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少数民族的英勇斗争
2015-04-08 17:21:33  来源：近代史研究 1988年03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全民族总动员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过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共同抵御日寇野蛮侵略的过程。在抗日战争中，少数民族参加抗战的人数之多，地域之广，斗争之深入，方式之灵活多样，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战史上的空前壮举。
　　
       (一)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族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率先开展抗日斗争。事变后的第四天，中国共产党就发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号召。许多城市乡村建立了有各阶层抗日分子参加的反日会，提出“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东北人民自动武装抗日”等口号，展开了各种抗日活动。各地区组织了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山村队、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等各式各样的抗日武装，广泛地展开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满族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奋起参加抗日运动。黑龙江省宁安县世环镇70%的满族人参加了反日会（注：《满族简史》第210页，中华书局出版。）。各地的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里也有许多满族指战员。如宽甸、凤城、岫岩、庄河等满族聚居地的东北抗日民众自卫军中满族人占很大比重。队长中的王希臣、关世芬，炮兵负责人王哲普都是满族，士兵中更不计其数，如骑兵第五旅旅部，四十人中就有三十人是满族，在有的连和班里满族战士占70%（注：《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64页，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勃利地区在满族党员的带领下，一面集资买枪，一面夺取敌伪“自卫团”的枪械武装自己，终于在1934年春建立起一支抗日游击队。由伊兰各县游击队联合其他抗日武装组建的中朝人民联合军，每个军里都有满族指战员，仅佳木斯以西的满民聚居区，一次就有七、八十人参军。在战争中，涌现出不少满族优秀指挥员，仅担任师长以上的满族领导干部就有王光宇、张兰生(鲍巨魁)、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等人。1935年5月，二军五师师长陈翰章部在牛心顶子活捉了伪吉林省警察厅警务科长西漱户、伪敦化县副县长三岛、伪敦化县警务科首席指导官永田、伪吉林省警务厅警备科驻敦化治安工作班福田等四名日寇，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6月，陈翰章部同第三军另一部共同袭击了日寇重要军事工业基地安图县天宝山铜矿，破坏了矿山的全部生产设备，给敌人造成极严重的损失。敌人曾在一个报告中供认：“陈部袭击天宝山矿，给我造成八十多万元的损失。”（注：《镜泊英雄陈翰章》51页。东北烈士纪念馆主编。）8月24日，升为第三方面军指挥的陈翰章亲率两个团协同魏极民和侯国忠率领的部队，分兵三路打响了大沙河之战，陈负责正面主攻，历时两天，毙伤俘日伪军五百多名，缴获轻机枪七挺，步枪三百多支，还有大量物资。9月，又在寒葱岭伏击日寇十二辆军车，打死日本少将司令松岛以下二百七十多人，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四挺、迫击炮一门、步枪一百五十多支，子弹七十多箱，以及粮食、军服等军用物资。接着又袭击额穆县城，火烧芦苇塘，智取百草沟，在大小战斗中歼敌数千人。1940年10月8日，陈壮烈牺牲。

　　“七七”事变后，关内各地的满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斗争。1939年春，河北遵化东陵一带的满族农民参加了冀东大暴动，有二十三名青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注：《满族简史》第226页，中华书局出版。）。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有许多著名的满族指战员，八路军一二　师政委关向应、冀鲁边区副司令杨靖远等同志为开辟、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地处边陲的朝鲜族人民，在党的号召下，组织和参加反日团体，举行反日集会示威游行，清算各地的亲日走狗。在延吉、和龙、汪清、辉春等县组成了以朝鲜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抗日游击队。朝鲜族共产党员李红光在磐石县蛤蟆河子一带组织六、七百朝汉人民参加反日大暴动。他们在老爷岭一带拆毁铁路，破坏电线，焚烧枕木，致使日寇多日不能通车。在此基础上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不久正式成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八百多人，改名为“南满游击队”。南满游击队正确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争取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将拥有四千多人的南满二十多个抗日军结成了以南满游击队为骨干的南满抗日军联合战线，1936年1月28日抗日联军成立时，该队整编为第一军第一师，李红光为联军的总参谋长。在东满、南满各地，大批朝鲜族群众参加了抗联各军，在十一个军中，都有朝鲜族干部战士，其中第二军占绝大多数，第一军和第七军约占半数，他们同汉族及其他各族抗联战士一道，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共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另一名朝鲜族共产党员李学福(又名李葆满)，在饶河县委领导下负责反日总会工作，领导群众于1933年正式创建了饶河游击队，协助当地义勇军作战。当义勇军溃败后，该队成为乌苏里江左岸各县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1935年秋改编为抗联第四军第四团，李学福任团长，在新兴洞和日伪军的遭遇战中，击毙日寇指挥官高木以下三十余人，伤敌甚多。接着，该团扩编为第二师，后成为抗联第七军。闻名于世的“八女投江”中的安顺福、李凤善，就是朝鲜族人。

