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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表象揭示背后的联系，并且能够复验。 如果只是文字上自圆其说，就近现代史资料繁多，史事复杂
的情形而言，并非难事。 可是，所谓举证不难，反证也容易，不能贯通材料与史事的自成一说，即使

看上去头头是道，与材料史事不相凿枘的情形也比比皆是。 只不过非经专门训练不易看出而已。
与清代学人整理历代文献动辄指为不通，好擅改字类似，囿于自身的学识以及各方压力（如查
重和相关部门规定），编辑人和评审者也每每喜欢改动文字，而不能区分乱写和特性。 由此造成学
界高明的极大困扰。 陈寅恪和钱锺书都曾坚决反对以后来规范为依据的擅改。 可是这样的风气愈
演愈烈，如果隐去名讳，选取民国时期大家的文字考验现在的学人，很可能改得通篇飘红。 语言文
字应该是个性化的，而规则大都后出，用后来的规则强求之前的风格，无异于削足适履，用现在的规
则约束个性的发挥，形同作茧自缚。 所以，标准化往往导致平庸化，一旦抹杀个性，就会充满匠气，
俗不可耐。 文字要保持灵动活泛，避免僵死呆板，就不能千篇一律。
时下学术界功成名就者动力不足，潜心学问者出手较缓，各种学术刊物发表的史学论文，占比
最大的大概有四种，即拿学位，升职称，做项目，争帽子，这几种情形都有量化指标的发表压力（其
实出货的目的是出人，有碍于出人的出货，只能改善个人生计，学术上没有意义），不得不想方设
法，功利色彩较浓，缺乏做学问必不可少的超越意识。 自律者还能循着正轨，努力提升，否则不免取
巧钻营。 而刊物各有好尚，编辑不无定见，外审“专家”亦多隔膜，不免看热闹之嫌，于是揣摩偏爱，
投其所好，自洽式的论文大行其道。
所谓自洽，即其论题、论点、论据、论证，看似与史事有关，实则按照自定逻辑设立主题并加以论
述，所有的联系经过其想象重新构建。 由于题目不从事实中来，又脱离具体时空联系的约束，单就文
章本身看，似乎立意凸显，条理清晰，前后呼应，文气酣畅。 可是如果放到先行研究、各种资料以及史
事本相的关联系统中考察，便不难发现，所说与史事若即若离，似是而非，即使作为一种历史认识，也
很难立得住。 陈寅恪等人早就意识到，历史曲折复杂，凡是太过清晰，难免有所失真。 而史学不能以
失真为代价，换取说理的条理化。 可是，由于人们往往混淆历史与社会发展史的联系及分别，把呈现

历史本相变成抒发胸臆的凭借，建立在简单化史事表象之上的认识，如同沙上建塔，随时可能坍塌。
诸如此类的问题，专家式的评审往往不易查知，单就文本望文生义地加以评断，因为论点突出，
论据看似有力，很多时候反而觉得写得好。 这样的异常大概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之前考试博士生，
有一道必出题，即列举所考科目的十本专著，并选评其中的一本。 虽然这道题等于全开卷，可是每
年考生列举的书，大都不算好，而选评的又往往是其中较差的一本。 在他们看来，无疑觉得所选一
定是好书，选评的又是其中最好的书。 可见单凭个人感觉好恶，等而下之大概是普遍情形。 梁启超
过世时，有人指其早年引领风潮，晚年则被潮流推着走，实则一味面向新进的引领时趋，比随风而变

并不见得高明多少。
如果没有或缺乏对先行研究、相关资料和史事本相的把握，仅就文本来评审论文写得好与否，
就只能判断是否写得好看，而无法评判是否写得好。 尤其是面对自洽式的论文，往往觉得写得好，
看不出问题所在。 不要说编辑大都专职，即使是某一方面的专家，面对包罗万象的来稿，也难以判
别。 这样的情形，在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的外审中已经相当普遍。 无论评价高低，都不能恰如其分
地反映论文的真实水平。 如果相关领域普遍做得不好但尚有自觉，还有改进的空间，如果做不好却
对自己的学识自信满满，非但分不出好坏，还会造成负筛选，导致自洽式的表面文章充斥泛滥，使得
真正好的研究成果读不懂，断不准，则是学术界的极大悲哀。

〔作者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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