出的栗子吗?他妈的拿着咱们的手拇指塞进咱们的嘴，这算是施了大恩!"另一个因日寇入侵家破人亡后前来做工的来自济宁的回民，宣抚的日寇走后说："这个就是那年冲进我们的家屋，杀我哥哥的人!我哥哥的仇还未报，我们来吃他的栗子?"日本侵略者用一把栗子来宣抚，却忘了它曾用大炮、炸弹毁灭了多少百姓的家.杀戮了多少亲爱的弟兄。所以，侵略者宣抚的效果，只能激起回民同胞的新仇旧恨，积聚更为强烈的怒愤。

　　在离济南不远的一个乡村，因游击队队长是回族人，所以在清真寺埋锅造饭。第二天日军追来包围，游击队早已转移，日寇只搜得清真寺的老阿訇并带到军营拷问："你通’匪’吗?"老阿訇答道："我只知道他是穆斯林，他逃难打这儿过，我不能不管他，回教的互助，是助人的主要条件。"敌人又问游击队现在去了哪儿?是否还有"匪徒"藏匿?老阿訇回答说："啊!先生，你们恐怕不知道我吧?我认为要帮助的不管你说是’匪’或者比’匪’更可怕，我还是要帮助。你要我不帮助，你尽可把我杀掉。我已经七十一岁，只要真主口唤一到，我只有顺命。但是我要说明的，在死之前我要说明的，它是游击队，并不是’匪’!好，你可用你的军律了，我对于死是并不恐惧的。"这位可敬而坚贞的阿訇的态度，不正是沦陷区绝大多数不屈的回民对敌立场的缩影吗?

　　有一位早年毕业于北大的回族教师，在家乡德州沦陷后，南下途中困于鲁东躲了一年多，敌人知其办教育多年，遂多次派人邀其出任某县中学校长，并许以高薪。他不为所动，举家外逃，以出售土布料为生，常以不能为国出力而惭愧。许多没有来得及南逃而滞留沦陷区的他的回民同学，有的以贩卖白菜度日，也遭日寇搜查，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时时想着逃出火坑，南下加入抗战行列。在北平，不少回族青年告别家乡父老，化装逃出，南下参加抗战。日寇发觉大批回族青年离开北平，便把西北学院一位负责人传去问讯，为什么将这么多有用青年放走，你是为南方作工作吗?这位负责人从容地说："我连我自己的自由，都没法支配，我还能支配到人家的自由吗?事变到如今已一年多，而回族青年却拼命要离开这锦绣可爱的古城，这理由你们难道还不知道?你要是杀掉我，要走的还是要走，我没法说明理由。"日寇本想用威胁他来防止青年南下参战，没料到威胁不成，反被这位教员不软不硬的回答顶得无言以对。

　　在北方沦陷区的一座回民学校，学生在家里收到国内无线电广播中抗日的消息，用铅笔记在教科书中的空白处，或写在笔记本上。第二天上学时带到课堂上，在第一节课上日文的时候一个传一个地阅读，日本教师看到学生个个埋头专心听讲，非常高兴，有时竞得意地对同学们说："你们要是这样用功去，你们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东亚的回教人才。"学生在敌伪的学校里，尚能如此关心祖国命运和抗战动向，这不啻是对日寇奴化教育莫大的讽刺!

　　在北方各地，无论哪一方清真寺的沐浴室里，随时可见到手提汤瓶须发斑白的教胞，彼此互相告知了解到的抗战消息。这个说今天云南无线电报告："广东我们打了大胜仗，小日本又死一万多。"那个插话道：我的大小子有信来，他已从广西军校(即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毕业了，听说要到南宁去做"大买卖"。另一个又说他的外甥来信，他们的伙计都到西北去了。日本侵略者最初曾提出"回回并不是中国人"的口号，企图挑拨中华民族彼此间的感情，这个口号令广大回胞愤怒，认为是一种侮辱。"我们是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这两句平实而简单的话语，却将回族人民在日寇挖空心思抛售的阴谋伎俩面前，不受所惑的坚定民族信念清楚而明白地表达出来。

　　日本侵略者面对华北各地解放区战场的开辟和在八路军直接帮助下，各地回民纷纷组织抗日武装的局面，又恶毒地策划"募集"回教军两千人，以"剿共"为名成立所谓"回教大队"，实行其"以回制回"的政策。这一阴谋遭到敌占区回民的揭露和坚决反对。敌人后来又策划将华北回民集体移民满洲的阴谋计划，准备每年移民1000至5000户，而且强令华北占领区的回民"承认情愿移民满洲"。由于广大回胞的强烈反对和斗争，敌人这一企图削弱回民反日实力的移民方案终成泡影。

　　在豫鲁苏皖一带，早在沦陷前的台儿庄第二次大会战前。由刘景亮等回民军官报准组织豫鲁苏皖边区民众抗日救国军，共有5万余人，回民居其大半。徐海撤退后，这支抗日力量留在敌后，继续同敌人作战。他们克服诸如被敌阻隔、军火不济等种种困难，反而愈战愈勇，成为四省边区民众抗日的主力。

　　在北方沦陷区，像上述回族同胞在各地同日寇的斗争及其反日情绪的事例，确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我们从上述几例中，已经清楚地看到，尽管日寇绞尽脑汁愚弄、欺骗和分化回族同胞，尽管日寇凭武力优势奴役、压迫和屠杀回族同胞，尽管回族同胞在敌人的占领下辛酸备尝、冻馁交侵，朝不保夕，但是，他们没有害怕，没有屈服，没有上当，没有与敌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相反，他们对日寇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清楚，到处弥漫着与时俱增的反目情绪，并付诸行动，用特有的方式给敌人以反抗、打击和斗争。从知识青年到农民、工人，从少年学生到老人、阿訇，从知识分子到商贩运夫，从小姑娘到妇女，无不心怀国家、民族，不失救亡图存之志，即使被迫在敌伪机构做事的大多数回民，仍然未泯良心和民族观念，发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沦陷区各地各界回胞这种坚贞不屈、英勇抗敌的斗争活动，正是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局部凸现。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30 16: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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