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王庆璋笔供(1954年6月26日)
2018-07-01 17:23:49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三十一 王庆璋笔供(1954年6月26日)
(一)姓名：王庆璋，别名：中玉，宗禹。性别：男。年龄：六十一岁，一八九四年六月十二日生。原籍：辽东省新宾县旺清门街。文化程度：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毕业。
被捕时的伪职务：伪满驻泰国公使。
(二)出身历史：一八九四年六月十二日生于辽东省新宾县旺清门街。一九O三年入当街私塾读书。于一九O六年我十二岁时，有日寇井岛岩太率部侵占我家乡，暇时他常对我们小学生夸耀其本国的“文明”，我因羡慕而在心目中扎下了“崇日”“亲日”的根;他也很爱我，当其撤退时，我便抛下了生身的父母而随日寇井岛去日本了。一九O七年随其到他家四国善通寺町，井岛送我插班到当地寻常小学校四年级。这时我由称井岛为“大人”而变作“父亲”了，所以他拿我和他的子女一样的看待。一九O八年四月升级到寻常高等小学校。一九O九年随井岛转去大阪，入偕行社附属小学校，一九一一年四月一日考入大阪府立天王寺中学校，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于该校毕业，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为求得中国政府的官费待遇考进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一九二O年三月二十五由该校毕业，校方介绍到板桥火药厂实习一年。一九二一年四月回国。当年六月经王树常的介绍，任哈尔滨护路军总司令部充当日语翻译，名目是办事员，阶级是少校，并兼任哈长司令部和镇守使署的日语翻译(因张焕相兼任这些职务，我是给他当差，所以我也兼任这些翻译，还能多赚一些薪水)。一九二二年我听说杨宇霆在奉天当总参议，我趁机去找他，他说你是学工业的学非所用，叫我到兵工厂找督办韩麟春，我听了他的话，当年九月就进到兵工厂——火药厂当了副技师。一九二三年升任该厂技师，一九二四年担任该厂代理厂长，一九二六年转任兵工厂兵工学校的教育长，一九二七年因张作霖在北京就职大元帅，兵工厂全体职员由督办杨宇霆保荐“实官”，给我以炮兵上校。一九二九年三月转兵工厂——铸造厂技师。一九三O年春由黄显声的要求，兼任了辽宁省警务处技正、省会公安局秘书。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了奉天自卫警察局，我任副局长。一九三二年二月任伪奉天省咨议。同年三月九日任伪民政部理事官，一九三四年春任伪民政部土木司长，这主要是随从伪司臧式毅的升转而升转的。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由伪满政府调转令的公布任命我为伪奉天市长，兼协和会市副本部长、商埠局总办、地籍整理局奉天支局长。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又奉令转伪产业部建设司长。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奉命被派为伪满赴欧经济使节团团员。一九三九年一月末任命为伪总务厅参事官。同年二月二十二日伪国务院命令我任伪满驻上海通商代表。一九四一年十月末命我任伪满特命全权代表臧式毅去南京“三国宣言”签字的随员。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伪满驻南京汪逆大使馆成立，即将上海伪通商代表部改为伪总领事馆，我任总领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奉调回伪满，任伪邮政总局长——伪交通部外局。一九四四年十月伪满特命我任驻泰国全权公使(因交通关系未能赴任，日寇无条件降服伪满倒台)。
