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 - 《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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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会修 / 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策略转换与群众性政党的成长

                   部分党员在兼任国民党员的身份中迷失。 1925 年夏，中国共产党在省港大罢工中发挥关键作
                   用，但广东干部“只是各自在国民党工会农民协会军队里工作”，未借机扩大自身组织。                                            ①  中国共
                   产党未在民众中“建立独立的信仰”。                 ②
                       建党初期，入党程序、党和团的内部竞争、发展路径都影响党组织扩大。 对未发展地区，党常
                   用特派员发展组织，以其作为该地区第一名党员的介绍人，进而实现扩散式发展。 而待发展地区
                   若无特派员，则难以找到入党介绍人。 1925 年福州有三四十名团员，没有党员，骨干团员很希望
                   建立党组织，苦无介绍人。 有人致信一位在中央工作的闽籍干部，请求其以通讯方式介绍自己入
                   党。 ③  由于团员人数多于党员，党和团区分不明，两者存在发展竞争。                                ④  团员升党员渠道不畅，造
                   成超龄的“特别团员”大量存在，如山东寿光的青年团竟有 67 岁的团员。                                  ⑤  这些因素均牵制了双
                   方发展。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形成以师生、同学、同乡等熟人关系发展组织的传统，具有较大封闭性。
                   陈独秀发现工人党员多是“通过友好关系”介绍而入党，共产党没有成为群众党。                                       ⑥  在此情况下，一
                   些工农新党员很晚才受到宣传，日后向组织抱怨道：“我以前并不晓得这许多道理，你们为什么不
                   早告诉我早介绍我！”          ⑦
                       中国共产党希望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性政党，不过工人入党人数较少。 1922 年中共二大
                   工人党员占比 19% ，三大为 25% ，四大为 35%                ⑧ ，占比虽不断提升，增量却极为有限。 1925 年 11
                   月，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北京党组织“ 过去基本上没有工人”，只是最近才有“50 多人加
                   入”。 ⑨  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觉悟低是重要原因，中国工人大部分是老式作坊中的手工业者，“思
                   想还完全是宗法式的，对政治持否定态度”；受敌对宣传影响，如果同他们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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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则极力躲避，最终只有“极少数人”加入共产党。                        0  中共四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工人群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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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们的组织做主干，我们决不能和群众结合深切的关系。”                              ○
                       由于新加入者仍以知识分子为主，组织规模增速缓慢。 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知识分子普遍具
                   有反抗压迫的精神，但因其个人出路相对较好，对于踏上充满艰险的革命道路往往有所迟疑。 留
                   法勤工俭学生周玠琏 1921 年在克鲁邹（ Creusot） 做工时，劳动学会的萧朴生向其宣传马克思主
                   义，他虽表同情，但因“工实救国的志愿太深”未入组织。 此后，周玠琏在蒙达尼（Montargis）、蒙德
                   罗（Mondello）、巴黎等地做工，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等 10 余名革命者接力向其宣传。 经过 4 年
                   的勤工和革命学习，加上五卅运动带来的思想冲击，周玠琏终于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于 1925 年




                      ①   《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475 页。
                      ②   《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湖南区 C. P. 与 K. M. T. 关系决议案》 （1926 年 10 月），《 湖南文件》 （1923—
                   1926 年），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 1985 年编印，第 89 页。
                      ③   《方一号给超麟的信》（1925 年9 月12 日），《福建文件》（1923 年—1926 年），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3 年编印，第73 页。
                      ④   《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 年 7 月 17 日），《上海文件》乙 3，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
                   馆 1989 年编印，第 104 页。
                      ⑤   《寿光地方团员调查表》（1924 年 9 月 1 日），《山东文件》甲 1，第 165 页。
                      ⑥   《陈独秀给萨法罗夫的信》（1923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
                   命运动（1920—1925）》，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62 页。
                      ⑦   《上海区委关于扩大组织的计划》（1926 年 12 月 1 日），《上海文件》甲 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6 年编印，第 83 页。
                      ⑧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材料》（1928 年 7 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档案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0 页。
                      ⑨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摘录）》（1925 年 11 月 11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 729 页。
                      ○   《陈独秀给萨法罗夫的信》（1923 年 7 月 1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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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1925 年 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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