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绍
1926年在关家村上学期间结识了关星甫、关荣亭等进步青年。
1928年到无棣县立第一高小上学。
1930年夏入山东省立第四中学,1933年升入本校高中部。在校期间,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和无棣同学会,积极开展进步活动。
1934年初参加驱逐反动校长冯培元的学潮,被勒令退学。回乡不久又考入北平私立宏达中学,因交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辍学,回乡后即投入无棣县的抗日救亡斗争。
1936年当短期小学教员,并在刘风台小学与关星甫、丁洪泽、于梅仙成立“友谊读书会”,向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
1937年2月由关星甫介绍入党,同年曾在河北省海兴县小山村短期小学任教。“七·七”事变后,又与关星甫、于梅仙、冯景恩在刘风台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无棣县“抗日救亡会”。1937年8月担任中共无棣县第一任书记。
1938年3月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任政治特派员,同年夏秋之交到东光县开辟抗日根据地,10月任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1939年5月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40年5月任冀南六专署专员兼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6月与地委书记杜子孚、组织部长邸玉栋率机关干部和警卫连百余人转移时,遇到日军“大扫荡”,经过激战在赵柳林附近壮烈牺牲。
石景芳(1913-1942),原名石宗玉,字景芳,无棣县水湾镇刘风台村人。父亲是一位开明的教书先生,辛亥革命后,他第一个剪掉辫子,以示拥护革命,反对帝制。在父亲的影响下,石景芳从小就养成了不畏强暴、爱憎分明、急公好义的性格。
1928年冬,石景芳考上了无棣县立第一高小。
1930年夏,又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中学。在校期间,开始阅读一些革命书籍,接受革命思想教育。积极参加了学校学生进步团体“学生自治会”,及其组织的各项活动。
1933年夏,他升入本校高中部学习。因参加声讨学校校长贪污问题,被县政府拘留,并被开除学籍。后石景芳考入北平宏达中学,因学费太高,被迫退学。
1936年秋,石景芳担任了农村短期小学教员。他和进步青年关星甫、关荣亭等人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号召,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刘风台小学成立了“友谊读书会”,会员很快发展到80多人,凑集进步图书600余册。他们相互传阅,定期举行讨论会,交流学习经验与革命感情。他们还创办了会刊《斗争》,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
1937年2月,石景芳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姿态,投入到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之中。“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无棣县政府为装潢门面,将部分地主、豪绅、商会头目纠集在一起,拼凑了一个国民党官办的“抗敌后援会”,将“抗日”称作“抗敌”,连抗日的旗号都不敢公开打出。他们又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搜刮民财,鱼肉乡里。石景芳等人与之针锋相对地在南关小学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吸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的“抗日救亡会”,公开竖起了抗日大旗。会员很快发展到800多人,遍及全县。他们分赴各地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群众。国民党无棣县党部和政府对此非常惊惶,生怕革命烈火蔓延开来。于是,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张子良到省政府诬告“抗日救亡会”的人聚众闹事。他返回无棣后,以省政府的名义宣布“抗日救亡会”是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并下令通缉石景芳、关星甫、于梅仙、冯景恩等领导同志。抗日救亡会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在党组织处于地下的情况下,隶属河北省委的津南特委和隶属于山东省委的鲁北党组织,分别在无棣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组织。为了抗日大计,以石景芳、关星甫为代表的隶属山东省委领导的党组织和以冯景恩、于梅仙等为代表的津南特委领导的党组织,在无棣民众图书馆秘密开会,成立了中共无棣县工作委员会,推举关星甫为工委书记。