(三)九·一八前我与亲日分子杨宇霆等及有关日寇之间的关系：
甲、一九O八年我在日本四国善通寺小学中考得了第一名，被附近在部队中见习的同乡韩麟春、张恕所悉，经他们又转告在东京留学的同乡张钺、杨宇霆等，他们曾来信鼓励我继续努力上进。一九一O年夏我在大阪求学时，有张钺、杨宇霆、于珍、王树常毕业回国，路经大阪下车找我，他们看我不错，要和我换帖，于是我们彼此便成了“兰友”。他们几人回国后，据我所知，一九二一年张钺死于黑龙江;一九二二年杨宇霆当了张作霖的总参议;一九二六年于珍当了第十军团长;一九三O年王树常当了河北省主席。我由日返国后是由黑龙江吴督军的参谋长王树常介绍我当的哈尔滨护路军总司令部的少校日语翻译，又经总参议杨宇霆的推荐当了兵工厂——火药厂的副技师、技师兼代理厂长。
乙、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旬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杨宇霆用电话召我陪他去大连，住于大和旅馆，早八时许乘汽车去旅顺见到日寇关东军司令官白川大将，杨与他的谈话是由我给当的翻译。除了一番客套，杨就说出了他来的目的：因为现在郭松龄反叛，在滦州率部下宣扬实行“清军策”，由西向东进发，张作霖的队伍都在西面
被郭截住过不来，并且他已经掌握了多数，目下奉天已陷于非常危急状态，希望请求司令官加以援助。白川听后答应说可以向他们的陆军省请示予以援助，制止郭的军队前进是容易的;但是张作霖已往对我们所谈判的问题，大都是说后不算，我们这次若帮助张平定了郭的倒戈后，也希望他应当好好考虑以往未解决的问题，那末
对这件事以后的如何措施，我们再联络罢。杨答应说一切以后可以照办，但求司令官紧急地给想办法吧!我们说明了是住在大和旅馆后就告辞回去了。到旅馆一看适有兵工厂工务处长后任座办的王荫泰已由奉天赶到在等候。杨一见甚为高兴，即马上命我回奉天，说他办事比我有把握不需要我了。后来日寇果然以南满铁路横的两侧各以三十里为限，不准郭的军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郭松龄不久即失败了。
丙、一九二六年春杨宇霆因感谢日寇对平郭的援助，又要我陪他到日本总领事馆，见到日寇总领事吉田茂。杨向吉田致意说，去年对平定郭的倒戈反叛，幸蒙贵军多方面的援助，得以完满结束，今我特来向贵国政府表示感谢。吉田也客套了几句，遂举杯向杨表示庆贺这件事情的成功。也是我给杨当的翻译。杨宇霆是中国人民所共知的亲日派，由于以上勾结日寇镇压自己的同胞，我是一个直接参加者。从我们的关系来看，毫无疑问，我是他忠实的党羽。
丁、一九二二年五月末，有前在吉林的高士宾绕道从海参崴登陆，他想吉林独立，把他的旧部下卢永贵(这时卢是张焕相所派横道河子一带的山林游击队支队长)拉拢过去，卢叛了张，还把张所属的第一团团长鄂双全扣留起来。高的部队已进驻到海林站，这时哈尔滨陷入危急。为的向奉天报告迅速，张焕相派我去借用日寇特务机关长滨面少将的军用电报与奉天求援，结果奉天派兵来援助，使敌方失败而告结束。因此张焕相说过要提升我为外交科长，这只不过是口头说过，但未成事实。
戊、<与>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认识，是由民国十二年我在兵工厂当技师时，他当军阀张作霖的军事顾问，阶级是中佐，我在杨宇霆家与他见的面认识的。为了向他“奔弄”特到他家去“串门”，因话而谈起我过去是在井岛岩太家受教育而长大的，同时他也知道我和杨的关系，所以就有点小来往，常在一起吃点饭，并且我还送过他我家乡永陵的特产骰木包做成的小炕桌。我与他交往的目的，是想借重他在张作霖面前给我多加美言，好更顺利的往上爬。因而在九·一八事变后，我才能去找他帮我成立自卫警察局的忙。{中略}
