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在张自忠将军墓前的合影。前排搂小孩的为张自忠女儿张廉云。受访者供图
张自忠牺牲后,家人在其牺牲地收集的石头,刻上“血石”两字以作纪念。目前保存在军博。资料图
2015年4月8日,张自忠之孙张纪祖,拿着爷爷张自忠的照片。当时他应邀参加台儿庄战役纪念活动。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人物小传
张廉云(92岁)
张自忠将军之女,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张庆安(82岁)
张自忠将军之孙,曾是上海钢铁工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张纪祖(75岁)
张自忠将军之孙,商人
自张自忠将军牺牲之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儿孙们每周日都会举行一个纪念仪式,面对将军的遗像,诵读家训。家训有三句话:“祖祖孙孙莫忘七七。祖祖孙孙莫忘五一六。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虽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断了公开的纪念活动,但儿孙们并未忘记家训,未忘记传承先祖的精神。
2015年5月16日,是张自忠将军殉国75周年纪念日,在湖北宜城的将军殉难地,一座纪念园正式向公众开放,包括将军多位后人在内的数万民众,出席了现场的纪念活动。一位将军的后人说,“我们纪念张自忠,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祖先,而是表明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一种态度,让不愿意认错的某些日本政客知道,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让历史重演。”
“莫忘七七,莫忘五一六”
在1940年张自忠殉国后,家里就多了一个仪式。作为长子,这个仪式由张廉珍主持,他在每周日早上九点,都会带着全家人,面对父亲的遗像,诵读家训三次,并默思十分钟。家训有三句话,“祖祖孙孙莫忘七七。祖祖孙孙莫忘五一六。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但这个家庭的纪念仪式,在解放后就戛然而止。后辈们回忆说,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姑姑的工作。
后辈们所说的姑姑是张廉云。
张廉云在家排行老三,大哥即是张廉珍,其解放前曾供职于财政机关,后一直居住在上海,有子七人。二哥张廉静,曾赴黄埔军校受训,后不幸感染伤寒,于1934年早殁,年仅17岁,无子嗣。
而她,则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长期从事教育、医疗等工作,退休前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如今已是92岁高龄。
因担心自己年龄大了会无意中说错话,老人婉拒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
“她担心自己说错话会影响姥爷的形象。”张廉云的长子车晴说,在解放后,上一辈几乎都停止了对张自忠的纪念活动,因为当时他们都认为,“在外界看来,家里有个国民党军官的长辈,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解放以后,张廉云第一次正式填写登记表时,上级领导让她在家庭出身一栏中填写“军阀”二字。张廉云曾对家人说,“从小我就会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这支歌,而现在父亲也列入军阀之列了。”
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廉云服从了组织决定。
尽管张廉云这辈人小心谨慎,但还是没有躲过“文革”。那期间,张廉珍的家被抄了四次,患有高血压的他没有熬过“文革”,于1968年去世了。张廉云也被剃了阴阳头游街。
车晴说,直到1980年,湖北宜城率先掀起了纪念张自忠的活动,母亲才在朋友的建议下,为姥爷申请烈士证明书。她才开始表达压抑了三十年的复杂情感。
拿到烈士证明书以后,张廉云向北京市委统战部提出申请,变更自己的家庭出身时,她还有些慌乱,她小心翼翼地问车晴,“家庭出身如何写?”
