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阮振铎的笔供(1954年7月14日)
2018-06-30 18:51:02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十四 阮振铎的笔供(1954年7月14日)
姓名：阮振铎。年龄：六十二岁，一八九二年五月十二日生。性别：男。原籍：铁岭县西关。现住所：伪新京市北安南路九O七号。文化程度：大学毕业。
学历：一八九九年入私塾，一九O七年铁岭银冈小学堂毕业(四年)，一九一一年奉天省立实业学堂毕业(四年)，一九一二年奉天省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肄业(一年半)，一九一八年奉天日本南满医学堂毕业(六年)，一九二O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研究医化学(一年半)。
经历：一九一八年充奉天满铁医院内科医员，同年临时兼奉天省城预防鼠疫医，一九二二年临时兼奉天省高等文官考试襄校官。
一九二三年任奉天公立医院长，同年兼东北大学校医，一九二四年兼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医，一九二五年兼中华全国医药学会奉天分会长，同年兼奉天高等检察厅检验吏讲习所主任教员，一九二八年临时兼洮辽一带预防鼠疫帮办。
一九三O年任长春吉长吉敦铁路医院长。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任伪辽宁省城地方维持会顾问，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任伪奉天省政府秘书长。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任伪新京国都建设局长，一九三三年临时兼伪国道局国道会议委员，同年临时兼伪国务院官衙建筑委员会委员，同年临时兼伪满洲电信电话会社设立委员会委员。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任伪文教部大臣，一九三六年临时兼伪满洲图书会社设立委员长。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任伪驻日特命全权大使，一九三八年兼伪满留日学生会长，同年兼伪协和会东京事务所长。一九三九年临时兼签订满波互设领事馆协定全权委员，同年临时兼签订日满意贸易协定全权委员，一九四O年十二月临时兼特派参加西园寺国葬仪式大使。
一九四O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任伪交通部大臣，一九四一年临时兼特派赴日谢恩大使随员，同年九月兼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
一九四二年十月任伪经济部大臣，同年兼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同年兼日满经济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任伪外交部大臣，同年兼日满经济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五年四月临时兼特派赴日慰问大使随员。
我的罪行：
一九一八年四月我从南满医学堂(在沈日本站附属地)毕业后，就在奉天满铁医院充当医员，给日本人服务。
一九二0年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就更深一层接受了日本的教育。因为和日本人接触了七八年之久，就养成了崇日亲日思想，看不起祖国的一切，竟把日本的医学校完全看做是能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不明白日本的用意是要将中国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设立医学校，正是为推行这种政策的一种前驱手段。由于我个人的崇日亲日思想较深，所以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就由给日本帝国主义者金井章次(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医学博士)作帮凶起，加入到伪政权。我和金井的结识，是我在奉天公立医院当院长的时期(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因一九二八年洮辽一带发生鼠疫，为办防疫与他认识的。
在伪辽宁省城地方维持会的罪行：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任伪辽宁省城地方维持会顾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金井章次充当伪辽宁省城地方维持会最高顾问，当时我在长春吉长吉敦铁路医院当院长(一九三O年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底止)，由于他的介绍，我于同年十一月七日就当上了该伪维持会顾问。这是我认敌为友，甘心放弃了十七八年的医业，做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走狗的开端。我在吉长医院，每月薪水四百五十元，并未感到生活困难，日寇也未曾威胁过我，可是竟甘心去当所谓伪顾问，只是为贪图更多得些收入，过更富裕的生活，为自己打算，未顾及到祖国的前途，完全没有一点民族观念。
伪维持会委员长是袁金铠，副委员会长是阚潮洗和赵欣伯，委员是翁问卿、高毓衡、张成箕、吴贯一、王光烈、方煜恩等，伪维持会的日人最高顾问是金井章次，顾问是升巴仓吉、高井恒则和三浦等。在“九一八”日寇占领沈阳后，省城各机关都被霸占和破坏，尤其是把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金融机关，也都被日寇宪兵所看管，省城各商号关门闭户，路上行人断绝，已陷于无政府状态。伪维持会首先替日寇在省署内恢复了各科，并成立了财政、农矿两厅，伪财政厅长是翁问卿，伪农矿厅长是高毓衡，都是袁金铠从委员中派出兼充的。此外还有伪奉天市公署，伪市长是赵欣伯(在日寇占沈阳后，由关东军大佐土肥原贤二当市长，赵欣伯是继土肥原贤二之后)，省城的警察大队由他统辖指挥。伪维持会主要是筹备和恢复政府的机构，维持一时的局面，听候问题的解决。在同年十一月以后，城内各商号渐有开始营业的，因为买主极少，还是做半日的生意。
我在伪维持会主要是阅每天收到的公文和给委员长袁金铠办理与金井章次之间的连络事情，这就便利了日寇掌握省公署的行政，也就给以后成立伪政权造下了一部分的基础，是应负相当责任的。