(四)九·一八事变后我的社会罪恶活动：
甲、我在九·一八事变后即成立奉天自卫警察局的目的和主要原因，是看着当时奉天市面非常紊乱，无人管理，并想到我与日寇本庄繁有旧认识，可以趁此机会向上爬，所以在九·一九午后四时许谒见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我向他献策说，你对奉天城是要完整的呢?还是叫它破乱不堪?现在若不急速恢复治安，对日本军是不利的，而且是很危险的。他听后问明我的见解和办法，很满意地把我介绍给他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我说出了组织奉天自卫警察局的理由和重要性后，他也很赞成，要我去找宪兵分队长三谷清商量进行。果然经过三天后在原沈阳县公署内成立了奉天自卫警察局，以原县长李毅为局长，原省会公安局督察长李峰和我为副局长。在自卫警察局的领导下，恢复了十四个警察署。同时我又向日寇三谷清要求出来了三千支步枪，每支附带子弹一百粒，由日寇宪兵分队派人来召集了十四个警察署长，按名册发放的。于是就让警察去给日寇维持交通与治安站岗的工作，这样就镇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干了不久，就感到困难越来越多，一切摸不着头脑，粮饷都成问题，觉得非常厌烦。又想到黄显声临走时对我的嘱咐，要我得机会抛下去找他，会给我有安置想办法的。同时我脑子里还认为军阀尚有雄厚的势力，可能得机会恢复东北。于是我下定决心于十月十八日携领家小偷偷地弃职跑到北京，并将黄所留给我的五万天津字大洋一并带去付他。这时见黄也无事赋闲，住了一些日子丝毫没有办法，于是我又去天津投奔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仍无适当事情可做。正在我为难的时候，又听到老上司臧式毅被放出，仍就任奉天省长。回想在北京见到张学良龟缩不振，只图个人的安逸，不顾百姓的灾难和疾苦，又觉得这种腐朽的军阀势力远不及日寇，遂滋长了卖国思想，于是又领着妻、子仍返回东北。路经大连被日寇特务小尾所盘，并亲押送到奉天把我交到关东军司令部，本庄、板垣一见我大加叱责。我向他们赔罪说：我虽然成立了自卫警察局，又蒙贵军发给了枪支弹药，但我苦的是粮饷无有着落，困难日见增多，我本是外行，又不好意思再来添麻烦，所以才潜逃去天津找王树常的，不但未找到事，而且因看不惯他们的军阀腐败作风，万不及“皇军”的威武，现在又听说我的旧上司臧式毅出来当省长，我愿帮助他替贵军服务。日寇本庄说：臧是经他的许可才放出来的，你不想想王树常是谁的人，你是杨宇霆一派的人，张学良是最反对的，他不会让王树常容纳你的，我若不看你是由井岛中佐抚养的，非处置你不可，现在既然知道是错误，以后决不可三心二意，要好好地干下去。从此以后，我给日寇当了真正地忠实走狗，走向了背叛祖国和人民的罪恶道路上了。
(五)我在上海时与日寇宪兵、特务之勾结和在社会上的罪恶活动：
甲、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旬，伪满发表我为伪满驻“维新政府”上海通商代表。临行前我请示伪总务厅长官日寇星野直树的指示，他告诉我主要的任务是和“维新政府”敦睦邦交，要常和“梁鸿志委员长”多加联系，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并且说商务贸易方面的处理，可由副代表中根不羁雄负责办理。因而我还在长春临行前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此次政府派我任上海的通商代表，我要尽力为‘满洲国’与‘维新政府’之间的友好结合加强并巩固起来，在经济交流互相协助的原则下，使‘日满华’的共同繁荣而奋斗。”等的无耻谰言。
