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抗战- 国军抗战名将孙元良
2018-11-04 08:46:08 来源：搜狐 点击： 复制链接
孙元良(1904—2007)，原籍浙江绍兴，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华阳。[1-2] 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第22集团军司令官、国民军第5绥靖区司令官等职;1944年，率29军在独山阻挡猖狂的日军，这里成为了日军侵华的终点站;1949年后去台湾，2007年在台北去世。
孙元良原籍浙江绍兴， 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县;早年在私塾就学;1922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928年改名中央大学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附中，1952年改为南师附中);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参加东征、北伐。
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在全国各地招生，正在北大读预科的孙元良闻讯后马上报名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的招考非常严格，必须要有人引荐。孙元良的推荐人便是李大钊。1924年6月，在顺利通过了初试和复试以后，孙元良成为了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与关麟征、陈赓、杜聿明、侯镜如等人一同被编在学生三队一区队。自此，不满20周岁的孙元良开始了军旅生涯。
在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元良作为仪仗队队员，有幸在大门口迎接名誉校长孙中山;在黄埔一期学生中，孙元良文化程度较高，加之仪表堂堂、风度翩翩，颇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
民国14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惠州守将杨坤如见坚守无望，不战而降。
10月广东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各种版本的战史都记载，在攻打惠州城的战斗中，时任第4团3连连长的陈明仁在团长刘尧宸牺牲的情况下，高举军旗率领该连最先登上城头。
至于他吹嘘的因“功”升任炮兵营长，那是1928年蒋介石资助孙元良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镀金深造回国后的事情(这是下面要介绍的段子)。其实用点脑子都能想出来，炮兵这种技术兵种，会随随便便让冲锋陷阵的步兵去干?还一干就是营长?东征时的炮兵连长是陈诚。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第1师和程潜的第3军攻打江西的孙传芳。第1军贪功冒进，贸然攻打南昌。侥幸得手后不思巩固战果，反而大肆寻欢作乐。结果孙传芳部连夜反击时，第1师师长王柏龄正在窑姐的床上，党代表缪斌也临阵脱逃。结果第1师一败涂地，南昌得而复失，王柏龄和缪斌遁逃避祸。
孙元良时任第1师第1团团长，算是嫡系中的嫡系了，当时负责驻守牛行车站。战斗甫一打响，由于缺乏警戒，孙元良惊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部队群龙无首，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已经纷纷作鸟兽散，致使战略要地失守，南昌门户洞开。事后，孙元良团被程潜派驻奉新，向东警戒，掩护主力部队集结，但孙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西撤。
蒋介石气急败坏，马上赶到奉新前线，立即召集第1师训话，声色俱厉，杀气腾腾：“这次打仗，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来枪毙。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荣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1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1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不枪毙他吗?”
蒋介石并不是嘘声恫吓。第二天清晨，他又召集朱培德之第6军及孙元良团再次训话，重申了对孙元良的惩罚决定：“我们革命军的历史，是很光荣很名誉的。现在打下了南昌，又退回来，都是因为第1师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命令，怕死退下来了，所以有这一次的失败。孙团长犯我们革命军的连坐法，我要把他枪毙。你们各位官长士兵，可晓得军法是不容情的，若是犯了连坐法，无论哪一个，都要依法枪毙的。”
自从“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1军，结果本是精锐的第1军思想迅速下滑、军纪败坏，战斗力大不如前。蒋介石痛定思痛，颁布了严酷的《革命军连坐法》，整顿军纪。孙元良正好撞到枪口上，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
很快，孙元良消失了。不料，1928年，孙元良突然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气宇轩昂，面有得色。他不仅躲过此劫，而且还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了一层金。归国后，即任国民政府警卫第1旅炮兵团团长。到了1931年，已升任警卫第1师第1旅旅长，可谓仕途坦荡，风光无限。