在伪奉天省公署秘书长时期的罪行：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任伪奉天省公署秘书长。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伪维持会解散，臧式毅出任伪省长，成立伪奉天省政府，改委赵鹏第为伪财政厅长，冯涵清为伪农矿厅长，并成立伪教育筹备处，委韦焕章为伪筹备处长。同时委我为伪秘书长，我就继续做伪省长臧式毅和日寇金井章次之间的连络事情，和阅每日省署收到的公文等事情。过了几天，由臧式毅委了三名参议是：金毓绂(“九一八”前的辽宁省教育厅长)担当文化教育，帮同韦焕章成立伪教育厅;穆元植担当行政，帮助我阅公文;王兹栋(日寇陆军士官学校出身，和臧式毅同学)担当军事。又委了数名咨议是：王庆璋(以后当民政部土木司长，奉天市长，驻上海总领事、邮政总
局长等职)，阎传绂(以后当奉天市长、滨江省长、吉林省长、司法部大臣等职)，徐绍卿(以后当奉天实业厅长，锦州省长，驻意大利公使，中央银行副总裁等职)等。又委了数名秘书：是曹承宗、关义铎、黄骊庸、郭秘书等。在这时，省城市面稍见恢复，但一般人心仍是惶恐不安。
当日寇占领沈阳后，辽宁省陷于无政府时，祁彦澍(当过辽宁省教育厅和财政厅厅长)等，在锦州成立辽宁省政府，以省长臧式毅名义，对于各县继续办事。在十二月臧式毅当了伪奉天省政府省长，伪省署也以臧式毅的名义，对于各县下令，都是向各县和各税捐局要钱，一时使它们无所遵从。到一九三二年春，日寇出兵占领了锦州，于是全省陷入了在伪政权统制之下。
一九三二年一月底，臧式毅在奉天和由哈尔滨来奉天的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由吉林、黑龙江乘飞机来奉天的吉林省长官熙洽，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于奉天市商埠地孙督军花园楼上，开“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议”，当日出席的，听臧式毅事后说，还有赵欣伯和日寇关东军高级参谋大佐板垣征四郎等，委员长是张景惠。在会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东北脱离南京政府”，“实行自治”，“保境安民”的声明，并通电全国。在当时的各报上，如东三省公报，盛京日报等都有登载。这就是东北公然变成日寇殖民地的开端。
在伪维持会成立同时，于省署楼上成立伪“自治指导部”，部长是于冲汉，有日人中西敏宪、结城清太郎(以后当过国都建设局总务处长，开拓总局长等职)等主持一切。当时于静远、王子衡、曲秉善等都在该部工作。自治指导部主要是派日人指导官到各县，特别是沿南满铁道线的各县，如海城、辽阳、铁岭、开原等，各组织县地方维持会，办理县行政，都说是自治，不用省长派县长，完全由自治指导部去指导。这个自治指导部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政府成立，改为资政局，隶属于伪国务院，不久就取消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下旬，由各省派“代表”上旅顺去欢迎很早就在旅顺等候当皇帝的溥仪，以前是极秘密，在这时才发表。当时奉天省是由臧式毅派葆康、冯涵清、方煜恩等去的。吉林省是林鹤皋等去的。哈尔滨特区和黑龙江省都有“代表”。三月九日，由张景惠亲自以东北最高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同赵欣伯到汤岗子，迎
接已经从旅顺到汤岗子坐等的溥仪赴长春就任伪执政。同日成立伪满洲国，发表伪年号为大同，改长春市为伪新京市;公布伪“政府组织法”。在伪执政府内设内务、参议两府，国务、立法、监察三院和最高法院等;在伪国务院成立民政、财政、军政、实业、外交、交通、司法七部和总务厅;并发表“建国宣言”，主要内容是，感戴日寇的仗义，驱逐了东北军阀，说伪政权的成立，是出于民意，并对于日寇在东北时代抢夺的既得权，承认继续有效等，替日寇掩饰侵略。
同时发表了“临时省县的组织”。伪奉天省政府是在三月九日改为伪奉天省公署，成立总务、民政、实业、警务、教育五厅。由伪执政委臧式毅为民政部总长兼伪奉天省长，金井章次为伪总务厅长，赵鹏第为伪民政厅长，徐绍卿为伪实业厅长，三谷清为伪警务厅长，韦焕章为伪教育厅长，都是由伪民政部总长臧式毅推荐的。这五个厅有两个厅长是日人，其他三个厅长虽不是日人，而总务科长都是日人。在各县政府和成立维持会的县，一律改<为>县公署，把原来在各县的自治指导官，由伪国务总理和伪民政部总长委为县参事官。奉天省各县是由伪奉天省长臧式毅推荐的(其他各县都是由各该省长推荐，经伪民政部总长提出，伪国务总理加委)。从此省县都正式加入日人，就是一切行政都归日寇掌握了。
在同年五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到奉天住在“大和旅馆”，当时有关东军的嘱托小山贞知(大连满洲新闻社长)到省署叫我同他和于静远去见调查团，并告诉我说，“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指使军队破坏铁路线，日寇关东军为自卫不得已出兵，至于伪政权成立，是出于三千万的民意等话。因调查团甚忙，见了未能说出。以后在报
纸上把这个意思发表了。这是我替日寇掩盖侵略的行动。
以上是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间，通过我在伪奉天省署所做的和我听说的伪政权当时的情况。其中在伪奉天省公署成立各厅时，我也同意日人加入，并和小山贞知等去见国际调查团，在报纸上给日寇掩盖侵略，欺瞒人民，这些我都应当负责任的。
在伪新京国都建设局长时期的罪行：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任伪新京国都建设局长。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在长春建立伪满同时，成立伪新京国都建设局。局长是日人丸山。建设计划是以长春县城和南满铁路终点的长春车站为基础，向县城西南方展开的一种都市计划，也就是把南满铁路长春车站附属地扩大的一种计划。这个计划内容，是由恢复日本东京地震所谓“震灾复兴局”的技师近滕安吉，当时是伪国都建设局技术处长，和大阪市建设科技正沟江五月，当时是伪国都建设局计划科长等计划的。在丸山局长时，是一面计划，一面收买土地，一面建筑房屋(因为当时各伪部局院都租民房使用)，建设经费和收买土地费，均由伪政府的一般会计项下开支。这个计划未完成，丸山局长被撤。我于同年十二月到伪建设局继任局长后，在一九三三年底，才完成全部的计划。并改变建设经费为特别会计，采用整买零卖，贱买贵卖收购土地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伪建设局总务处长结城清太郎的策划，经我同意的。建设计划是采用放线式和棋盘式的街道，路幅宽分五、十五、二十五、五十、六十米达五种，在十五米达以上的道路，不设架空电线，所有路灯线电话线等均从地下通过，不修路面电车，预定在必要时修地下铁道。房屋建筑高度，不超过二十米达，是为多卖地号，距离都有指定，是为防火灾。又为使都市的全面繁荣，在各居住区内设商店街，不设商业专区，特别是为作政治中心的都市，在建设区域内不设重工业，仅设必要的轻工业区。像这样计划建设的伪国都，集中了各官厅的建设，很明显不是长久为满洲建设，更谈不到是为中国人民建设，而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进行殖民地化的政治中心地，进而作为侵略全中国和全亚洲的根据地。我实施了这个计划，就是给推行这种政策，应负有重责的。至因实施建设造成的破坏农村，使农民失业，住户流离失所，也负有责任的。
