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2 -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

380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 (1933—1945):
史述、理论与模式

对犹太人“采取措施”。我不清楚他们是否要按照梅辛格的计划做，但这种可
能无疑存在。于是，我就把梅辛格来沪策划屠杀犹太人的事偷偷告诉了我的犹

太朋友。我们还在斯皮尔曼家里开了一个会商议对策。参加会的有托帕斯、比
特克、佩雷茨、卡迪格、考夫曼。

几天后，我们都被宪兵抓了起来。据说，有人走漏了风声，听说此事的
人便去向宪兵首脑询问，结果把我们私下开会的事泄露了出来。宪兵首脑对尚
未确定的计划过早曝光勃然大怒，下令把我们抓了起来。当然，因为我是日本

人，所以我的“罪责”最为严重，被指控犯了“叛国罪”。我在提篮桥监狱被
单独关押了40天，还遭到了拷打。听说参加会议的其他人都被抓了，托帕斯

还遭到了拷打。我在监狱中还见到了海亦姆，我们当然不敢说话。他并没有参
加会议，不知为什么被带到监狱，也许他们要询问他与我的关系，甚至他与犬

冢大佐的关系。
最终，我被押解回日本。他们警告我，50年内不得回到中国，否则将被
处决。也许，他们认为50年后日本还在统治中国。实际上，三年后战争就结

束了。所以，我当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中国。
这里还要告诉你，我的夫人是中国人。战争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

并没有举办婚礼。直到战后，我们才举办了正式婚礼。我想，这也许是宪兵队
一直对我“另眼相看”的一个原因。

（摘自美国学者马文·托克耶采访日本原驻上海副领事柴田（Mitzsugi
Shibata）的记录，采访日期为1976年5月14日，地点是东京。感谢马文·托克

耶将此材料提供给本书编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