我于三月十一日由长春出发，三月二十二日到了上海。即去拜访了日寇宪兵司令官三浦三郎。因为我任奉天市长时，他是奉天宪兵队长，这时又恰好在上海相遇，故比较亲近，常有往来。因当时上海处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虹口一带更为日寇猖獗的地方，无论何人都常受野兽们的侮辱与检查，所以我向三浦要求一种特殊证明，行动可以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他给我想了一个办法弄了一个宪兵司令部嘱托的名义(是一种将校阶级的证明，与一般嘱托不同，说他本身穿便衣外出时也携带这种证明，这可表明我俩人的关系)的通行证，因而我们的关系就显得更密切了，可以说，我们无话不唠，我就觉得更神气的全心全意站在敌人方面的立场上了。
乙、一九四O年春，日寇三浦三郎对我说他们捕获了一名国民党“蓝衣社”在上海活动的一个头脑，叫熊剑东，是少将，经他们的一再审讯，矢口不言，但求我们杀他，不许对他进行侮辱;很自然毫无惧色。我爱他是一个硬骨头，可以设法利用他，所以不想杀他。求我帮他进行说服，我们商议的办法是，叫他的副官穿便衣领他出去游玩，下馆子，约会一定的地方，要我和他见面谈谈。于四月初旬在虹口的“六三”日寇料理馆吃晚饭，我与熊初次见面，随便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就散了，这是我与他的初次认识。隔了四天我们仍在此地二次见面，我除了问他三浦对他怎样外，并将三浦爱他的才干人格和不肯轻易处置他的话都告诉了他。他问我和三浦的认识和相处有多久了等类的话，我也照实的告诉了他，并对他夸耀三浦的为人，他在犹豫中就又散了。第三次的见面是在“六三花园”的料理店里(约又隔了三天)，熊见我就说对他本身的事情，屡次麻烦我很感谢，近半个多月以来的考察，和三浦及副官冈村对他的优待看来，证明你对我所说的话是有理的，所以我一定相信你。我就这样地替日寇把他说服而拉进了汉奸的队伍里了。不久三浦即将他特意送去日本见学了三个月，仍回到上海，真的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使用了。这是我帮助日寇的罪恶行动，不知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大的危害。
丙、一九四一年春，日寇驻上海宪兵司令官三浦三郎的部下林〇〇少佐特务科长，于五月间要我给他找一个情报员，我遂找金鼎勋，给找了一个叫李海涛的，会说很好的英语，还懂一些日本话，是上海某大学毕业的，专门给日寇收集英、美方面的情报，每月给他经费四千元日本军币。迨日寇与英美开仗后，我在金家听说李将英租界英美商家与官方所积存的二千五百多桶(每桶五十加伦)汽油报告日寇加以没收，另外还有许多布匹等物。还听金谈到李还收买给英美打字人员的底稿墨纸以供给日寇作情报的罪恶活动。
丁、一九四一年三月有日寇上海南市宪兵分队长中井〇〇大尉，因想收集各方面的情报，特意开设了赌场。表面上还得请求中国公安局长卢英的许可，特求我向卢英斡旋，经卢答应许可后，我更求金鼎勋介绍了一个买卖人李纯义，另外并找了一些富有赌场经验的人，共开设了四处赌场，内中并设立了烟馆，供来赌者吸用，所得的利润由我们几人分享。迄年末陈逆公博任上海市长后，将全市所有赌场完全取消时，我共分得了利润七十余万元(汪逆所发之汇兑券)。
次年夏，因上海原有戏院多已停止，李纯义为了想发大财，又与我核计以各出四十万汇兑券的资金，在上海福煦路开了一个演话剧的丽华大戏院，以我妻侄敖景新和李纯义为经理。为了维持营业的顺利起见，又经我联系日寇宪兵分队长中井〇〇大尉帮忙，和他规定了以下的诺约：一、戏院的营业由他负责帮助维持;二、必
须得演有关利于日寇方面的话剧;三、所得利润彼分享二成。未得出结果我即被召回伪满。