9月,上级党组织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共无棣县委员会,由石景芳任书记。他按照省委提出的“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一面组织抗日武装,在各区成立游击小组,组织全县人民抗日;一面派关星甫与我党在鲁北开展抗日活动的抗日救国军取得联系。此时无棣县国民党政府官员却不管百姓死活,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派人到水湾一带抓官车,带着钱财南逃。石景芳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去侦察,摸清了官车上路的准确时间。与共产党员张荣亭带上枪支,提前埋伏好,等车辆一到,立即开枪打跑了押车的保安兵,截下了十几辆大车,为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他被群众称作虎胆英雄。是年10月,石景芳组织了无棣县民众抗日游击大队,并任教导员。
1938年2月,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攻克无棣县城。石景芳带领抗日武装加入第三十一支队,被编入三路军第三大队。7月,石景芳任三十一支队政治特派员。是年夏秋之交,党组织派石景芳到东光县工作,负责创建抗日根据地。来到东光后,他首先将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李光前、牟致祥等五名党员组织起来,建立了东光县党支部,石景芳任书记,安排了一系列的抗日活动。10月,根据冀鲁边区军政领导的指示,成立了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石景芳任县长。在艰苦复杂的抗日工作中,石景芳非常重视建立和扩大民主统一战线,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动员他们为民族大业多做有益工作。他数次拜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邀请小刘庄清末武举“三大人”刘子仁担任县大队的副大队长。刘子仁受到感动,带着自己的护院人员和枪支加入了革命队伍。
7月,冀中军区吕正操同志派傅继泽、康伯明等将东光县李文成(后叛变)等组织的地方武装――二旅改编为“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这个旅有不少地痞流氓、土匪惯犯,成分极其复杂。石景芳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协同傅、康二位同志对二旅作了大量团结改造工作。1939年春,东光县缉私人员查获一起贩毒案,其中有二旅的人。二旅的一些坏分子纠集武装向缉私队要人。在双方即将发生武装冲突的紧要关头,石景芳赶到现场,严肃指出:贩卖毒品是违反抗日政府法令的犯罪行为,应由政府依法处理。他命令缉私队把罪犯押到县政府,从而平息了事端。后又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多次与二旅旅长李文成交涉,逮捕了二旅副官郭玉珍。为此,在二旅内部的一些国民党特务大肆宣扬抗日县政府欺压二旅,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包围县政府驻地,强行要人,企图制造事端,以达到挟制二旅叛变投靠国民党十军团的目的。石景芳临危不惧,处惊不乱,向全体官兵揭露了事情的真相,平息了事端,制止了叛乱。事后,石景芳向冀鲁边区党委和肖华司令员报告了工作情况,受到表扬。
5月间,肖华率部来到东光,批准处决了二旅内部投敌叛变首犯,将二旅改编为运河支队,使其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后来,他在锄奸反霸中,重点打击了一些罪大恶极分子。先后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徐卜洼的魏长续、李相庄的“高二撇子”等被群众称为“八大怪”的八个汉奸恶霸,并出告示,扩大宣传,震慑敌人,教育群众。石景芳扎根群众,顾全大局,有勇有谋,深受东光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939年10月,全县人民代表大会在郑集学校民主选举县长区长,石景芳以绝对优势当选为东光县民主抗日政府县长。石景芳在东光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无棣县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和敌视,国民党无棣县保安六旅更把他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抓不到他,就抄他的家。