伪国都建设局的计划区域面积，是以长春县城西门外高台子为中心，向东约八千米(启罗米达)，西约七千米，南约七千米，北约十千米，总面积为二百万平方千米，约土地三十万亩(一亩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达)。实际建设计划区域是由长春县城西门外起，西至孟家屯车站，北由满铁附属地起，南至南岭以南，和长春县城
西北方一部分，共面积为一百万平方米，合土地约十五万亩，作为第一期计划建设区域。伪建设局印有大小各式的建设计划区域图，在伪政府公报上也有登载。预定建设完成后，能容一百万人口。
这个建设计划，是于一九三二年八月间起，由伪建设局技术处长近滕安吉、计划科长沟江五月等开始计划，于一九三三年作成，经我同意，由伪国务院总务厅(因伪建设局是伪国务院的外局)提出伪国务院会议，通过伪参议府由伪皇帝裁可公布施行的。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五月间，伪建设局实施建设的面积，约二十一万平方米，即由长春县城西门外和满铁附属地起，向西南方展开，已将主要的道路，所谓大同大街，兴安大路(南北称街，东西称路)等和公园，所谓大同公园，白山公园，牡丹公园等，都大部分修筑完成。
伪建设局买收土地：在建设计划区域内所占用的土地，除原来长春开埠局剩余的一些零星土地外，大部分是买收郭前旗齐木特色木丕勒蒙王的土地(约占全区域面积的四分之三)，和农民所有的耕地以及菜园地。蒙旗地，是由蒙王在长春市内设立的租子柜手中买收的，在一九三二年已经大部分收买完了，这些土地中荒地或沟渠(多作了公园)甚多，买收价格，规定荒地和沟渠地每亩二元至三元，耕地和菜园地是按土地等级，每亩由二十元至四十五元。但实行买收时，伪建设局土地科时常压低等级，就是顶上等菜园地，一亩得到四十五元的极为少数。在建设计划区域内，农民所有的土地不卖不行，这是因为在一九三三年公布有“土地收用法”，强制买收，这个法令是于同年由伪建设局内专门制定规则法令等的山田正夫和伪总务处长结城清太郎以及民政部土地局、伪总务厅法制局长三宅福马等作成的，经我同意，由伪总务厅提出伪国务院会议，通过伪参议府会议，经伪皇帝(当时是执政)裁可公布施行的，是一种强抢农民土地的恶毒法令。
伪建设局将买收的土地分成地号，按坪(每坪合三十六平方尺)出卖。在商店街的地号出卖价格每坪二十元至二十五元，大广场周围四十元，住宅区地号每坪一律八元。商店街地号所占的面积，较住宅区地号所占的面积甚小，仅约占住宅区地号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下，如平均都按每坪十二元计算，每亩是一百七十坪，可卖得二千余元，就是市利二千倍。伪建设局以这项买卖土地的差价，作为建设道路、公园和买收土地等费用。
这样边买边卖，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仅买收二十一万平方米区域内，约七八千亩的耕地和菜园地，就消灭了新发屯、杏花村、杨家林子、黄瓜沟等村屯，和撵走了长春县城西门外散居的各住户，总共约有三百余家，都指定迁移到县城南关伊通河东岸二道河子区，重新盖房居住。但是农民因为再得不到土地耕种，无法谋生，不得已就投奔他乡，原来贫户因为领的迁移费不够盖房，也就流离失所了。给农民造成失业破产，和使多数居民遭受无家可归的意外灾害，我是应负责任的。
一九三三年，我在伪建设局时期临时兼伪“满洲电信电话会社”(简称电电会社)设立委员会委员。当时伪政权的各部总长、次长、局长等，和长春市各大商号老板，以及各地方银行经理等，都罗列为委员。委员长是日寇退役海军中将山内静夫，副委员长是三多(蒙古人)。这个会社是满日官商合资，伪满是以原东北各地电报局、电话局等的各种设施作为现物出资，并加入一部分股份。委员会目的就是为募股，因之各委员不拘多少都得认股，每股一百元，分四期交纳，我认了二十股。这个会社于同年成立，把伪交通部所管的电报电话和放送等事业，全部交给该会社经营管理。这个会社因有日寇方面出资，是属于特殊会社的一种。由于这个会社成立，就遮断了东北人民对内对外的消息，任凭日本侵略者捏造欺骗宣传。我是设立该会社的委员，我是应负有责任的。
此外还临时兼伪国道局“国道会议”委员。委员长是伪国道局长植木伦太郎。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地点是在长春大马路伪国务院会议室(原吉长道尹公署)，由植木说明国道对于交通治安的重要性等。出席委员人数和姓名想不起来了。
还临时兼伪官衙建筑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是伪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干事是伪总务厅营缮处长等，开会时，由伪建设局技术处长近滕安吉代我出席。
在伪文教部大臣时期的罪行：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任伪文教部大臣，是在头一天晚七时至十时，于伪新京总务厅长官邸，由张景惠(当时是伪军政部大臣)和伪总务厅长长冈隆一郎传达溥仪的命令，并叫次日到伪宫内举行所谓亲任式。我到伪文教部是继郑孝胥的后任，继续做了恢复奉天农科大学、吉林高等师范和接管了哈尔滨工科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由哈尔滨日寇特务机关管理)，并各省立中等学校。一九三六年各地方小学校学生数，仅恢复到事变前的百分之六十约八十万左右，中学校学生数约五万、高等学校学生数不足一万。因为各地缺少学校，造成失学的学生数是很大的。就是进入了学校，由于原有的教科书不准使用，新教科书又没有，特别是小学教科书，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在伪文教部内经编审官任意删改后，还得送到日本国内印刷(说是因为有带色图画，实际是拿到日本去看)，印出来的又改，改后再印，并且册数不多，滥行发送，造成有学生无书，下学期才能看到上学期的教科书，在校的学生和进不去学校失学的学生一样，就是比较好的奉天省内各学校，多半是这样，其他交通不便的省，实际等于没有学校。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春伪文教部制定公布的所谓新学制要纲，使中学毕业的学生不能升学。
