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履谦：和敌人奋力拼杀，壮烈殉国
2016-07-13 14:31:36  来源：中国菏泽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自从得知吉鸿昌将军被害的噩耗后，爽朗而果断的杨履谦突然间变得闷闷不乐起来，他有时独自在屋内徘徊，有时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他的举动，引起了同事好友们的关注，关兆瑞、田心镜、祁文礼、刘宗道、孙子义相约一起来到杨履谦处欲一探究竟。杨履谦示意他们坐下后，兀自走到窗前，注视着漫天大雪，静听朔风怒号。良久，田心镜试探着问道：“杨校长，春节将至，学生们的期终考试已到，你这样焦躁苦闷真令人担心……”

杨履谦扭转身来面向田心镜，愣愣看了一会，叹口气说：“我在反省。杨履谦东奔西跑20余年，到底是为国为民谋福利，还是为别人做嫁衣？”

不解其意的孙子义想说几句安慰话，于是接上杨履谦的话茬说：“履谦啊，你疯了？净说些古怪的话，谁不知道，你参加北伐，南征北战，为国家险些丧命；你办学校，四乡称颂，誉满全县。我孙子义若得此荣，已知足矣！你还在想些什么呢？”

杨履谦摇摇头说：“日寇占我东北，虎视华北，国民党政府不思抵抗，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起而响应，抗日救国为民族伸张正义，为国家领土完整甘愿献身。这本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然而却遭到了杀害！爱国有罪，卖国光荣，何情何理，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国民党员反省吗？”

“安内攘外，是蒋介石的既定国策，宣传抗日者抓，起而抗日者杀。像吉鸿昌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能幸免，我们这些芥子小民只可空怀愤愤，安能扭转乾坤？”有人答话。

杨履谦气愤地说：“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大敌当前，岂可同室操戈！蒋介石不御外侮，反勾结日寇，与卖国贼何异？日寇得寸进尺，将亡我国矣！我们何去何从，必须迅速抉择。履谦决心抗战，只是苦无良策，谁能告诉我，如何抗战方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心中之闷不解自消矣！”

杨履谦的发问犹如春水投石，激起层层涟漪，让众人陷入了沉思。这时，老成持重的关兆瑞打破沉寂，对杨履谦说道：“这个问题事关大局，我们这些循规蹈矩的国民党员怎能讲得清！要是突破‘规矩’二字，也许有法可想。舍弟最近从天津给我来了一封家信，转抄了冯玉祥先生今年5月在芝罘中学的讲话和游威海时的杂吟。丽庵兄看看也许大有裨益。”

关兆瑞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杨履谦浏览信后，大声说道：“好！‘我国要复兴，必须打败日本兵’，‘谁要坚决抗日，谁就要与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大树到底看得高，我杨履谦不妨试试。”

至此，杨履谦开始主动靠近共产党，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跟随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功绩卓著，成为鲁西南进步人士的典范。

一

杨履谦，字丽庵，号更生，1898年出生在山东省东明县许寺村（现属菏泽市牡丹区）一个颇为富有的农民家庭。他幼年聪慧，学业精进，1916年考入菏泽南华小学。南华小学校长曹香谷思想进步开放，因而学校气氛比较活跃。从闭塞落后的农村走出来的杨履谦，呼吸着新鲜空气，开阔了眼界，明白了拟古复旧不能救中国，只有富强的国家才能外御列强，内削霸权；只有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技术，办自己的工厂、矿山、学校，才能实现国富民强。在救国必先勤学的思想指导下，他勤奋读书，刻苦钻研，逐渐产生了民主革命思想。他在给职工班同学的条幅中写了“做工即是求学，求学即是做工，大家努力做先锋，同样做的是有意义的劳动”一句话，明确提出了靠脑力谋生者和靠体力谋生者都是劳动者，都是平等的，反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积极拥护曹香谷先生提出的“勤、俭、诚”，反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并身体力行，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要求“生活必须贫民化，工作莫存私己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菏泽各中学的学生奋起响应。在省立六中学习的杨履谦，邀约东明籍学生返回东明县城游行示威，到各商店盘查抵制日货。1924年春，杨履谦和同学结伴来到京津，准备参加大学招生考试。路上的耳闻目睹使他更加看清了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意识到实业救国的道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于是，他弃理从文，转考入河北大学历史系。当时的保定是河北省城，各种新思想都在传播。杨履谦把全部精力贯注在如何改善中国社会的问题上，他每天都和同学们谈论国家、社会和人生问题。他没有接受马列主义，而是对空想社会主义较感兴趣，曾一度鼓动过建立“新村”。不过这种幻想不久便破灭了。1925年，南方革命浪潮高涨，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河南，在北方求学的学生纷纷南下投军。受革命浪潮的洗礼，杨履谦离开保定，回到东明。在左派国民党人士刘文彦的影响下，他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被委任为第三骑兵旅书记官。