1939年春,他家老幼8口人,被逼得流落他乡。原先他家的家境在当地比较殷实,但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一家老小却经历了数不清的劫难。
1939年5月,石景芳调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当时,日伪军为了自身安全,强迫百姓砍掉据点周围二、三里内的树木,并严禁种植高秆庄稼,不仅给百姓带来经济损失,也给抗日游击战争带来困难。石景芳针锋相对,号召和发动群众多种树,不伐树,坚决保护林木。他还指示各地起草布告,到处张贴。开始时他每到一地,用毛笔写几张张贴,后来就交商河县政府石印,贴遍了鲁北的村村镇镇。在鲁北工作近半年的时间里,石景芳参考冀南、鲁中、晋冀鲁豫等边区的政策法令,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推行各项政策达300多条,被誉为推行政策法令的模范。一次,他带领部队到阳信县蔡王庄做宣传和调查工作。刚到村前,群众便把围子门关上,不许进村,村里的道会门拿起土枪和大刀,向石景芳的人马冲去。战士们不知所措,想开枪自卫。在这紧急关头,石景芳镇定自若,一边禁止战士开枪,一边向群众喊话,宣传我党的政策。对方开始还乱哄哄,后来慢慢静下来,鸦雀无声地听石景芳讲话。他的讲话打动了一些群众的心,情绪有了转变。之后,他们打开围子大门,迎接部队进了村。石景芳通过调查发现了这个县的问题:群众工作做得少,杀人多,引起了群众的惊慌,被会道门所利用。石景芳帮助县长薛汉三总结这个县的工作,使薛汉三受到了启发和教育。以后,杜干忱到阳信县主持工作。石景芳用了几天时间,给他介绍阳信的情况,布置任务,共同学习研究党的政策,使杜干忱来阳信后比较顺利地打开了工作局面。
1940年5月,石景芳调冀南六专署任专员职务,并兼任军分区司令员。围了培养提高专署机关干部队伍的工作能力,石景芳经过深思熟虑,征求大家意见,提出了在专署机关内部建立工作日志制度。有的同志觉得在战争时期写日志没有必要。石景芳说:“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日志是对干部的一种锻炼;抗战胜利了,也可以作为历史资料教育后人,它具有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在工作中,它对干部战士严格要求,一视同仁。1941年春节的前几天,专署驻东光郑集一带。东光县某税卡打了几桶酒,专署税务局背着领导要了一桶。酒到专署,一些科室的领导同志也喝了酒,有的喝得醉醺醺的。在夜行军出发时,石景芳发现了这个问题,追查了事情的经过。到宿营地后,立即组织干部战士针对喝酒问题展开加强纪律性的讨论。大家作了自我批评,进一步提高了干部战士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1941年冬,南皮县抗日政府派县大队攻打桃园,决心铲除地方武装“桃园猴(侯)”。但攻而不克,却把侯某刚几岁的小少爷抓来作抵押,提出要对方捐献五十条枪,方可放回。南皮县抗日政府把这一情况向石景芳作了请示。石景芳帮助他们具体分析了换枪还是作争取工作,哪种方法最有利于扩大抗战统一战线?明确指出:用小孩换枪这种做法,不策略,不现实,我们要疏通关系,尽最大努力把侯争取到抗日队伍中来。按照石景芳的指示和要求,南皮县大队多次派人与侯某会面、交谈,用民族大义教育争取,终于使侯冰释前嫌,投入到抗日洪流中来。1942年5月26日,日军师团长滕井中将坐镇德州,亲自策划和指挥大“扫荡”。6月9日,日军独立第五混成旅团、第七混成旅团、第三十三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各部共2万多兵力,分别从德州、连镇、泊镇铁路沿线出发,另有驻沧日军联队长长谷川部从沧州出发,配以大批伪军,从南、北两线向东推进,开始了对冀鲁边区的疯狂大“扫荡”,边区形势日趋恶化,抗日斗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敌人的这次大扫荡,合击圈以东光县四柳林村(宫柳林、王柳林、赵柳林、孙柳林)一带为中心,东起南皮县寨子,西至东光县秦村,南自宁津县双碓镇,北至宣惠河畔刘夫青村,方圆60里。18日,驻扎在大单家的一地委、一专署机关和由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率领的冀中参观团及部分地方武装全部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19日拂晓,“叭!