“都没给祖父丢人”
祖父殉国时,张庆安才7岁,关于那一年,张庆安没有太多记忆。
“因为祖父很少回家,最多的时候,一年回去一次,带着我在院子里玩耍一阵子。”祖父的离世,对于七岁的张庆安来说,最大的改变莫过于参加每周日的纪念仪式,而正是伴随着这个仪式,他慢慢长大,也慢慢理解祖父的精神。
“解放前,父辈给我们讲起祖父的一切,我们坚定地认为,祖父是个应该被历史记住的人。”张庆安说,解放后,父辈们对祖父的纪念停止了,但他和兄弟们却以自己的方式悄悄保存着关于祖父的记忆。
而张庆安兄弟几个的名字,也与祖父的命运密切相关。
张廉珍有七个孩子,庆宜、庆安、庆隆、纪祖、庆范、庆成、庆新。张庆安出生的时候正赶上长城会战,家人希望张自忠能够从战场上平安归来,故取名庆安。张纪祖出生于1940年,当年,祖父殉国,家人希望他能记住祖父,取名纪祖。
1970年,在上海的张庆安收到七叔祖张自明的来信,要求张庆安速到北京。
张自明是张自忠最密切的兄弟,张自忠牺牲以后,张自明一直在整理张自忠的历史资料。1943年,张自明到张自忠牺牲的宜城长山走访,在老乡的带领下,他找到张自忠牺牲的地方,捡了两块石头,打磨以后,刻上了“血石”两个字,以此作为纪念。
当时张自明被批斗,他在东四十条的住宅被没收,自己住进了一个不足二十平米的小房子里。
待张庆安赶到小屋后,张自明慌慌张张地从角落拿出一个旧皮箱,告诉他,“这是你爷爷的材料,现在只有你来继承了,带上它,今晚就离开北京。”
当晚,张庆安踩着结冰的路面,紧紧抱着那个皮箱就奔向了火车站。
他回忆,当时火车上到处是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一路上,紧紧抱着皮箱,不敢和周围的乘客搭话,甚至不敢和别人对视。
在那段岁月,张庆安和弟兄们都没放弃纪念先祖。
张庆成当时在成都,距离重庆较近,1967年,有一次出差,他偷偷跑到张自忠墓,看到祖父的墓碑已经被推倒,斜倚在香台上,墓周围长满了荒草。张庆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几个兄弟。张庆安知道以后,就找机会到了重庆,第一次跪在祖父墓前长长地哭了一次。他还记得“怕人听到,声音很小”。那哭声,像连串的咳嗽声。
“因为这段经历,有几个兄弟就去了国外。”张庆安说。几个兄弟中,老三加入了美国军籍,老五在纽约也是终身教授,老七老四成了老板,“我们都没有给祖父丢人。”
上世纪80年代,张庆安把当年从七叔祖手里接过的珍贵史料,全都捐给了军事博物馆。
希望后人传承先祖精神
作为张庆安的长子,张雷算是将军曾孙这一代里,最早接触那些珍贵史料的晚辈。
在他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张庆安拿出两块刻字的石头给他看,上书“血石”。
张雷当时不知道这两块石头代表什么,因为父亲只是说,“这两块石头是咱们祖先留下的,是个抗战的大人物。”
父亲张庆安没有告诉他这个英雄是谁,也没有说这个英雄是哪一辈人,自己该叫什么。匆匆地神秘地让张雷看了一眼,就收了起来。
“当时父亲怕我们出去说,给家里惹祸。”张雷说。改革开放后,父亲才拿出了越来越多的资料,这时他才知道,父亲所说的了不起的英雄,是自己的曾祖父。当时之所以觉得曾祖父了不起,是“因为毛主席都给他题词了”。
在将军曾孙这一代,张雷是年纪最大的,“我们和平常人一样,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生活,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先祖。”
1988年,张雷去了美国,直到2008年才回国担任某外企的技术总监。
在美国的20年里,张雷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看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就会拍桌子。
张雷的兄弟张从越,则创办了两个以张自忠命名的网站,虽然访问人数不多,但张雷认为是自己这一代人对历史的一种态度。
张雷说,“我们纪念张自忠,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祖先,而是表明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一种态度,让不愿意认错的某些日本政客知道,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让历史重演。”
5月初,张雷和父亲张庆安等亲属,接到湖北宜城的邀请,参加纪念张自忠将军的活动。
5月16日,在张自忠将军殉难纪念日当天,活动如期举办,近两万群众自发前来,包括张庆安、车晴、张雷等将军后人,再次相聚。
“政府和老百姓都没有忘记祖父,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希望后代能够将祖父的精神传承下去。”张庆安希望,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全国人民缅怀抗日先烈的时候,把祖父的精神完整地传给后代。