所谓“新学制要纲”，是在一九三六年远滕柳作当伪总务厅长时，由日寇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大佐(当时管伪文教部的事情，以后当溥仪的“御用挂”)，指使伪文教部总务司长皆川丰治和学务司长神尾一春起草未作成，在一九三七年春经继任伪学务司长都富佃一手做成的。在要纲做成后，曾招集一次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和中学以上的学校长等在伪文教部内开会讨论。当时出席的，有吉林省伪教育厅长张书翰、吉林师范大学副校长马冠标、龙江省伪教育厅长荣孟枚、三江省伪教育厅长单作善、锦州省伪教育厅长魏象贤、奉天省伪教育厅长韦焕章、奉天农科大学校长宇田等。由都富佃说明要纲内容，主要是施行所谓实务教育，中等学校毕业年限缩短一年(以前中等学校分为初级三年高级三年三三制)改为五年制等等。在开会后不久，这个要纲经过伪国务院和伪参议府会议，由伪皇帝裁可，以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名义，伪文教部大臣阮振铎和伪民政部大臣吕荣寰附署，在伪政府公报上公布了。由于这个要纲施行所谓实务教育，缩短中学毕业年限，教科内容低下，就造成了中学毕业学生，不可能向中国内地各大学或专门学校升学，使有为的青年学生，只有接受奴化教育和由中学毕业变成劳工以外别无出路。日本侵略者的这种奴化教育政策是通过我来施行的，也就是我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陷害了数十百万的青年，承认这个罪行是最严重的。
一九三六年临时兼伪“满洲图书会社”设立委员长。该会社于同年成立，就把书籍出版完全统制了。
在伪驻日大使时期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日任伪驻日特命全权大使。六月三十日到东京，住在麻布区伪大使馆内，七月二日向日本裕仁递了伪皇帝国书，并发了一个所谓声明，大意是要努力和日本亲善，完成所谓一德一心的使命，在当时东京各新闻都有登载。最可耻的是在十一月间南京被日寇攻陷的时候，我还到裕仁处签名祝贺，这个行动是一点也没有中国人的味了，自己承认是天良灭尽。
一九三七年冬，伪满和西班牙弗郎哥伪政权“互相交换承认”的公文书，是以我的名义(驻日伪满大使)代表伪满政府交给驻东京西班牙公使的。并发表加强枢轴国家力量等谈话，在当时东京各报上有记载，还有的报纸上登了我和西班牙公使的握手照像。这是我和反人民政权的握手，也就是我反人民的一种行动。
一九三八年春，德国希特勒承认伪满时，我曾到驻日德国大使馆，向德国大使表示两国发生国交的感谢，并发表了满德两国今后将日益亲善，和伪满国际地位增高的谈话。同年，意大利也承认伪满，是由意大利驻日大使用电话告知我的，我当时也表示了感谢，并发表类似对德一样的谈话，这些谈话，都在当时的东京各报上有登载，特别是在东京日日新闻纸上，还登载了我听电话的照像。这是我忠于反人民的伪政权，也就是给日本侵略者增长了气焰。
同年秋，东京市长主办，在东京市后乐园运动场内，举行所谓“日德意防共协定”成立市民庆祝会。会场上有东京市立几个学校的学生，和由市区町会拉去的一些市民。当日被邀出席的主宾，是广田弘毅外务大臣和德意两国驻日大使。陪宾中有我和西班牙驻日大使，以及罗马法皇驻日代表等。由东京市长致开会词后，广田
和德意两大使都各演说，大意不外什么“加强枢轴”、“共同防共”等欺骗日本人的那一套，我也以伪满驻日大使的资格，念了一篇祝贺协定成功的词，尽了拍捧的任务。这个情况，在当时东京日日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等报上，都有登载。我参加了这个庆祝会，并念了祝词，就是赞同他们欺骗人民的防共宣传，也就是站在各帝国主义国家方面帮助反对人民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秋，意大利访日满经济使节团约十余名，由团长埃脱列昆奇(我的译音)率领，先到日本，在东京约住两个星期后到伪满，在伪新京也约住了两个星期。他们是和伪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日寇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一同由伪满回到东京的。听星野直树到伪大使馆说，该使节团在伪新京的时期，由星野直树、企划处长松田令辅、主计处长古海忠之以及伪外务局和他们商定一个“满意贸易协定”草案，内容主要是以满洲产的大豆、豆油等交换意大利的机器、汽车等物，并对我说，伪政府已经授权叫你代表伪满，和日寇外务省、意大利经济使节团签订所谓“日满意贸易协定”。在第二天(日子忘记了)，就在日寇外务省内，我和日寇外务大臣宇垣一成、意大利经济使节团长，互相在所谓“日满意贸易协定”书上签上了名字，并发表了声明。伪满的声明，大旨是从此可以加强枢轴国的力量、当时在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纸上都有登载。以后虽然不知供给意大利的大豆、豆油数量有多少，可是，只看见意大利输入来的小汽车(菲亚特汽车)，也就知道一定是拿大豆换来的。由于我签订了这个协定，才把农民的辛勤劳苦血汗结晶供给意大利法西斯者，助长了它们残害人民的力量，也就是我支持了日本帝国主义。
同年秋，伪政府还授权我为所谓“满波互设领事馆”签订协定全权委员。在东京伪满大使馆内和波兰驻日大使签订了“满波互设领事馆协定”，内容是波兰在哈尔滨，伪满在华沙各设领事馆一处。但互设领事馆不等于波兰承认伪满，仅在设立领事馆一点上两国发生了关系。可是在声明时说两国已发生外交关系，并未露出在设立领事馆一点上，是容心欺骗世人听闻，妄图抬高伪政权的地位。这就是我忠于伪政权和日本帝国主义卑鄙可耻的行为。
此外还参加过在东京日本赤十字社内由伪民生部大臣孙其昌和日本赤十字社理事长签订的“接收日本赤十字社在满洲财产的协定”。把这种财产作为伪满红十字社的财产，实际上伪满的红十字社就是替日本赤十字社办事，也就是日本赤十字社事业的扩大。我参加这个协定，就是赞同被日寇利用的政策。
由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O年期间，每年一次或两次赴日本各地慰问日寇陆海军病院，对于京都、名古屋、大阪、九洲、四国、北海道各日寇师团司令部所在地陆军病院和横须贺海军病院都去过了。各地慰问金数目不知多少。慰问词是由我念的，都是祝“武运长久”、“治愈再起”等拍捧的话，就等于我祝血染满身中国人血的
恶魔，快起来把中国人杀绝了才好。凡是人就不肯做的，我竟做了，承认是罪大恶极。
由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O年在东京兼“留日学生会”长。一九四O年秋，日寇宪兵和警察秘密逮捕了留学生十余名，当时未抗议，也不敢抗议，一直到同年底我回长春时，还未完全释放。我是只顾自己当伪大使作伪大臣，不关心保护学生。以后虽然放出来几名，听说其中姓石的学生送到长春后还判了七年的徒刑。这是我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中国人民的。
由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O年在东京兼伪协和东京事务所长。这是因为日寇国家制度上不许可日本人设立外国机关在国内活动，所以叫我担名。
