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爱新觉罗·溥仪补充笔供(1954年6月21日)
2018-06-30 18:33:57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三 爱新觉罗·溥仪补充笔供(1954年6月21日)

　　补充我对于我的罪行的认识，我的“认罪书补充”：

　　在六月十四日，首长在战犯认罪大会上极恳切的告诫，以及日本战犯桥本的衷心坦白认罪，我想他是日寇，在祖国人民政府的教育而深深地认识自己的罪恶。连日以来，我也想自己交代问题够不够，对自己罪恶认识的透不透?我在十七号小组座谈会上，我还是想我是执行日寇侵略政策，而指使我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如吉冈等罪更大，我的罪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分不开的。因此，暴露自己罪行同时，必须暴露主持和策划、指使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主动罪行。后来，又通过所方发的“拘留室规则”的学习，内有“……罪犯要达到彻底认罪……必须努力学习革·命·的科·学·理·论·，联·系·自·己·的·实·际·罪·恶·，深·刻·反·省·。对己对人要展开严肃地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认·识·。”①这是用革命理论联系自己、认识自己的罪恶，是更进一步的改造武装我的头脑，使我站在人民立场，拔尽汉奸皮。这是实际的学习。我们的人民政府苦心教育，三年如一日。这次认罪检举期间，像我这样罪大恶极的人，人民政府真是一而二，二而三的无微不至的教育启发。我经过自己再三反省的结果，我认识我认罪是认罪，可是认识罪恶的程度是太不深透。这就是我的认罪书中，我的认罪观点的偏差和错误。因为我强调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和吉冈安直的指使，虽然这是事实，不是我捏造。可是这就在我的主观上把主·动·罪恶的重点，放在一方面。也就是说，把罪恶主动责任一手推卸到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和吉冈安直的一方面，把主持和策划的罪恶当作首要，把汉奸的施行当作次要。而认为自己是一切被动和不得已。这是在认罪态度和认识上极端的偏差和错误的。连日本战犯桥本都认识自己的罪恶，表示那样真切。他有长官，也有部下，他没有表示他是被动的态度，这是认罪的正确认识。他的认罪也给我深刻的激动。经我的再三反省思维和分析我的罪恶，使我认识日寇是主·动·的罪恶，同样，我也是主·动·的罪恶。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就是我的满清统治阶级的罪恶思想和行为是主动的，同样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主动。这正是我要利用日寇恢复满清的封建统治，日寇要利用我当工具，达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统治东北。我没有利用了它，反为它所利用。因此，这些罪恶的开始，我就不是被动的。

　　①文中的着重号均是原有的。——编者注。

　　首先，我说明这内容，日寇和我互相勾结和利用。在我的认罪书中的北京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和天津的“第二阶段”。

　　(一)我自投罗网地上了日寇北京公使馆，无耻的求敌人保护(这以前日寇武官和日人医生同郑孝胥到我父亲家里，要接我上日本使馆兵营，让我托病上医院为借口，虽然由我家里人反对而没有作到，这就有利用我的心)。后来经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和庄士敦的建议，我上了日本公使馆。日寇不仅接受我的要求，而且派日警官对我随时所谓保护。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还表示不赞成冯玉祥将军令我退出故宫的举动。日本机关报《顺天时报》还发表对我的同情和支持。日本公使并派日警官以及天津日本警察署长秘密把我送到天津。日本公使事先的联络，所以日本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带许多馆员到车站接我。为什么日寇对我这样殷勤和表示所谓帮助呢?这正是日寇早有利用我的心。所以，“九·一八”事变，日寇的占据东北后就利用我，绝不是偶然的。

　　(二)我到了天津以后，为什么日本领事馆专派日本警官一人和华捕数人经常驻在我的院内，并且日警官借保护为名，凡我出门，他必随从。不仅如此，他还把我每日行动和见什么人，一一的都汇报日领事馆。我看见在日警官室内桌上就摆着对我见人和行动的“日志”。这是什么意思，他对别人怎么不这样作呢?这不是明白地它是在平日考察我的一切行动合乎他利用的条件与否。这是日寇处心积虑的对我的调查和衡量。

　　为什么日寇天津领事馆和司令官常常地请我吃饭，殷勤招待，联络私人感情，这一一都是企图利用我的明证。并且日军高田丰树司令官以及后来的桑岛主计总领事先后都公开表示过，中国还是帝制好，而且有意地对我作民族挑拨的毒计。

　　我由于封建的思想教育，我一贯地以恢复满清为自己唯一目的。于是听郑孝胥的建议派家庭日语教习远山猛雄上日本，把我的信交给陆相南次郎，要求他帮助恢复帝制。这就是我要利用日本来为我恢复满清统治。日寇素来有利用我的心，我又这样自动要求他的帮助，这岂不是正合日寇的心理吗。

　　日寇的“大陆政策”是它一贯的帝国主义侵略企图。它要鲸吞中国是不可能，它便用蚕食办法，用“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办法。日寇占据东北，因而土肥原贤二到天津要求我上东北。如果把日寇的过去对我的种种历史个个分析，可明白它的要利用我，早在北京就开始了。另一方面，土肥原的要求我上东北，现在我认识这就是我给南次郎写信要求恢复满清帝制，当时他虽然没有回答，可是当日寇占据东北后，土肥原的要求我上东北，日寇的利用我当它的走狗，正是南次郎对我的无言的实际的回答。

　　到了伪满汉奸政权成立以后，我的罪恶更是数不尽的。我为什么执行日寇的话，我是想维持自己的地位。我是不顾人民的死活，我是不顾祖国中国的如何，不惜叛变祖国，签订卖国密约和议定书。断送了东北人民的一切利益，支援日寇，使日寇占据东北为合法化。这只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汉奸生命和地位。为什么日寇不利用别人当伪执政、伪皇帝，当了伪皇帝还能十四年始终不动摇，这说明是我当汉奸合日寇的口味。日寇说一，我决不作二。虽然我心里对日寇的不满，这个不满不是为了别的，乃是没有实行满清的所谓“复辟”，不满足我的个人封建统治阶级的欲望。所以自从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给南次郎战犯写信，以及土肥原贤二战犯要求我上东北起，直到为日寇利用，作了它的忠实走狗，把东北成为十四年的殖民地。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我的根本“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所造成的。难道说我是被动么?我的封建统治阶级利·己·主·义·正是我的主·动·罪恶。这个主·动·罪·恶·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动·罪·恶·相勾·结·，所以日寇的罪恶是“半斤”，我的罪恶也是“八两”。因此，我认识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和吉冈安直的每次所教我所作所为(这事实在我的认罪书中已陈述)都是我基于利·己·主·义·，甘心充当这万恶的“卖国贼”，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死敌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无耻顺驯走狗。由于伪满汉奸政权的建立，帮助了日本法西斯强盗的侵略凶焰，给祖国人民带来历史空前大灾难，给东北人民带来十四年殖民地的无限灾难。我应当负这一切罪恶责任。我向祖国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面前恳切的衷心认罪。

　　119—2，1110，9，第14号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18-06-30 18: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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