1926年春，杨履谦随吉鸿昌到达宁夏，任省政府秘书。在此期间，他极力协助吉鸿昌开发西北，并参与起草了开发西北的一系列措施，受到吉鸿昌赞扬。不久，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被调往前线。吉鸿昌后因反对内战，曾一度被扣压，杨履谦也险些被捕。他从此弃职回乡，脱离了军旅生涯。

二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篡夺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杨履谦认为，民智不开，战争难收；民智开启，战争自息。从此，他下定决心办好学校，开发民智，走教育救国的道路。1928年，他在家养伤，看到“蒙童失教，父老嗟叹”这句话后，随即就以自己的客房作校舍，暂时延师招生办起学来。后来在本村开明士绅杨殿午、杨道一等人的慷慨资助下，杨履谦正式开办了许寺小学。此后，许寺小学规模逐渐扩大，成绩日佳，深得乡邻赞许。

1931年，杨履谦提出创办东明三区高级小学，得到该区士绅们的拥护。他到东明县教育局申请解决办学经费和师资问题，但遭到拒绝。杨履谦遂开始四处游说，筹集经费，东明三区士绅纷纷署名认捐，资助办学，东明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关兆瑞、刘汉珍、刘宗道、冯天爵、孙子义等都自愿到该校任教。于是，杨履谦携带捐款名单，带领全体认捐人员及教师，直接找到东明县县长任传藻请求准许办学。此时，刚刚经受过盐民运动冲击的任传藻，担心再起事端，立即同意三区高小在县里备案，并任命杨履谦为校长。东明三区高小“官办民助”的办学方式，开创了先河，各区也纷纷效法，不仅为部分失业知识分子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为共产党开办夜校、宣传马列主义开辟了阵地。

三

1935年，日军加快了侵华步伐，不断在华北挑起事端，国民党政府屈膝逢迎，竟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还进一步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东明县县长彭家轩积极推行“剿匪、肃共”、开展“新生活运动”及提倡尊孔读经、在全县高小以上学校增设经书课程的做法，遭到进步师生抵制。同时，国民党东明县党部还策动各校国民党反动分子、蓝衣社成员，煽动落后学生轰赶进步教师，逼迫进步教师离校。共产党人盛国昌、穆文平、李宜亭等人广泛团结进步教师，组织发动全县各校统一罢课，坚决驱逐彭家轩。杨履谦明确表示，大力支持这一革命活动。声势浩大的罢课斗争，搞得彭家轩焦头烂额，弄得国民党县党部惊慌失措。他们紧急研究对策，决定抓紧进行对杨履谦的拉拢工作。

国民党东明县党部邀请杨履谦参加恳谈会。杨履谦为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阐明这次罢课斗争的意义，毅然应邀到会。

县党部书记长文九锡一反常态，主动和杨履谦称兄道弟。他首先向与会人员介绍说：“履谦兄是本党老同志，在北伐中为党国做过贡献。目前，全县各校都在闹学潮，履谦兄办学有方，能够让学生照常上课，这就不简单。我建议在开会之前，先让履谦兄介绍一下治校谋略。”

杨履谦哈哈一笑说：“治校谋略，不敢当。要让学生上好课，还是能做到的，方法就是‘顺民心’。现在，日本侵略者聚集北平周围，祖国锦绣河山惨遭践踏蹂躏，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人士要求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抗击日寇。‘之、乎、者、也’不能救中国。我反对学校读经，也不接受你们派去的那些腐朽老儒。”