一九四O年十二月在东京临时兼特派参加西园寺国葬仪式大使。
在伪交通部大臣时期的罪行：
一九四O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任伪交通部大臣。交通部的机构，是由伪大臣、次长(当时是饭野)、技监(当时是坂井)、官房和道路司、水路司、铁道司、邮务司、航空司、都邑计划司以及各科组成的。并直接管辖有邮政总局和各工程地的土木工程处。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伪交通部主要做的工程是：
关于所谓“国道”的修筑和补修工程，约有一九四O年所修的“国道”总延长里数三千余公里的一倍以上，这是因为桥梁等已经架好，仅做土路基和铺石子，所以较快。原来所谓“国道”，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东边道和热河省境内沿边一带的所谓“警备道路”;一种是由漠河到黑河等沿黑龙江岸一带的所谓“国防道路”;一种是由哈尔滨起到大连的所谓“哈大道路”。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十月间，主要修筑的“国道”，是黑龙江沿岸由黑河到漠河的“国防道路”，热河省境内沿边的“警备道路”的一部分，和由辽阳到鞍山、由公主岭到双城县境的“哈大道路”的两大段，共计总延长约六千五百余公里。这些道路线的计划和测量等，基本上是早在伪国道局(一九三二年成立的，属于伪国务院外局之一，在一九三九年废止并归并伪交通部内)作成的，在伪交通部实际施工时多少有些变更。两年中，共动员劳工约百万人，这些劳工，除一部分修筑桥梁等工程的熟练技术工人是由关内骗来的以外，主要是由各省县摊派出来的，送到工程地经土木工程处(是由合并伪国道局一同归过来的)交给包工人使用。因为包工人是只顾自己发财，对于工人的待遇极为恶劣，经常克扣工人的给养，用腐败的食物，还不给足，没有卫生设施，就是有，也是形式，等于没有一样。工人们住在一层破席棚内，不能遮风挡雨，阴湿已极，夜间没有被盖，蚊蝇甚多，染患疟疾、痢疾的不少，更因为强度劳动，所以伤亡的不少，死亡率在百分之十，有的竟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可是，我并未到工地去看一次，也未过问，这是对于中国人漠不关心，自己不是中国人的态度。所谓“国道”和各“省县道”，是可以公开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全境道路总延长约八万余公里。关东军直接修的军用道秘不发表，还不在内。仅就修完的八万公里的道路，也得先后需要数十百万的劳工。尤其是修筑所谓“国道”，主要目的是为便利日寇的军事输送，其中“国防道路”是为防卫和准备进攻苏联，“警备道路”是为打击抗日军和镇压人民，“哈大道路”除供物资输送外，还准备作飞机的滑走路。我在伪交通部指挥修筑这种帮助日寇侵略打击人民抗日行动的道路，并使广大人民服劳役，遭受伤亡灾害，是应负责任的。
关于所谓治水，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主要修筑了穆稜河堤，辽河水系太子河流域的蓄水池，彰武县境内的蓄水池，和辽中、盘山、彰武等县境内的辽河下游土堤等工程。这些工程，是由伪交通部水路司计划的(早在一九四O年以前计划的)，经我同意，由各该地的土木工程处兴修，特别是辽河下游土堤的计划，两岸土
堤的距离为一启罗米达(公里)。这两年中已在河的一岸成段的修了几部分，堤高类似铁路的土路基，当地居民认为是修铁路，不知道是修河堤。可是等到将来两岸的土堤都修成时，夹在土堤内的沿河村屯，全得破坏，不迁移，就得被淹没。这项治水工程动员劳工约十余万人，大多数是由省县摊派出来的，有一部分是组成“勤劳奉公队”派遣出来的，从各省摊派出来的劳工，也是由该地的土木工程处交给包工人使用，遭受的恶劣待遇，和修道路的劳工大致相同。这种治水工程的目的，说是为防止河水泛滥，兴修水利，实际是怕洪水侵害像鞍山等那样为日寇作军事生产的基地，并准备给日寇移民辟水田使用。我给日寇执行这种残害人民的治水政策，是应负责任的。
关于航空，伪满在奉天设立有“满洲飞行机制造会社”和“满洲航空会社”，社长都是日寇退役军人，属于特殊会社，不受伪交通部指导，可是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伪交通部土木工程处给它们修了约三十余处飞机场。这些飞机场多数是供军用，伊兰境内就有十余处，目的是为镇压人民军抗日的活动和加强对苏联的防
卫。我执行这种反人民的建设帮助日寇侵略，是应负责任的。
一九四一年我到伪交通部知道，伪满把东北各铁路从委托到满铁经营后，在每年度终，由满铁和伪交通部铁道司，将满铁一年中新建设的程度和在这一年中经营的情况清算一次。这是在一九三三年伪满根据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和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签订的所谓“日满议定书”(在报纸上发表了)和“附件”(未发表)，把铁路筑路权、经营权委托给日寇，就是把原来东北各铁路，奉山路、打通路、四洮路、洮昂路、吉长路、吉敦路、奉吉路等，委托满铁经营管理。这个手续是在同年由伪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办的。每年的清算一次，就是满铁把委托经营后，新修的敦图线、四梅线、梅临线、延佳线以及北安到黑河、锦州到热河等铁路垫款和利息中，扣除委托经营的各铁路每年营业的收入，尚欠满铁垫款多少加以清算。这个欠款数目是每年增加的，在一九四二年就有二十亿元之多，这个委托经营，就是把东北铁路筑路权和管理权等全部交给日寇了。欠款数目又年年积累增加，伪政府担负这种债务，就是给东北人民身上加了负担。我还在一九四二年的伪省长会议席上报告铁路总延长有一万一千余公里，表示是因委托经营，才使交通迅速发展，在报纸上也常有同样意思的谈话发表。这就是替日寇宣传，掩盖它们掠夺东北铁路手段的真像，这种利敌行为，我是有责任的。
此外我在伪交通部时期，还统制了营口中国人多年经营的轮船航运事业，轮船总吨数约二十余万吨，其中最大的船户是李汉山等，使他们归会社管辖，给日寇作军用物资的运输，就是我帮助日寇进行侵略，陷害这些船户受到巨大损失，是应负责任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临时兼特派赴日谢恩大使张景惠的首席随员。赴日情况，是由大连到神户来回坐轮船。随员中有冯涵清(重工业会社副总裁)、赫莫侠(伪军事部参谋司长、中将)、松木侠(伪总务厅次长)、罗福葆(伪宫内府秘书处长)、植木贡太郎(伪新京特别市副市长)、松本益雄(伪国务总理秘书官)等十余名。还有日寇关东军有马少佐同行。伪大使和随员等的任命是在伪政府公报上发表的。到日本后住在东京帝国旅馆。由张景惠在宫内向裕仁递了伪皇帝的亲书。于当日晚张景惠在帝国旅馆大食堂内招待东条英机内阁总理、各大臣、各团体、各新闻社代表等约二百余名，在宴会席上张景惠发表了来日本的使命，是为伪满建国已十年，得到“亲邦”日寇的援助表示谢意。对日寇称“亲邦”是从此时起的。次日东京各报纸都有登载。在东京期间张景惠领了日寇的最高勋一等桐花大绶章，我领了日寇的勋一等瑞宝章，作了拜“明治神宫”、“大正的坟”、“靖国神社”，慰问日寇陆军病院(日寇陆军医学校病院)和海军病院(横须贺)等行动。到京都住在都旅馆，作了拜“明治的坟”、“僵原神宫”等行动。因为我始终是随着张景惠一同行动，就是我对日寇叫了“亲邦”，拜了祖坟，慰问了屠杀中国人民的一群凶手。也就是我背叛了祖国，忘掉了自己的祖先，愿意日寇残害中国。还把中国人血做的章带到身上不以为耻，实在是天良灭尽。
