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子健
2019-03-31 09:32:24  来源：大众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14—1942)

一

　　1931年4月5日，天低云垂，阴风凄凄。国民党反动派将邓恩铭、刘谦初、任守钧等21名共产党员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革命者正气凛然，视死如归，英勇就义。

　　噩耗传到曹县任守钧家里，烈士的父母悲痛欲绝，昏倒在地。任守均的二弟、年仅17岁的任子健，脸色铁青，嘴唇紧闭，紧攥拳头，很久没说一句话。他仇恨入心，怒火中烧，面对双亲发出誓言：“大哥被‘狼’吃了，我一定为他报仇!”

　　自大哥殉难后，任子健更加勤奋学习。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为了省点钱，他坚持走读，每天从家到学校要往返五六里路，有时怕耽误学习，就把干粮捎到学校里。后来，他又请求充当勤务生，用每月挣得的二三元钱交学费，买一些学习用品。他因学习过于用功，劳累过度，曾一度病倒。老师和同学们都劝他暂时休学回家，先把身体养好，可他却说：“大哥他们能用鲜血和生命去殉正义的事业，我这点病还算得了什么!”由于任子健刻苦勤奋，努力进取，因此学习成绩十分优异。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我国东北三省沦陷，同胞们惨遭蹂躏和杀戮。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广大爱国志士的强烈愤慨。任子健更是异常激愤，他在同学中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有志青年，应不忘祖逖，率部渡江，中流击楫，收复国土;必效法民族英雄岳飞和抗倭名将戚继光，驱逐日寇，还我河山!”他多次与同学一同走出校门，积极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日军侵华的暴行，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

　　七七事变前后，任子健在曹县城关小学任教。他同进步教师一道，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爱民教育，并启发他们思考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同时，他还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呼吁民众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二

　　1938年春，任子健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发动组织进步师生成立了读书会、青年救国会，介绍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力量。

　　1938年5月，台儿庄抗战大捷的消息迅速传到鲁西南地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决定在曹县县城南关隆重举行祝捷大会。任子健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振奋，他逢人就讲：“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一连数日，他又是写标语，又是领着学生到街上搞宣传，整天忙得团团转，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

　　鲁西南抗日救国会在进行抗日宣传

　　开大会那天，青年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和教师、学生数千人，喊着口号，昂然列队进入会场。从延安派往山东的八路军干部30余人，在郭洪涛、段君毅带领下，也参加了这次祝捷大会。

　　会场上，歌声嘹亮，口号阵阵。八路军代表郭洪涛和青年救国会代表王立然分别讲话，宣讲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日。他们的讲话得到了广大与会人员的热烈拥护，引起了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坚持《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雄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然而，郭洪涛、王立然的讲话却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童子军教官岳喜芝听了讲话大为不满，他先是发出一声声干咳，继而破口大骂：“讲的什么玩艺，纯属放屁!”在岳喜芝身旁的一位与会者见状很是气愤，就对他说：“岳教官，你识博智广，那就请到台上发表高论吧!”岳喜芝故意卖弄文词，自鸣得意：“渊龙不鸣则已，鸣则惊众……”面对岳喜芝破坏抗战的丑恶言行，任子健义愤填膺，当即予以痛斥：“别说岳先生一鸣，就是刚卸下磨的老叫驴一鸣也能惊众!”这当头一棒，顿使岳喜芝狼狈不堪，在一片哄笑声中溜出会场。

　　在中共曹县县委的领导下，任子健利用多种方式，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宣传。1938年中秋之夜，他邀请十几位教师在自己家里举行了“赏月会”。开始，大家品茶赏月，开怀赋诗。后来，就从祖国的锦绣河山，谈及民族危难、国土破碎;从抵御外侮的历代民族英雄，谈及抵抗日寇侵略，踌躇满志。大家群情激昂，不禁共同唱起了《大刀进行曲》。雄壮的歌声，唱出了热血青年的战斗豪情和救国之志。

　　三

　　1939年春，任子健担任中共曹县县委组织部长。他深入基层，培训骨干，为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同年5月，他被调到苏鲁豫区党委(亦称山东分局第五区党委、湖西区党委)组织部巡视团工作，此时正值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前夕。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做托派而遭到杀害。在中国，陈独秀等人在1931年5月成立托派“中央”，进行党内分裂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肃托”造成大批优秀党员和革命干部被错捕冤杀，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面对严酷的现实，任子健感到非常愤懑和忧虑。他独自暗想：“哪来的这么多托派!我们对待敌人，对待俘虏的日军尚不如此，更何况在我们革命内部。肯定是扩大化!”