教育局局长廖锡九听了此话，便有点不耐烦，遂打断杨履谦的发言，说：“开展‘新生活运动’是领袖的主张，本党同志应认真执行。履谦兄所言是否有点离谱？我身为教育局长，只能遵令而行。况且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向您请教如何组织学生上课，如何阻止学生闹事问题。”

杨履谦淡淡地说：“锡九兄‘抬举’了。至于组织学生上课嘛，我是这样做的：在‘纪念周’上，我不讲‘四维’、‘八德’，而是遵从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教导，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学生讨论‘小朋友怎样挽救危难’。这样做顺民情、达民意，老百姓欢迎，学生拥护，因此能够坚持上课。说句不客气的话，我党的一些同志专做那些悖情逆理、违民心、抗民愿的事，因此得罪了百姓，岂能不被动？”

杨履谦的一席发言，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纷纷议论，他们有的赞成，有的反对，相互争吵，乱作一团。

文九锡摇摇铃，让大家静下来后，说：“履谦兄的言论，我不敢苟同，照履谦兄的主张推论，那么这次学生闹事也是合理的啰！”

杨履谦随即顶上说：“不用推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彭家轩大讲‘礼、义、廉、耻’、‘忠、孝、仁、爱’，自己却三妻四妾，弄个小老婆去简师讲党义，这不是对我党的最大讽刺吗？我建议县党部向省府、省党部写个呈子撤他的差。”

这一来，许多与会的人员也跟着杨履谦质问县党部，文九锡不知如何作答，很是狼狈。不久，县长彭家轩迫于社会的强大压力，辞去县长职务，携家眷灰溜溜地离开了东明县。

四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浪潮席卷全国。杨履谦自觉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抗战洪流之中。他以自己在当地的威望和号召力，大力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938年6月，杨履谦在东明县第三区王浩屯村发起并主持召开了由当地爱国士绅和抗日积极分子参加的联席会议，大会通过了《抗日保家宣言》，成立了联庄会，杨履谦担任会长。大会还决定以抗日、防匪、保家为号召，建立了时聚时散的联防队。

国民党反动派视杨履谦为眼中钉、肉中刺，认为他是在搞“武装割据”。到任不久的国民党东明县县长樊恕华，以邀约杨履谦到县开会为名，妄图压服杨履谦，解散联防队。杨履谦毫不畏惧，带着10名全副武装的队员毅然赴会。

樊恕华见到杨履谦第一句话就说：“丽庵兄，威名远扬，这一见果然不凡，所带武装令人生畏。”

杨履谦也毫不客气地说：“还是樊县长威风。你这岗哨林立，如临大敌，总不会是鸿门宴吧！”

樊恕华被道中要害，谨慎地说：“于今，日寇压境，四乡不宁，加强警卫，乃为保境安民，履谦兄不必过虑。”

杨履谦接过话茬说：“樊县长对形势了如指掌，自然明白我带队入城的用意！”

这一对一答，就煞了樊恕华的威风。他又携着杨履谦的手走入客厅，坐下说：“我初掌东明时，履谦兄已去他县高就啦。故未谋面，请多包涵。”

杨履谦也客气地说：“履谦没向父母官报到，也请原谅。今天不知樊县长有何指教？”

樊恕华说：“指教，说不上。如今东明形势混乱，如何保境安民，特向履谦兄一求高见。”

“履谦无谋，请县长指教。”杨履谦回答。

樊恕华接着说：“不必客气。听说履谦兄拉了一部分队伍，有割据之嫌。如何妥善解决，以利政令、军令统一？故请履谦兄来城给樊某谋划方略。”

杨履谦回答道：“组织联防队，非履谦心愿。如今日寇压境，地方匪患无穷，扰乱百姓，履谦无奈，只得组织联防。”

樊恕华说：“抗日防匪，乃政府之事，自作主张组织军队，怕不利于抗战，不利于治安。”

杨履谦责问：“今年5月，日寇犯我县东南，蹂躏百姓。樊县长为何不出兵抵抗，保境安民？”

樊恕华对着杨履谦呆看了一阵，嗫嚅地说：“我手下缺兵少将，怎能出兵对抗？”

杨履谦不等樊恕华停顿，接着问：“为何不向国民政府求救？”

樊恕华回答：“樊某也曾向中央告急，未见回音。”