叭!”村外几声清脆的枪响,惊醒了沉睡的人们。顿时,部队集合的口令声、脚步声和村外机枪咯咯地叫声响成一片。“杜书记,鬼子包围了村子!……”警卫人员急匆匆走进院子,神情有些紧张地向一地委书记杜子孚报告了敌情。杜子孚和专署专员石景芳、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等人紧急商定:立即组织干部战士穿越鬲津河突围!警卫连一阵猛打猛冲,掩护地委、专署机关干部沿交通沟转移到鬲津河堤下。此时天已大亮,长满野草的岸堤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下。跑在前面几个干部战士们正要爬上去,突然,“哒!哒!……”埋伏在河岸的敌人居高临下开了火,子弹象蝗虫一样飞下来,十几个干部战士中弹倒地。“快!向后撤!”杜子孚指挥大家边打边撤。当干部战士们撤到赵家柳林附近,对面又有一片黑压压的敌人冲过来,后面的日军则紧追不舍。在敌人两头夹击下,一批干部、战士又倒下去了。杜子孚和石景芳见情况十分危急,决定豁出性命掩护机关、部队突围。杜子孚高声喊道:“同志们快向东撤!”说着,率一班战士迎着正面的敌人冲上去。石景芳也带着一个班,转身朝尾追的敌人猛烈开火。邸玉栋带领地委、专署机关和警卫连其余人员趁机从敌人的夹击缝隙中冲出,边打边顺着道沟向东撤。敌人气得嗷嗷叫,更加疯狂,将杜子孚、石景芳等人紧紧包围起来。这时,战士们的子弹已打光了。“抓活的!”敌人狂呼乱叫端着刺刀从四周逼上来。杜子孚、石景芳率战士们挺起刺刀,背靠背围成圆圈,怒视着日军,准备与敌人血战到底。杜子孚激愤地大声说:“我们生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死是中华民族的鬼魂,一定要和敌人拼到底!”日军恶狠狠地扑上来了,杜子孚、石景芳和几十个战士,用刺刀、砖头、拳头甚至用牙齿,同敌人拼杀、撕咬,进行殊死搏斗。杜子孚见一个日军端着刺刀向石景芳的后背刺去,失声喊道:“老石!敌人……”随即拾起一块砖头用力向日军头上砸过去。日军“哎呀”一声倒在地上。不料,另一个日军在杜子孚的背后刺了一刀,鲜血汩汩地从伤口里流出来,染红了身躯。他摇晃着,怒目圆睁,对敌人骂道:“狗、强、盗!……”倒下去了。石景芳扑过去要救他,几个敌人的刺刀同时扎进他的身躯……。在惨烈的搏杀中,战士们一个个倒在血泊里,全部壮烈牺牲。……战斗从拂晓打到中午。一地委书记杜子孚、组织部长邸玉栋、一专署专员石景芳、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专署财政科长陈介清、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徐镜尧、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以及其他干部战士300多人壮烈牺牲。被俘的40余人宁死不屈,全部被敌人杀害。
人物轶事
石景芳的父亲不同意自己的儿女参加党派活动。为了转变父亲的思想,石景芳想了一个计谋,就是把自己经常锁着的进步书籍打开放在书桌上,装作看后忘记收拾的样子,留给父亲看。父亲发现后,急急忙忙地阅读起来。看后又小心翼翼地替石景芳收藏起来。石景芳用这个办法,让父亲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加之平常相互间议论一些时事,又潜移默化地讲一些革命道理,使父亲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对他的革命活动给予了很大支持。在石景芳的帮助下,他的大哥石景纯也加入了共产党。最后发展到全家都参与了革命活动,他家成了我党的地下联络点。战友们、进步青年经常在他家集会、逗留、吃饭,有时多达十几人。全家老幼就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一方面热情招待,一方面警觉地为他们站岗放哨。
人物评价
石景芳不仅自己投身于革命,而且动员父亲、哥哥参加了革命活动。在他的影响下,他的故乡刘丰台村也有几十人参加了抗日部队,被称为“八路村”。在抗日战争期间,仅他家就有八人在冀鲁边参加抗击日军的斗争。石景芳生前曾经说过:“中华民族的抗战到了最困难的时候,但黑暗即将过去,胜利就在眼前。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为抗日而献身的准备。请大家相信我们的血不会白流,伟大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他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而可以告慰先烈的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5-25 08: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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