现在,他已经年过古稀,记忆力越来越差,很多有关祖父的故事,他也讲不完整。他想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捐给军事博物馆的材料,“那些关于祖父的材料,我希望留一份给后代。”
最近,张庆安给军事博物馆写了两封信,希望能从军事博物馆复印一份祖父的资料,留给后代。
张雷说,父亲的信寄出去了,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父亲心里“很难受”。
人物小传
崔大克
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上尉副官白振瀛之外孙,农民
当母亲白秋月层层剥开包裹,崔大克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44年前母亲当着红卫兵的面砸掉的姥爷瓷像,竟然完好无损。
这座瓷像上,一位国民党军官目光温暖,面庞端正。照片下方有一行字: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上尉副官,民国28年5月16日殉国于大洪山战役。
崔大克说,70多年来,母亲只知道姥爷死了,但死在了哪里,怎么死的,她都一无所知。因为姥爷是国民党军官,她也不敢去寻根问底,直到2012年她重新拿出这座瓷像,谜底才慢慢揭开:姥爷白振瀛与张自忠将军一同抗日战死,他是烈士。
瓷像是唯一印象
这座瓷像,是家人对于白振瀛的所有印象,也是唯一念想。
1938年,白振瀛离开老家河南巩义的时候,白秋月才3岁,之后,就几乎没有了消息,白秋月的母亲刘香春一直在苦苦等待白振瀛的归来。
白振瀛出生在河南巩义一个殷实的地主家庭。抗战胜利的第二年,白家接到了国民政府给白振瀛颁发的阵亡证明书。知道消息以后,白家怕白秋月孤儿寡母伤心,就一直瞒着母女二人。
上世纪50年代,白家被批斗,大哥在监狱中重病死去,三弟和四弟为了保全自己,带着家小离开了巩义,家里只剩下白秋月和母亲,家人分离的时候,三弟才告知白秋月和母亲,白振瀛已经去世,并给了母女一座白振瀛的殉国纪念瓷像。
家庭破碎,丈夫归来无望,白秋月的母亲带着她,抱着瓷像离开了白家。一年以后,母亲改嫁,白秋月当年十七岁,无依无靠,“就随便找个人嫁了。”
分离的时候,母亲留给白秋月唯一的物品,就是父亲的那座镶着楠木框的瓷器照片。
母亲下狠手砸
白秋月识字,但很少出过门,不知道瓷像上的大洪山在哪里,也不知道大洪山战役是和日本人打的,还是和共产党的军队打的,“但在娘家人家庭破碎之后,那也是她对亲人的唯一念想。”白秋月的儿子崔大克说。白秋月就把照片摆在了桌子上,时常对着照片发呆。
崔大克是白秋月的大儿子,他记得,小时候,看到桌子上的照片,就会问母亲,“姥爷是什么样子?”但“母亲对姥爷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告诉孩子们,不要出去张扬,因为“姥爷是国民党军官”。
1968年的一天,几个红卫兵冲进家里,追问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瓷器照片在哪里,说要收缴。惊恐的白秋月就把瓷器照片砸掉了。崔大克记得,母亲砸瓷像的时候,下手很猛。
从此之后,一家人没再提起过姥爷。崔大克说,关于姥爷,也就成为了一个尽量避免的话题。
“不要干坏事”
2012年,白秋月77岁,但身体还是很硬朗,能自己做饭,帮儿女做些家务。直到有一天,崔大克偶然在母亲面前提到姥爷,白秋月提出一个包袱,打开以后,崔大克发现,居然是姥爷的那座瓷像,瓷像没了底座,没了相框,但外祖父的照片却很完整。
原来,白秋月当时只砸掉了瓷像的相框,照片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被母亲用旧衣服包裹,放在了桌子下面。
“那时候才意识到,我该为母亲做点什么。”
崔大克学会上网,凭着瓷器照片上的信息,开始搜寻1940年5月16日33集团军发生的事情,他发现,大洪山战役实际上就是枣宜会战的一部分,而5月16日,正是张自忠牺牲的那天——姥爷是张自忠将军的同难烈士。
2012年十月份,崔大克带着母亲白秋月到了湖北宜城,在湖北宜城市政协和张自忠纪念馆的帮助下,确认了白振瀛为张自忠同难烈士,和张自忠在同一个地方殉国。
在白振瀛的殉国处,白秋月捧了一把红土,放在了口袋里,她平静地说,“知道他没干坏事就放心了。”崔大克说,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小,像是在自言自语。
2015年1月14日,民政部为白振瀛颁发革命烈士证书。4个月后,白秋月因病去世。
在崔大克家,外祖父的瓷像又摆了出来,瓷像前,还有母亲从宜城捧回来的那把红土。崔大克说,母亲从宜城回来以后,开始和邻居谈起自己的父亲,谈起宜城,谈起张自忠,谈起那场她也不是很清楚的战争。
看着侃侃而谈的母亲,崔大克说,他心里很欣慰,“对母亲的这个安慰,晚了七十多年,但最终,她还是看到了。”
母亲最后留给崔大克和兄弟姐妹的话是,“不要干坏事。”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08-23 21: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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