　　在朝鲜族聚居的延边，曾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设有医院和军火工厂，群众为抗联站岗放哨、担任通讯联络、侦察敌情等等。整个抗日战争中，先后有十多万朝鲜族人民参加了艰苦的战斗。其中有北满省委书记张兰生、七军军长李学福、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享植、一军参谋长李红光等数以万计的朝鲜族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仅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就有1713名抗日烈士。

　　除满族、朝鲜族外，东北地区的达翰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蒙、回等少数民族，也纷纷找起枪杆，与汉族人民通力合作，共同打击侵略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是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典范。在抗联成员中有汉、满、朝鲜、回、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锡伯等族人民，几乎包括了东北地区所有的兄弟民族，甚至还有云南白族兄弟参加，真可谓中华各民族联合抗日的团结军。在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斗争中，抗联各民族战士紧密团结，奋勇杀敌，有力地支援了关内抗战。 　　

        (二)内蒙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寇入侵内蒙古广大地区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蒙汉人民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4月，在绥远成立“反帝大同盟”，组织了农民抗日“十人团”；在热河、察哈尔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会”和“牧民抗日会”、“农民抗日会”等组织。1933年2月22日，中共内蒙古特委在张家口组织了“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建立了蒙汉抗日同盟军、蒙古抗日联军，由蒙古族人率领的蒙古民众抗日自卫军和绥远土默特旗的蒙古族地方武装骑兵老一团部分官兵都参加了同盟军，开赴前线，痛击日寇，收复失地。

　　1936年1月2日，百灵庙蒙政会的蒙古族官兵，针对日寇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拉拢德王的阴谋，毅然举行起义，脱离德王，实行抗日。2月21日，起义军官兵一千余人，捣毁伪自治机关，打开伪保安处监狱，释放政治犯。著名的百灵庙起义激发了内蒙广大人民的抗日斗志，打击了内蒙上层阶级中的卖国分子。6月，党在伊克昭盟成立了蒙古工委，展开了抗日宣传，武装农牧民群众，争取了大部分蒙族上层同情抗日。伊盟的王公和伪蒙军中的一些军官表示支持抗日。不久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建立了不少蒙汉抗日游击队，成立了蒙汉游击司令部，对日展开武装斗争。在收复百灵庙的战斗中，伪蒙军二十余名官兵在战场上起义，调转枪口打击敌人。

　　“七七”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占内蒙西部地区，策划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此严重时刻，内蒙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起组织抗日武装。在归绥一带，由几名共产党员发起，组织起一支“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沿大青山南麓和平绥线到处袭击敌人，到1938年秋，就由原来的数十人发展为二百余人的骑兵游击队。

　　为了粉碎日寇的进攻，陕甘边区党委确定了内蒙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动蒙古各阶层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提出“蒙古平民王公团结一致抗日”、“蒙汉团结抗日”等口号。1938年4月，在三边成立了中共绥蒙工委。5月，绥蒙工委与八路军警备骑兵第一团开赴伊克昭盟桃力民，并成立了中共河套特委和桃力民工委，广泛发动蒙汉各族贫苦农牧民和青年学生，建立起“战地动员委员会”或“抗敌委员会”等群众团体。并由上而下组织“抗敌后援会”、“抗日救蒙会”，由王爷任会长，争取了蒙古上层中有势力有影响的人物，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为阻止日寇西进南下，八路军与蒙族人民一道在日寇企图建立“蒙古帝国”的心脏地带大青山，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游击政权，正确执行党的“蒙汉平等，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广泛地团结蒙族上层分子，并通过他们联系蒙族群众。正确的民族政策激发了蒙族群众的觉醒，蒙族青年纷纷参加抗日游击队，到1940年夏正式成立了以蒙族为主的蒙古抗日游击队，在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日寇，争取伪蒙军反正，动员蒙民参加抗日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为了在大青山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不少蒙、汉农牧民青年带着马匹前来参加。骑兵队迅速发展为拥有三个团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