　　同年8、9月间，任子健被调往直属区党委的单县县委担任书记，受命考查单县县区干部。此时，他清醒地意识到，那野心勃勃并已窃取了苏鲁豫边区要职的王须仁、王凤鸣二人，要把黑手插向基层了。任子健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向上级汇报说单县没有托派，县委成员都是好同志。因为他坚持党性原则，违背了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意图，所以受到了严厉训斥，并被戴上“托匪”的帽子,责令进行反省检查。任子健双眉紧蹙，愁容满面，心情十分抑郁，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训练班”里。

　　地方党委和抗日政权瘫痪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动摇了，多么令人痛心啊!这种情况下，任子健和县委委员们计议，必须向上面如实反映情况，于是便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不料，信尚未送出便被察觉，王须仁、王凤鸣以写信上告的罪名，把任子健等5位同志关押起来。

　　任子健虽身陷囹圄，但正气在胸，不管王须仁、王凤鸣怎样拷问，他始终立场坚定，一直坚持“单县没有托派，县委成员都是好同志”。在他的影响下，县委的同志也都一直保持着头脑清醒，始终没有屈服，王须仁、王凤鸣的阴谋没能得逞。

　　四

　　疾风驱散阴霾，洪流涤刷恶浊。1939年11月，遵照中央指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快马加鞭，日夜兼程，赶到湖西地区，制止了“肃托事件”的发展，解救了被冤枉的同志。

　　1939年11月，罗荣桓、郭洪涛赶赴湖西处理“肃托事件”。

　　“肃托事件”无损于党在任子健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也没有削弱他顽强的革命意志。任子健从“训练班”出来后，就带领县区干部回到单县城东南辛羊区，继续开展工作。当时，辛羊区的大部分村庄被国民党部侵占，八路军主力部队苏鲁豫支队到外地执行任务，边区党委机关也转移到鱼台。“肃托”使单县的革命形势遭到了严重破坏。面对当时局面，任子健和县委没有气馁。他们客观地分析形势，明确提出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光明前途，稳定了广大干部的思想。根据县委制定的战略决策，他们计划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恢复组织;二是发动群众;三是组建武装;四是夺回失地。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任子健和县委机关的几十个同志走村串户，分头动员，反复讲明“肃托”的错误，尽量消除大家的疑虑。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党员和积极分子重新振作起来，县区干部得以充实调整，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相继恢复，单县的革命斗争形势有了初步好转。

　　单县原来拥有一支200多人枪的武装队伍，在“肃托”中全部过渡到了主力部队。为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不久，任子健又组建了一支30余多人的游击队，加上县委机关人员，这支队伍有近百人，对外称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后方工作团。

　　受“肃托”影响，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薄弱，敌人乘虚而入，欲进行分割蚕食。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鼓动下，国民党的一支部队经常侵入抗日根据地中心和侯楼、郝平房、张寨等20余个村庄，肆意制造摩擦，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破坏团结抗战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单县县委在任子健领导下，同敌人展开了坚决而顽强地斗争，从而扩大了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影响，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大大鼓舞了干部群众的士气，使单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严冬已去，冰消雪融，春风吹绿了岸柳湖杨，勃勃生机重又回到了单县大地。

　　1940年3月12日，在任子健组织领导下，单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建立，终兴、曹马、杨楼等区政权也相继建立，单县城南和城东南的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五

　　1940年夏，湖西边区专署成立，李贞乾担任专署专员，任子健被任命为专署教育科长。任子健勤奋好学，知识丰富，有着较高的文学造诣和理论修养。每次专署机关组织进行学习，大都是由他进行辅导。大家都爱听他宣读与讲释上级下达的文件与指示，那生动的语言和对问题的精辟论述，让大家深受感染和鼓舞。

　　任子健作为专署教育科长，深感所负责任之重大。为办好湖西地区的教育事业，以适应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他日夜操劳，忘我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湖西抗日根据地普遍组建了抗日小学，1941年初又创办了一所中学——湖西抗日中学。

　　当时，办学条件非常困难，经费严重不足，没有教室，缺少课桌，尤其缺乏课本教材。在困难面前，任子健毫不气馁，知难而进，夏夜的酷暑闷热，冬宵的彻骨严寒，都丝毫不能动摇他办学的信心和决心。他和教员们一起在煤油灯下亲自编写教材，靠手刻油印，解决了湖西抗日小学和湖西抗日中学的教材问题。为搞好教学，他和教员一起总结教学经验，妥善安排教学内容。他非常关心学生的进步与成长，经常深入湖西抗日中小学检查学生学习情况。就是在这背包当凳、膝盖当桌、条件艰苦、于战乱中辗转迁徙的抗日学校里，为党为革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

　　1942年，湖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到最艰苦、最复杂、最紧张的阶段。这年冬天，日军集结步、骑、炮兵和湖西地区各县伪顽共1.5万余人，东起徐州，沿陇海路西至虞城，由南而北拉网合围，向湖西中心地区大举进犯。

　　12月20日，为加强政权和根据地建设，党组织决定派任子健担任中共巨南五县工委书记。次日凌晨，侦察员突然报告发现严重敌情!当时，湖西专署仅有一个警卫连兵力。为了迎击敌人，保护专署机关安全转移，上级指示要十团配合行动。不料，敌人很快就切断了专署机关与十团的联系。情况十分紧急!任子健临时果断改变赴巨南五县任职的计划，随同李贞乾迅速与同志们一起赶到马桥村边的场地上集合，准备掩护群众转移。

　　6时许，在民兵和小股部队掩护下，当地群众扶老携幼、牵着牲口匆匆向北方向撤离。少顷，一队队日军向这边快速拥来，李贞乾、任子健等立即带领同志们沿村后的抗日沟迅速转移。

　　日军气势汹汹，很快冲至沟边。“哒哒哒”，警卫连向日军猛烈地向敌群扫射，日军吼叫着向我军阵地猛扑。战沟内外，一时间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尸体遍地。终因敌众我寡，李贞乾、任子健和许多战士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3-31 09: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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