一九四一年九月兼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副本部长(不足一年)。十月出席了伪协和会中央本部主办的所谓“全国联合协议会”，是在伪新京协和会馆内举行的。出席人数约二百名以上，伪政府方面有伪国务总理以下各部大臣、次长，伪协和会方面有会长、正副本部长以下各部长，和由各省派来的所谓民间“代表”协议员(是在各省联合协议会产生出来的)，日寇关东军方面有参谋副长(秦彦三郎)、第四课长(小尾参谋)等。开会第一天午前伪皇帝临场，由伪宫内府大臣熙洽念“协和会敕语”，走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训词。午后由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主持协议各省联提出的问题，连续三天。地方协议员们提出的问题，由有关系的各部伪次长一答复，就叫下情上达，结果伪政府的政策，是丝毫不能变更，反而由于开会，更加增了人民的负担。我在这次会上，报告了伪交通部修穆稜河、补修道路和辽河治水计划概略，要求协议员协力等，这就是让他们协力供出劳工，也就等于我亲自拿伪大臣、伪副本部长的权威，逼人民作劳工一样。
一九四二年春，出席伪“省长会议”，是在伪国务院总务厅会议室内举行的。出席的伪省长有伪奉天省长金荣桂、伪吉林省长阎传绂、伪龙江省长黄富俊、伪热河省长王允卿、伪安东省长丁超、伪牡丹江总省长三谷清、伪兴安各省长和伪新京特别市长金名世等，伪政府是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各部伪大臣、次长、各局长、伪参议府参议(随意出席)，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等。日寇关东军是参谋长秦彦三郎和第四课长等。开会情祝，由张景惠读伪诏书后，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训词，各伪省长报告各该省的情况，武部六藏说明本年度的施政方针，各部伪大臣说明各该部本年要举办的各种事项，会议连续三天。我在这次会议上说明了伪交通部一九四二年对于辽河水系应修的太子河流域蓄水池和彰武县西辽河流域蓄水池等工程，并关于所谓国道、省道各种道路的补修和保护等事项。主要目的是对各伪省长要求供出劳工。可是，我向他们要求供出，就是叫他们向人民去摊派，也就是等于我直接迫使人民出劳力修工程一样。同时这些工程中，修蓄水池，是为日寇移民种稻田，修道是为日寇军事行动方便，并不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而是替日寇谋发展，也就是给日寇推行殖民地政策。
在伪经济部大臣时期的罪行：
一九四二年十月任伪经济部大臣。伪经济部的机构，是由伪大臣、次长(青木实)、官房和矿山司、钢铁司、轻金属司、工务司、金融司、税务司、贸易司以及各科组成的。此外还直辖有专卖总局和特许发明局。
一九四三年伪经济部主要做的，是加强经济统制和增加军事物资的生产。这是根据一九四二年伪政府制定的第二个五年“产业开发”计划(由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这个计划是由伪总务厅企划局策划的，经过关东军第四课参谋与各部伪次长的所谓火曜会议和有我参加的伪国务院会议，伪参议府会议，伪皇帝裁可后公布施行的。所使用的手段，是以东北广大人民的劳动力，来开采东北地上和地下资源，供给日寇作侵略使用。根据这个计划，在一九四三年关于工业方面，主要的生产，其中铣铁和钢铁的生产，仅鞍山钢铁会社的七个熔矿炉，每个年产量约二十万吨，就有一百四十万吨，加以其他本溪等地的生产量，至少总在一百五十万吨以上。这些钢铁的大部分约一百一二十万吨，是供给日寇国内使用，所剩下留在伪满的一部分数量，由于“矿业统制法”的限制，除作为钢材外，不准作其他的用途，实质上和供给日寇是一样。就这样，还是不够用，于同年八月由伪总务厅企划局和伪经济部制定“金属类回收法”，是以我的名义附署公布施行的，仅在哈尔滨市就征收
了价值约五千万元的旧机器和旧铁，在奉天市也征收了约值七千万元的旧机器和旧铁。又根据这个法令，使用征收和献纳的手段，拆毁了热河承德于乾隆时代修的有历史价值的铜亭子，没收了德都县境内五大连池附近庙里的铜佛约二百余个，毁灭了沈阳城内中街二三十家多年惨淡经营组成的铜行和其他各地所有铜的加工营业。在伪新京市和其他各地，把人民私有的铜锅、铜盆、铜制门拉手、铜窗钩、柜箱上的铜锁等，都令献纳给没收了。此外还征收了金、银、白金、水银等物，也都供给日寇使用了。
同年煤的产量约二千七百万吨，其中约一千万吨多炼成焦炭运往日寇国内，其余大部分在伪满作了工业生产燃料，一部分归石炭组合统制，一般人民是不容易得到的，在哈尔滨市和其他都市发生煤荒是常有的现象。
石油年产约五十余万吨，其中就供给日寇国内约四十万吨，因之农村普遍地不能点灯，终年过黑暗生活。
此外，铝、铅、锰、钨等生产数量虽不甚多，也尽数被日寇掠夺去了。
关于农产方面，听说一九四三年伪兴农部所管的所谓粮谷出荷量七百五十万吨中，就供给日寇国内三百万吨和关东军七十万吨。
和以上增产供给日寇同时，更加强产业统制，就是以各特殊会社和各大中小会社以及各种组合联系起来，组成严密地纵横交织经济统制网。各种会社一九四O年以前有八十余个，到一九四三年已经归并成四十余社。把鞍山昭和制钢和本溪制铁等会社加入满洲重工业会社，取消了采金会社，把采煤各会社统归在满洲炭矿会社，火力、水力发电统归在满洲电业会社，其他盐业、纤维等会社也都有些调整，并扩大了生活必需品会社的经营范围，和各种罐头会社、制糖会社等联系在一起，这就更加强了生产统制的力量。同年又由伪经济部制定公布了“事业统制组合法”，在各地方增添了各种组合，仅奉天市就有七十余种，甚至连农民卖鸡蛋都必须加入组合。再加上一九四二年施行“配给制”，扩大物品种类统制范围达八十余种。这就把东北的工农业生产和消费，完全统制在各特殊会社和各大会社里，也就是把东北人民的经济命脉操纵在日本侵略者手里了。由于这些大会社的垄断和军事生产，助长了日寇的力量，延长了侵略时间，使小手工业者失业、贫困、破产，工商业倒闭等，我是应当负责的。
一九四三年加强金融统制，“修正了银行法”，限制各地方银行营业的范围。这是伪经济部金融司和伪总务厅企划局等计划的，由我提出伪国务院会议，经过伪参议府、伪皇帝裁可后公布施行的。只许可在银行的基金百分之二十以内做生意，百分之八十须担负公债。并只许可向各会社放款，对一般户的借贷加以限制。因之基金少的银行必须合并起来，才能维持营业，长春益通银行和益发银行的合并，就是因此。至对各城市工商业的金融方面，由伪经济部制定有“商工金融合作社法”，成立商工金融合作社来限制，各商号如不去存款，也得摊储蓄。