原来蒋介石在薛岳、刘峙等人的劝说下，考虑到孙元良忠心耿耿，是黄埔军校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黄埔一期生本来人数有限，历次战斗中战死者、共产党拉去者甚众(要知道黄埔一期生中，共产党员不在少数，赫赫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半都是共产党员呢。其中陈赓、蒋先云是共产党员，贺衷寒早期是共产党员，后退党加入国民党)。如今在军中能挑大梁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弥足珍贵。作为此后争权力、夺江山之资本，怎么能为区区南昌失守而杀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寒了黄埔同学的心呢?)于是，蒋介石法外施恩，孙元良因祸得福。
1932年，任第二五九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然功劳实为87师517团团长张世希团长率所部官兵抱必死之心向蒋家村拼死发起冲击而获得，孙以此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是因为他乃是蒋校长嫡系中的嫡系之故。
“一·二八”抗战后，损失惨重的几个德式师回到后方整编。当年秋天孙元良调任88师副师长，驻武昌。同年12月在上海迎娶吴懿辉。1933年88师开赴闽赣“剿共”前线，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与昔日并肩抗日的19路军兵戎相见。后又参加第五次“围剿”，与红军作战。1935年初，88师师长俞济时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侍从武官长，孙元良接任88师师长。同年孙元良率部借追击红军之机入川，驻万县。孙元良虽极爱钱财，亦甚好打猎，但极其厌赌，故88师在四川的军纪尚可。
1936年，战争阴云笼罩中国。孙元良的88师重新移防无锡、江阴。1937年8月12日，88师经过紧急铁运抵达上海。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88师作为德式师主力之一，首当其冲冲在了最前面。国难当头，孙元良倒也卖力，88师将士用命，奋力拼杀。可惜由于整个战役战术的失误，迟迟未能攻下日军阵地。反而是日军依托火力优势和坚固工事，固守待援。随着日军的增援，国军不得不转入防御。
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10军登陆杭州湾金山卫，形成对淞沪前线中国第三战区部队的包抄之势。国军反击未果，为避免全军覆没，不得不下令“转进”。由于指挥混乱，通信手段低下，“转进”变成了溃退。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本来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命令88师作为坚守闸北，以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同情。孙元良此时倒还清醒，就战场实际状况具陈己见，不主张作无谓牺牲，而是选拔一支精干部队择要固守一两个据点，掩护大军撤退。提议得到了顾祝同的认同。于是孙元良把守卫闸北最后阵地的重任托付给所部524团1营，这才有了该团团副谢晋元请缨率八百壮士(实为450人的加强营，对外号称八百壮士)孤军据守四行仓库的惊世壮举。
淞沪会战中，孙元良率兵坚守闸北阵地七十六日，因功升为第72军中将军长，仍兼88师师长，后又得授国民政府云麾勋章。
1937年11月9日，日军突破苏州河，国军除104、105、106等师比较镇静外，余部皆溃不成军。孙元良此时带着几个卫士与部队失散，直到苏州才将参谋部重新集结起来。
淞沪会战失败之后，鉴于部队大多在溃退中，原本依靠沪宁之间“永备”工事进行梯次防御的战略部署难以实现，蒋介石本欲将南京设为不设防城市。后顾及国际影响，加上唐生智的“军令状”，国府决定政府内迁，成立南京卫戍军，“死守”南京。
1937年12月10日，南京保卫战打响。88师未经休整，迅速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负责守卫南京的制高点雨花台和南京城南。虽然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武器、给养方面的全面劣势，仅仅两三天，外围阵地即告失手，复廓阵地主要方向也被日军突破。
1937年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阵地陷落，日军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88师262旅官兵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此时的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36师师长宋希濂的督战队用机枪“劝阻”，只得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
中午，中华门被突破。孙元良飞将军本色再现，不通知部队，独自逃跑，躲入南京外馆。葛天回忆：“(吴求剑说)：‘在12月11日下午3时左右，我还同孙师长通电话一次，他告诉我见机行事，……就失了联络……’1938年5月中旬，孙元良到武昌珞珈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担任副主任。这时候该班有一个秘书卢则文，他同孙在苏州东吴大学同学，卢在抗战初期曾在一个外国公馆工作，有这个关系，孙就事先同他接头，一到南京紧急时候就偷偷摸摸只身逃躲卢为他接好头的某国驻华公使馆。”另外一说，孙元良用金条收买老鸨，躲入南京青楼之中。