杨履谦哈哈一笑：“县长无兵，国民政府也不派兵来救援，又不让我们百姓组织联防，难道让我们伸出头来让日寇杀戮吗？难道我们神州大地、锦绣山河，随意让日寇的铁蹄践踏吗？”

杨履谦的连连发问，弄得樊恕华张口结舌。但他毕竟混迹官场多年，心生一计，反守为攻说：“所以我请履谦兄来商量，把你的联防队交给我，让我把它改编为县保安队。”

杨履谦回答说：“抗日保家，全民一心，组织联防，全县比比皆是。若县长都要编为保安队，那么全县24万人口是军乎？是民乎？若是民，何必脱产拿枪？若是军，食从何来？”

樊恕华语塞，呆看了杨履谦一阵，反问道：“你组织的联防队是军还是民？”

“战时为军，不战为民，时聚时散，自耕自食。”杨履谦答道。

几个回合下来，樊恕华犹如一只斗败的鹌鹑，但又不愿放下县长的架子。他自我解嘲地说：“履谦兄，果然学识渊博，雄才高论，令人佩服。你这么一解释，我明白了，若再有人提问，我也好有个解释，你放心地干吧。”

国民党濮阳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刚与共产党建立了统战关系，为争取民心、顺应时代潮流，他即以办事不力为由将樊恕华撤职，委任张慧僧（中共地下党员）为东明县县长。当张慧僧组织抗日联合政府及其武装时，杨履谦欣然带队参加，他被聘为县政府参议，同时还被委任为民军大队长，并兼任东明县第三区民军后备队的大队长。

 五

1938年10月，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于子元任县长，杨履谦任县政府秘书兼第一科科长。在杨履谦亲手组建的王浩屯自卫队中，部分精干队员组成县大队。县政府成立后，立即召开了附近50余村的群众代表和进步士绅参加的座谈会，宣讲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党的抗日政策，实行合理负担，并清剿了土匪王二响鞭部。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绩，很快传到了陇海铁路以南地区。宁陵、杞县、商丘等县的群众和进步士绅，纷纷到考城参观访问。在宴请宁陵进步士绅董奇时，杨履谦觉得这是一个宣传党的政策的大好机会，便说：“我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总想给劳苦大众办些好事，但事与愿违，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屈膝投降，使中国的大片河山沦入日寇之手。共产党和八路军却开赴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肩负起民族救亡的重任。读《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使我心明眼亮。综观国内外形势，唯共产党可担抗日救国领导大任。我便丢掉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跟定了共产党，以共产党的为人做人，以共产党的政策办事。坚持跟共产党走，坚持共同抗战，是我们这些人的唯一出路。”

董奇听后说：“履谦兄，你先我一步啦，你走的路就是我想走的路。我回去后，一定动员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参加八路军。”董奇回到宁陵，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动员400余名青年学生参加了八路军。

1939年初，覃健、常玉清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开进东明、菏泽、曹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东明的反动红枪会妄图制造磨擦，挑起事端，胡编歌谣，诬蔑八路军：“八路军，不可当，破袜子破鞋破军装，八个人，五杆枪，三杆本地打，两杆大抬枪。”杨履谦也编出歌谣，针锋相对：“八路军，净钢枪，十战九回打胜仗。平型关，摆战场，板垣师团完了蛋，冈村宁次发了慌。中国人民多高兴，日本鬼子见阎王。”同时，他还发出文告：“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为国为民。现今开进鲁西南，进入我联防队的防区，各村村民应夹道欢迎，热情接待。若在我防区与八路军开战，履谦将率队予以迎头痛击，莫谓言之不预也！”见杨履谦态度强硬，红枪会再不敢进入联防队的防区，使八路军长途跋涉后得以充分的休整。

1939年2月中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奉命率三四四旅部分机关干部及一个工兵排、一个炮兵排挺进冀鲁豫，与地方武装汇合，编为冀鲁豫支队。支队下辖5个大队，杨履谦被委任为第四大队大队长，并兼任支队联络科科长。当时，我军财政困难，军需物资缺乏，筹措着实不易。杨履谦日夜奔忙，亲自到各村动员群众贡献粮草。同时，他还节衣缩食，毁家纾难，典卖自家房屋、土地，购买军械、马匹供给部队。他的言传身教，带动了部分开明士绅，教育了广大群众。部队每到一地征粮筹款，群众纷纷踊跃捐献，无不争先恐后。