对农村的金融方面，于同年由伪经济部和伪兴农部制定和公布“兴农金库法”，成立伪兴农金库，在春季向农民贷款，到秋季由“出荷”粮价内扣留，并向农村摊派储蓄，在一九四二年为二亿元，一九四三年为四亿元，成为统制农村金融的总枢纽。
由于以上的金融统制网，又把东北的金融完全操纵在日寇手里了。
一九四三年伪政府为向各大会社投资，增加预算，由伪中央银行滥发了伪纸币约四十亿元;因为各会社特别是重工业会社所生产的是大量消耗性物品，在粮谷“出荷”，又一时发出巨额伪币，经常超过市场的需要额，所以伪纸币贬值，更因物资缺乏，遂引起物价上涨，日用生活必需品价格比一九三七年的所谓“七二五”标准价格，一般地上涨了三乃至四倍。伪总务厅企划局和伪经济部一方面为压低物价，定出“公定价格”和“配给价格”，可是仅有价格，绝对买不到东西。一方面加强“吸收游动资金”，向各城市和农村摊派了约十六亿元的储蓄，加重广大阶层人民的负担。并由伪兴农银行发行了所谓“裕民储蓄券”，分十元、五元两种，由伪中央银行发行了所谓“爱国储蓄票”，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五种，两共累积发出了约五亿元。这些券、票都按户摊派，特别是所谓“爱国储蓄票”，凡购买物品一元就得自担一角，也就等于物价上涨了十分之一。
一九四三年伪中央银行规定的储蓄总数是十六亿元，向各大会社和各省市分摊，到同年秋，因为各省伪中央银行分行未能收到预定的储蓄数目，必须在各大城市召开“劝募储蓄会”，要求本行和伪经济部派人出席。上奉天是伪中央银行副总裁徐绍卿去的，吉林是伪兴业银行理事孙澂去的，我出席了哈尔滨市伪中央银行分行召开的劝募储蓄会。会场在大和旅馆。列席的有哈尔滨市长袁庆濂、哈尔滨市商会长唐某和各大商号经理等约三四十人。我在会场上说明了储蓄的意义，多储蓄一分钱就是为伪国家增强一分力量，就等于多买一粒子弹，帮助所谓“大东亚圣战”。我就这样强迫商民担负储蓄，因之，给哈市中小商号增加了负担，造成不能营业，我是应负责任的。
同年又增加了捐税。这是由伪经济部税务司和伪总务厅主计处、地方处等计划的，经我提出伪国务院会议，伪参议府会议，以敕令公布施行的“改正税法”，增添了营业所得税、游兴税、通行税等新税目，和加重了盐税、烟酒税等税率，在伪政府公报上有记载。一九四三年的税收是九亿元，一九四四年就增至十一亿元。同时地方的附加捐，也随之增加，并新添门户税等。这种加重人民的负担，陷人民于贫困，我是有责任的。
在一九四三年对外贸易。伪满和德国的贸易额数约二千余万元，预定是以东北产的大豆、豆油等换取德国的机器，其中可能有武器等物，因为运输上已发生限制，未能全数成交。同年对意大利的贸易额数也约二千万元，这是根据我在一九三九年于东京和意大利经济使节团签订的所谓“日满意贸易协定”，也是以东北的大豆等换取意大利的汽车和军用物品。这种贸易，都是以农民的血汗去助长德意法西斯的势力，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四三年夏，华北伪政权王荫泰来伪满，要求伪政府再拨给粮食三十万吨。因为在同年伪满已经拨给华北粮谷三十万吨，以此交换华北的棉花和棉布等物，还不够用，所以前来要求增加。对于这个要求，听说由伪兴农部又拨给高粱、苞米、谷子等十余万吨，并由同年供给日寇关东军的粮谷数量七十万吨内借出十万吨高粱，共粮谷二十余万吨，交给华北伪政权，以此换回来的东西是焦子和煤炭等物。以农民的血汗换取作为生产军火武器用的焦子，去滋长日寇的势力，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四三年春，我曾参加了同年由伪国务院召开的伪省长会议，出席的伪省长是伪奉天省长徐绍卿、伪吉林省长金名世、伪黑龙江省长申振先、伪滨江省长王子衡、伪锦州省长王瑞华，伪新京特别市长张联文等。在这次会议上，我说明了伪经济部关于收购粮谷时配给农民棉布、线和棉花等物资准备的情况，并要求各省负担储蓄的总数目约十六亿元等问题。结果是，在粮谷交易场上，以廉价收买了农民的粮谷，高价配给他们必需物资，同年还叫他们储蓄，这就是把农民辛苦的果实换给几尺布，有的因交储蓄连布也得不到，白辛苦了一年。这种伪省长会议，实际上就是我同伪省长等商量怎样压迫人民和剥削人民，陷害人民于饥寒贫困的一种会议。由于这样的会议给人民带来的灾害，我是应负责任的。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我出席了所谓“日满经济委员会”，是在日满军人会馆举行的，委员长是日寇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出席的委员：日寇方面是关东局总长三浦、驻满大使馆参事官谷正之、满铁总裁大村卓一;伪满方面是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外交部大臣李绍庚、伪经济部大臣阮振铎和临时委员伪新京特别市长
张联文。出席的干事有伪总务厅次长兼企划局长古海忠之、伪经济部次长青木实和其他三四名日人。由笠原说，一九四三年供给日寇的物资情况很好，希望对明年日寇向伪满要求的物资加以供给，现在已由干事会作有草案(指每个委员桌上放的两本用铅字油印的小册子)，等到作好成案，再送到各委员处签字。由武部表示了努力供给，并赞成笠原的提议，未到半点钟就散会了。在一九四四年春于伪国务院会议席上由伪总务厅翻译中岛比多吉拿来张纸，上有武部的签名，我也在这个纸上签了名。就是我赞同把东北的物资供给日寇作侵略使用。
一九四四年根据经济委员会日寇的要求，伪满产业开发的计划，伪经济部更加强生产和消费的统制。钢铁生产量约达到一百八十万吨，鞍山虽被轰炸，遭到打击，也未减少数量。煤的生产量仍保持有二千七百万吨的数量，同年还以粮谷五十万吨，换取华北产的煤约一百五十余万吨和其他棉布、棉花、棉线等物品。对日寇供给物资的数量，比一九四三年都有增加，仅铣铁供给日寇就是一百三十余万吨，增加了一二十万吨的数量。
总之，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伪经济部为供给日寇需要物资而增加生产，特别是钢、铁、煤、石油等的生产。对于各特殊会社和各大会社，增强它们的经营力量，同时，成立各种组合来统制消费，由会社一直到组合结成严密的产业统制网。又以伪中央银行、伪兴业银行、伪商工金融合作社、伪兴农金库结成有力的金融统制机构。滥发伪币做为生产资金，用苛税、储蓄等剥削广大人民，使他们遭受饥寒贫困，无法过活。这样陷害人民，拿东北的物资供给日寇去屠杀人民，我是应负责任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兼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委员长是伪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委员有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稻垣征夫(伪兴农部次长)、卢元善(伪文教部大臣)、于静远(伪民生部大臣)、关屋悌藏(伪民生部次长)、甘粕正彦(满映会社理事长)等。