　　在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的影响下，一部分蒙古族上层人士逐渐参加抗日斗争。如乌审旗的保安队营长那素滴勒盖(雷寿昌)于1940年从伊盟投奔延安，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战争。1941年被聘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国民参议会的参议员，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 　　

       (三)全国各地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七七”事变爆发后，各地回族人民开展了英勇抗日斗争。在平津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影响下，北平市的回民立即组织了“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并同北平学联、民先队、华北各界救国会等二十多个团体联合组织了募捐团、慰劳团、战地服务团、看护队、宣传队，给前线送饭、送水等等。不久在甘肃、陕西、冀中、晋察冀、冀鲁、延安、四川、云南等地先后建立了“回民抗日救国协会”或“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县区设立分会、支会，回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华北、西北一直扩展到大西南。

　　活跃在陕西前线的骑兵，大都是回族同胞。包头市回民公会的负责人、回民小学校长等爱国人士，主动捐款慰劳前线将士，还发动包头市民组织了“西北回民救国会”，发表了《告西北回民书》，号召回民积极行动起来支援抗战。正如1938年4月24日《新华日报》《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的社论中所指出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回民抗敌救国宣传团等组织的成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组织救亡团体请缨杀敌，都说明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的民众，已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在敌占区，回民自动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如山东济宁回民数千人在当地教长率领下，击毙大批日寇。1937年秋，河北文安县夏村回民袭击日寇，击沉敌汽船，俘敌多名。1938年2月驻山东济南的数百名日军到济南附近一个回民村子，强迫他们杀猪慰劳，回民们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全村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杀死敌寇二百多名。《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的短评中称颂道：“由回民抗战，令人想起遍布我国西北华北一带的五百万体魄强健富有团结力的回族同胞，他们是中华优秀儿女，是抗战中一支潜伏着的伟大力量。”（注：《新华日报》1938年2月2日。）

　　同年秋，日寇为了加强对华北的掠夺，准备在北平修筑一条通往郊区的公路，公路要经过阜城门外回民公墓。广大回民得知消息后，很快聚集起数百人，将测量员赶出坟地，并连日在牛街清真寺等处集会，以教长为代表发表了宣言：“誓以北平十七万回民生命，保卫五百年祖宗坟墓，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斗争终以回民的胜利而告终。

　　一些由回民青年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不仅进行战地服务，而且直接打击日寇。1941年1月6日，在汴新路夸武境一列由徐州开往彰德的兵车，被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设伏爆炸，兵车被炸毁三节，炸翻一节，炸死日寇九十余名，伤数十人（注：《新华日报》1941年1月24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回族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帮助下，组成了数十支回民支队、回民骑兵团等抗日武装，有的分散参加各抗日部队。他们在敌后坚持游击战，在配合主力部队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与敌人浴血奋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部分。在回民抗日武装中，以冀中和渤海的回民支队最为著名，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成为回族人民英勇善战、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一面英雄旗帜。

　　在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中，回族人民在各战场上曾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如山西代县人民自卫队队长回族小英雄金方昌，十七岁起和雁北人民一起与日寇作顽强斗争，被捕后，敌人挖去他的眼睛，他用眼血在牢房墙上写下了“严刑利诱为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最后壮烈牺牲。又如在国民党东北军任少校营长的回族同胞安德馨，带领一营官兵守榆关，顽强抗击日寇进攻，坚守阵地两天两夜，毙敌三百余人，终因寡不敌众，全体官兵壮烈殉国。安的遗体运到北平，停灵于牛街教子胡同礼拜寺，北平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开追悼会，张学良赠匾“重牟泰岱”，冯玉祥送了挽联。北平和全国各地的回族同胞、穆斯林纷纷祈祷，为本族本教有这样一位英雄而自豪。 　　