此时，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东明的东部、东南部和长垣、濮阳的黄河以东地区。同年初夏，东明、长垣、濮阳三县边界地区动员委员会(简称三边动委会)成立，杨履谦担任主任，受中共鲁西南地委领导。动委会成立后,大队拨给了一些枪支，又自筹了一部分枪支，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常备队，任命田培仁为队长。常备队有效扼制了东明县反共县长吴致岑势力向县东南的发展，保卫了鲁西南根据地西北部地区。

吴致岑心有不甘，便向动委会挑起武装冲突，动用6个保安中队的兵力进攻鲁西南根据地。一天，杨履谦率领动委会常备队进驻赵真屯，吴致岑趁天黑将该村包围，并派出一个姓赵的中队长（田培仁在西北军时期的老同事），妄图借拜访田培仁为名骗开寨门。杨履谦识破了敌人阴谋，决定将计就计，就引赵某进入寨内，将其活捉。吴致岑见有准备，未敢发动进攻。回去后，他向丁树本诬告杨履谦开展武装割据。丁树本听说杨履谦抢夺了他的地盘，大为恼火，遂悬赏10万大洋通缉杨履谦。杨履谦并不畏惧，与之针锋相对，悬赏20万元通缉丁树本。

1939年6月中旬，日军调集了一支有1.5万人的机械化部队，采取分区“扫荡”的方式，先是在边区周围构筑了大量据点，对边区实行多层包围；然后兵分七路，疯狂进攻冀鲁豫边区。八路军主力部队避开敌人，跳出包围圈，三边动委会常备队坚持当地斗争，灵活袭击敌人。在一天夜里，杨履谦、田培仁率常备队，突袭宿营在东明集的日军骑兵，夺得战马20余匹，随后又突破层层包围，将战马送给了冀鲁豫支队，受到了司令部的嘉奖。日军到处寻找杨履谦要进行决战，杨履谦则率常备队与他们兜圈子。疯狂的日军“扫荡”了许寺，抓捕了杨履谦近族叔侄，放火烧了杨履谦兄弟5人的房舍。

1939年10月，冀鲁豫支队司令部决定撤销三边动委会，将杨履谦领导的常备队、于子元领导的菏泽抗日基干队和李鸣亭领导的四区联防抗日大队统编为冀鲁豫支队特务大队，杨履谦担任副大队长。在部队集结整编过程中，日军对鲁西南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大“扫荡”。日本侵略者以城市为依托，打着“治安、肃正”的幌子，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边区根据地的腹地进攻，企图缩小八路军活动范围。这次日伪军集结了5000余人的兵力，于20日分三路开始围攻，第一路出菏泽南进犯王浩屯，第二路由定陶西进犯安陵集、桃园集，第三路出曹县进犯魏湾，考城、长垣的敌军亦出动配合。第三大队在沙窝赵与菏泽南犯之敌遭遇，经过数日激战，终于将敌击溃，毙敌50余人。杨履谦带领常备队，埋伏在王浩屯与樊寺之间的苇地里，在日军败退之时，突然发起进攻，毙伤日军3名，夺得战马5匹。

1940年3月，八路军华北讨逆部队打败了叛军石友三部，东明县第一次获得解放。同月，东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杨履谦担任东明县自卫队总队长。6月中旬，日军集结1.5万人，兵分12路，向濮阳、清丰、内黄、东明等地进行合围“扫荡”。6月23日，杨履谦率部宿营孙楼，被叛军石友三部的一个骑兵连包围。为掩护战友们转移，杨履谦与通讯员一起吸引敌人，边战边撤，退至陈楼时，被叛军石友三的骑兵追上。双方展开激战，杨履谦身上数处受伤，最后退至一个桃林内等待和敌人死拼。他对通讯员说：“我已负伤，久战不利，我掩护你撤退。”通讯员不走，杨履谦蹬他一脚说：“要为革命着想，不要管我！”此时，敌人已攻进桃园里，杨履谦跃身而起，只身和敌人奋力拼杀，壮烈殉国，时年42岁。

在鲁西南烈士陵园内，人民政府为杨履谦烈士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并将菏泽六区（原东明三区一部分）命名为更生区，永志纪念。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13 14: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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