还有小尾参谋(关东军第四课长)常出席指导。每月第三星期五在伪协和会本部长室内开会一次，主要是对每年所谓“全联协议会”未能解决的问题，由本部作出解决的办法，征求各委员的意见，有意见随便发言，不发言亦可，委员会不作最后的决定。或对于全联已决的问题的处理情况，由伪协和会内担者作报告。我虽未提过意见(可查看委员会记录，这个记录在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内)，可是，曾多次出席。在我当委员的期间伪协和会所做的迫害人民事情，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四三年临时兼伪文教审议会委员。会长是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副会长是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委员长是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干事长是伪文教部次长田中义男。会议是由会长召开的，在伪国务院总务厅会议室内举行的。出席的是正副会长和委员长、干事长，委员中有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伪经济部大臣阮振铎、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等和各部伪次长、大同学院长、伪建国大学副总长尾高龟藏、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王道书院日高、齐齐哈尔国高学校长田树棠、吉林师道大学校长张文明，以及其他日人神尾一春等约五十余名。由委员长卢元善说明开会目的是审议文教方针，应根据伪“国本奠定诏书”，以“惟神之道”教育国民必须奉祀“天照大神”。当场有二三日人作了简单的质问和补充后，由武部六藏提议，把这个文教方针的制订和实施，交伪文教部负责办理，各委员我也在内均无异议，遂散会。这就是把日寇的祖先，拿到伪满来奉祀，还作为文教方针，永久来麻痹人民，使脱离祖国而归顺日寇的统治。以后伪文教部在长春南岭设立伪“文教练成所”，教育小学教员，就是根据这个审议会而实行的。我参加这种审议会，未做任何表示，就是同意，以“惟神之道”教育人民，我是应负责任的。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我代表伪政府慰问军警的罪行。在一九四二年一月赴东安省虎头，一九四三年春赴绥芬河，一九四四年二月赴牡丹江和虎头慰问各该地的日满军警和陆军病院。到日寇军都是祝“皇军武运长久”，为“日满保卫边疆”，到病院都是祝“早日痊愈东山再起”，到伪满军警和病院，也是感谢他们“为国宣劳”和祝他们“愈后再为国家出力”等，千篇一律的献媚言词。这就是我对于屠杀中国人民的一群凶手们和自残骨肉的败类们，还鼓励他们再去杀人，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于每年十二月间出席所谓“御前会议”。在一九四三年的会议，是在伪宫内府勤民楼内伪皇帝溥仪临场的座前举行的。出席的是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参议蔡运升、张焕相、扎噶尔、清原范益(是李范益改姓，朝鲜籍)等，伪国务院方面是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伪经济部大臣阮振铎、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伪司法部大臣阎传绂、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等。会议案件是由伪国务院提交伪参议府的一九四四年度收入和支出总预算约三十六七亿元，内容是各部院局所管的预算和第一、第二准备金数目，经武部六藏作了总括的说明后，由我说明了伪经济部所管的收入总数在一九四四年能达到十一亿元左右。当时蔡运升有些质问，由武部六藏作了解答，最后经臧式毅问各参议无异议，这就算是通过了咨询的手续。这样的“御前会议”我共参加了五次(早在一九三六年任伪文教部大臣时，曾参加过一次)。这次决定的巨大预算数目，在收入方面是由于强征捐税和使用各种掠夺手段从广大人民身上残酷地剥削下来的，造成他们饥寒贫困无法生活。在支出方面大部分是投入重工业的生产，炼钢、炼铁制造杀人武器，和作为吸收农民生产使用，造成以农民的血汗，助长日寇侵略的势力，这种帮助敌人危害人民我是有责任的。
在伪外交部大臣时期的罪行：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任伪外交部大臣。伪外交部的机构是由伪大臣、次长(下村祯二)、官房和政务司、调查司以及各科组成的。
在同年十二月底，以兼“日满开拓委员会”委员资格出席该委员会，是在伪新京日满军人会馆，由委员长日寇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召开的。出席委员是关东局总长、驻满大使馆参事官、满铁总裁大村卓一、满拓公社理事长二宫重治，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临时委员伪新京特别市长张联文，干事有伪兴农部次长稻垣征夫、伪开拓总局长结城清太郎等。由于这个委员会承认日寇移民，就是帮助日寇推行开拓政策，造成中国农民多年开垦的土地被收用，房屋被毁坏，流离失所，我是有责任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临时兼特派赴日慰问大使张景惠的首席随员。赴日同去的随员是伪总务厅次长王贤*、伪宫内府近侍处长毓崇、伪国务总理秘书官松本益雄共五名。由伪新京到东京来回都是乘飞机(中途在米子飞机场休息)，到东京住在麻布区贵宾馆内，第二天由张景惠到宫内向裕仁递了溥仪的亲书。去的使命是伪满送给日寇大米(是三十万吨)和盐。次日正午在内阁总理官邸出席铃木的招待宴会，在席上张景惠答词中表示了伪满物资丰富，有实力支持日寇作战，伪满的事情，请放心交给我等语。在宴会后，张景惠、松本益雄同铃木、东条英机秘谈约半小时，我和王贤*等在其他室内等候，这是当时的情形。这次还拜了日寇的“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我在日本人民厌战的时候，去给侵略者送物资，是一种鼓励和延长日寇侵略的行动，也就是一种反人民的行动，承认有罪。
一九四五年我在伪外交部时，记得曾没收了英国的亚西亚煤油公司和美国的美孚行煤油公司的财产，并没收了在沈阳的启东烟公司(“九一八”前叫英美烟公司)等，归伪总务厅掌管。
同年五月四日因德、意降服，伪满把在伪新京的德意两驻伪满公使馆给封锁了。{下略}
119—2一1147，1，5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18-06-30 18:52:38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