      (四)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新疆各族人民虽然没有在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直接作战，但始终以各种特殊的形式积极支援全国的抗日斗争。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提出的“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成为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先后派出几批优秀党员如毛泽东、陈潭秋、林基路等去新疆工作，准备把新疆建设成为抗日的大后方。

　　1934年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界进步人士的推动下，在迪化(乌鲁木齐)成立了“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共产党人在“反帝会”里起到了领导和骨干作用。他们利用“反帝会”向全疆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37年4月，陈云到达迪化，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驻新疆的第一任党代表。10月在迪化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这是共产党在新疆直接领导统一战线的机构。通过宣传，迅速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抗日觉悟。

　　新疆各族人民在反帝会的号召与组织下，在“一切为着抗日胜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的口号鼓舞下，很好地完成了抗战给予新疆“巩固地建设抗战后方、保护国际交通路线、组织和训练广大民众尽一切可能援助前线胜利”（注：1938年10月31日黄火青在反帝总会民众联合总会联合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艰巨任务。

　　反帝会组织抗战募捐：伊犁、塔城、南疆等地的富商每捐均为几百万省票；劳苦群众忍饥饿捐款；山区、蒙古包中的各族同胞，自动组织抗敌后援会进行抗日募捐。据统计：1937年9月～1938年9月全疆各区共捐款合大洋六十多万元。在1938年10月召开的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用这笔钱购买十架新疆号国防飞机支援抗战。1939年8月24日送往前线，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役。1943年又开展了一县一机运动，一年中全疆共献飞机114架，超过原计划64架的一倍多。

　　为抗战募捐寒衣：1938年10月13日反帝会秘书长黄火青在代表大会上倡议开展募寒衣运动时说：“现在天气渐冷，前线抗日战士们将要在冰天雪地的时候与鬼子拚命，我后方民众应知道前线战士之辛苦，并使各战士身上得到温暖，得到精神和物质、安慰和愉快。我们居在安全后方，应当集中财力极大援助前线”（注：《中国共产党新疆斗争纪事》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到12月底，全疆向抗敌后援会汇去募寒捐款二十三万元(法币)，之后每年都捐款二十余万汇往前方。

　　为抗战献金：为支援前方抗战，1939年11月全疆各族开展献金运动。阿克苏一位维吾尔族妇女慷慨捐献了二十七个元宝，一些少数民族同胞把自己家传或节衣缩食所得的和田挂毯、绸缎、衣服及牛、羊、毛驴送到献金台，迪化区十天献金合法币六十万元。到年底共捐二百余万元。新疆各族人民还专为延安捐款、赠衣物。仅伊犁地区捐献的皮衣八万件，皮靴一万双运到延安支援抗战。

　　在关内重要城镇和港口沦陷的情况下，新疆成为国际援华物资唯一孔道，为保证国防运输线畅通，顺利运转抗战物资，新疆政府组织了汽车四十辆、骡马五千多匹、驼骆三千五百多峰、大车两千多辆等大批交通工具，并组织各族人民抢筑、抢修道路，护送、搬运物资，维修车辆，军民剿匪除奸，巡逻护路，送信带路。为保障千里运输线畅通无阻，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4年为接送美国援华物资，由维吾尔族同胞备马千余匹往克什米尔列城接运，沿途冰川深谷，朔风凛冽，空气稀薄，条件极端恶劣，一些维族同胞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积雪的世界屋脊。 　　

      (五)西南、华南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日寇入侵较晚。各族群众积极支援抗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七七”事变后，为了运送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物资，需要开辟一条自昆明经下关到畹町的滇缅公路，全长950多公里，主要穿越少数民族地区。沿途多是高山峻岭，还要横跨澜沧江、怒江等激流险滩，地形极为复杂。龙陵以下地区又是疟疾流行的“瘴疠区”，筑路条件十分困难。但是少数民族同胞，上至长髯垂胸的老翁，下至六、七岁的娃娃，还有妇女，都参加了筑路工作。滇西各县先后动员了约十五至三十万各族民工筑路。他们不顾烈日曝晒和恶性疟疾的侵扰，齐心协力，昼夜奋战，硬是靠手工挖山开路，劈石凿岩，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就建成了这条有536座桥梁、3292孔涵洞的国际交通线，可谓修路史上的奇迹。筑路过程中不少民工献出了生命，负伤致残的达万人。这是云南各族人民对抗日作出的重要贡献。滇缅公路通车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顺路视察回国，向罗斯福报告说：“工程艰巨浩大，没有机械施工全凭人力修成，实属不易，可同巴拿马运河比美。”（注：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7辑58页。）通车后，苏联援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六千吨武器弹药由此运往昆明。至1939年1月，全线正式开始国际运输。1940年后国际运输就全靠这条公路了。