后来在《拉贝日记》中，找到了飞将军在南京躲藏的佐证：“对于国民党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可是孙元良在其回忆录中却厚颜无耻地写道：“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情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结果72军包括88师群龙无首，在溃退中很多官兵无法渡过长江，在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虏，成为日军屠刀下的冤魂。可叹一支精锐的德式虎贲，就这样被葬送了。
此战后廖耀湘等上呈报告要求追查责任，因此被撤职查办，投监拘押四十二天 。 1939年1月，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身份，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回国后重返军界，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军称豫湘桂会战。此间国军除了在长衡作战中还抵抗了一阵，基本就是一溃千里。日军兵锋甚至直指离陪都重庆近700公里的贵州独山，一时重庆震动。
此时孙元良所部29军91师在严令下正火速驰援(顺便说一句，那个采访记录中孙部长途调动的里程自己加起来都对不上，不知道是飞将军自己老糊涂呢，还是胡大作家算术没学好)。11月30日夜，91师搜索部队与日军前锋遭遇。1944年12月1日，91师在美机配合下，依托黑石关、白蜡坡等有利地形逐次阻击日军13师团步兵104联队(后有山炮兵19联队一部加强)。
日军104联队于是以第1大队迂回，于次日进入独山。独山守军放弃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望风而逃。1944年12月2日，日军步兵104联队“未料到第1大队11时30分即已冲进独山。海福联队长和野野山参谋一时真假难辨，直到再次来电证实，方始放心”。说日军推进太快，还不如说国军溃退太快。1944年12月3日中午，日军104联队主力转向进入独山，工兵13联队也随后进入。
当天日军第11军接到报告后，认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而104联队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反之国军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并占有制空权。于是命令第3、第18师团按计划“反转”。日军独山部队大队长以下军官申请拒绝反转，主张挺进贵阳，后在野野山参谋说服下作罢。随后日军大肆烧杀抢掠，并破坏了独山附近的所有设施、工厂和军需物资，于1944年12月4日黄昏主动后撤。白崇禧在事后的总结中也承认日军是主动撤退。
1944年12月8日拂晓，孙元良率部克复独山，顺便在滇缅路上截留了几十辆商车。以此功绩，孙元良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5月，日本已经日薄西山，孙元良的29军在局部大反攻的浪潮中，“奋勇”向前，一路克复河池、德胜、宜山(还得而复失了一次)、中渡、永福等地。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奉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之命出任常镇地区警备司令，后任第三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为扩充力量，孙把周佛海、刘明夏等人所辖伪军残余甚至一部分日军改编成卫戍部队，担当“剿匪”任务。同时借收缴敌伪财产之名，大肆搜刮。1946年冬，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
1949年1月6日，华野发动总攻，杜聿明、邱清泉等人非死即降。孙元良却已经回到南京，获准重组16兵团了。
1949年底，孙元良来到台湾。背着战败丧师之责，加上国民党高级将领间的内斗，他精神郁闷，最后选择了退役从商。
上世纪70年代初，孙元良一度旅居日本，开了一家名为“天福园”的面馆。
1975年，他重返台湾定居高雄，在当地一家针织品公司当董事长，退休后，孙元良到台北定居，闲来无事时著书立传，写了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等。
晚年的孙元良很少提及当年的风风雨雨，心境平和地专注养生;孙元良的第5个儿子孙祥钟，即是影视双栖的台湾资深艺人、偶像演员秦汉，他曾回忆说：“即便是对自己的儿女，他也很少说起过去参与的战事。”
1985年，孙元良最后一次高调亮相。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否认1931年后日军在华大屠杀的事实;当年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孙将军正好偷偷离开部队，躲在妓院里避难;作为历史的见证人，81岁高龄的孙元良在台湾高雄市发表了一份抗议书，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
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湾逝世，享年103岁;在他过世前，是硕果仅存仍然在世的黄埔军校一期校友， 生前行事低调的他，身后事家属也将力求精简;他的后事家属会依照其遗嘱指示不发讣文，只在报纸登半版广告告知亲友，至于骨灰则暂厝林口，等待适当时机再迁葬回大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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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23-01-09 14: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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