　　1942年5月，日寇侵入云南德宏、畹町等地。居住在这里的白族、傣族、景颇族、崩龙族、僳僳族、佤族、拉祜族、阿昌族、汉族等各族人民组织了一支约两千人的抗日武装，用钢炮、枪、长刀、斧子、弓弩、地弩、暗箭等武器伏击日寇。各民族聚居区还有自己民族的抗日武装游击队，坚守本土抗击日寇入侵。云南各族人民还积极支援云南军民的抗战。1944年滇西反攻战时，在滇西的十多万国民党军队所需的粮食、生活用品，绝大部分由当地各族人民供给。前线的军需物资、弹药都由各族民工在山高坡陡、雨多路滑的情况下，用人背马驮来运输。在反攻腾冲的战役中，为部队运送弹药粮食，赶修公路，抢修机场，还积极做好向导、侦察、救护等工作，参战的各族民工达四万六千多人，代替兵站供应军粮共三百八十万斤，马料二百一十万斤，战时牺牲的各族群众达四千多人。

　　在台儿庄战役中，云南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彝族)，统帅三千人从云南开赴前线，在禹王山战斗中坚持阵地战二十多天，是台儿庄大捷的关键一仗，缴获大量战利品，其中有日本天皇赏给百川一义大将的指挥刀。日本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确为罕见。”（注：李佐：《关于滇军沿革和六十军历史变迁概况》，《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55-56页。）

　　在贵州，黔南一带的布依、苗、水等各族人民，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一支拥有千余名武装的抗日民主联军，阻击日寇入侵。在华南，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壮族，在土地革命时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日寇入侵，南宁沦陷，不久南部上思等十几个县也相继陷落。这些县的壮族地区，组织起有壮、毛难、仫佬、汉等族参加的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40年1月邕宁八尺区的壮族人民组织了一支五百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在日寇占领邕宁的十个月内，和敌人作战百余次，以少胜多打击敌人，使敌寸步难行。连居住在漫尾、巫头、山心三岛上人口最少的京族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小组，在岛上筑起炮台，装上两门大炮，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黎、苗聚居地的海南岛，在广州失守后，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琼崖抗日独立大队。日寇侵占海南岛后，岛上黎、苗各族青年普遍参加了民兵，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等。民兵活跃在日寇据点和重要交通线上，配合独立大队打击日军。这支由黎、苗、汉各族组成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己，由一个大队扩充到四个大队，改编为琼崖独立总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以美合根据地为中心的九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福建、浙江一带的?族人民，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土地革命时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汉族一道进行斗争。1938年春，闽东浙南地区的几千名?、汉族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宁德县巫家山?村的许多农民参加了游击队。

　　至于台湾四十多万高山族人民，更具有悠久的抗日斗争历史。在日寇野蛮统治台湾的五十年里，台湾高山族同胞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七七”事变后，不少台湾爱国同胞，横渡海峡到大陆，投入抗日救国斗争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1938年高山族在阿里山组织了台湾义勇军，建立了阿里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全国各地少数民族人民，除了在沦陷区、国统区、敌后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外，还有相当数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红军的土家族、?族、布依族、藏族、羌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民族战士，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直接与日寇进行着英勇的搏斗。

　　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始终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将各少数民族集合于民族革命战争之中，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从东南沿海到西北高原，从祖国心脏到西南边陲，在广袤的土地上，四、五十个兄弟民族团结一心，英勇奋斗，无论是几百人的小民族，还是几亿人的汉族，都以必胜的信心，坚持抗战，表现了炎黄子孙的崇高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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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杏桃 最后更新：2015-04-08 17: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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