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我由上海转回长春任伪邮政总局长。一九四三年秋日寇三浦三郎也转来长春任宪兵司令官，我与他仍是常有来往。{中略}
己、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旬，伪满驻上海总领事馆设立后内部组织为：总务科，由日寇千叶领事担任会计、文书、外交、人事、庶务。工商科，由日寇宫崎领事和田中副领事(是伪经济部所派)担任贸易，搜集关于上海方面的经济情报(如物价波动涨落和钱法变动的情况等)。涉外科由日寇小川领事主管(伪警务司所派)特务、情报。所属还有伪司法部派的一名领事(日寇，忘其名)，还有伪外交部所派的日寇伊藤博领事，专担任与伪汪政府的日寇顾问影佐彼此交换两国伪政府的情报消息。据我所知在此科内设备了两个通秘密情报的信件箱，由日寇小川领事向伪外交部主管情报者日寇大江参事官轮流传递，设有两把特别钥匙由他俩各掌握一把，由上海用船捎到大连，再经伪满外交部驻大连办事处接到后再由火车投递伪外交部。传递之情报对象，可以分作政治、经济两方面来说：伪警务司、司法部派来的人，所搜集的材料如英、美方面对国民党之援助，是采取的什么方式，并经由什么地方而把军火物资运来的。再如秘密调查由伪满所逃亡到上海的爱国分子的动态，阻碍并切断他们的爱国思想与联系。至于在经济方面照以上工商科进行的事务而已。再对上海蓝衣社的地下工作者，每天杀掉了多少日寇和汉奸，在日寇宪兵队中得到或在报上看到与听到，都即时向伪外交部汇报，例如上海伪市长傅小安的被杀，一般的只提人数不用提名姓，情报工作就是这样的。
(六)伪通商代表任内的罪恶活动与工作任务：
甲、一九三九年四月末，我担任伪通商代表后首次去南京谒见梁逆鸿志委员长，见面时陪同在座的有日寇最高顾问原田熊吉中将(曾任关东军第四科长，故认识)，伪外交部长廉隅。我陈述了自己的使命，愿与“贵国”进行经济合作等类话后，梁除了表示欢迎，曾着伪外交部设宴招待了我。同年九月中旬我又由上海去南京，二次见到梁逆鸿志，我告诉他曾于七月十八日回了趟国，我“国务总理”张景惠与星野“长官”命我向“委员长”致意问好;同时我亦将“梁委员长”对我国的厚意报告给“政府”。梁听后颇觉满意。以后我们又随便谈了一些两国关于经济交流，彼此应当进行努力帮助的事情。最高顾问日寇原田雄吉又向梁谈到我们在满洲的认识;并告诉说我与总参谋长板垣也很熟，梁听后更越发地高看我了。
我两次去南京都去访问了日寇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这次我在南京为联络感情，特设宴招待了日伪主要的人物，出席的有：日寇板垣总参谋长、顾问原田熊吉、梁逆鸿志以下的各院、部负责人，是在南京“东亚俱乐部”招待的。我曾致词说：“在总司令官和总参谋长的指导之下，维新政府与满洲国之间的友谊合作愈益密切和巩固，经济的交流，在梁委员长的关心协力下日趋繁荣，我代表政府特致衷心的感谢。”梁亦站起表示了以上的决心和答谢。一九四O年三月中旬我正想去见梁谈谈一年的经过，先由上海打电话联络时，他由电话中回答说于某日他宴请总参谋长板垣，约我届时出席。宴会设在他的私宅，出席的有日寇板垣、原田、梁、廉隅、陈群(伪内务部长)和我共六人。这次并无特别事情，所谈也不过都是替日寇夸耀阿谀奉迎的一类话。一九四O年十一月“维新政府”成立二周年纪念，我特赶到参加庆祝，并于“维新政府”大礼堂前和“维新政府”的要人及日寇外交官员、日寇顾问等一起摄影留念，参加者约有一百多人。
乙、我任伪满驻上海通商代表的主要任务是，用东北人民辛劳种植出来的大豆、豆油、豆饼及造纸原料巴鲁普去换取华中大批的面粉、棉花、皮革，以作为日寇侵略用的物资，通过日寇三井洋行所代购的数目按年分分记如下：
一九三九年：面粉五十万袋，棉花三十万担，皮革二十万——三十万平方米。
一九四O年：面粉五十万袋，棉花三十万担，皮革二十万——三十万平方米。
一九四一年：面粉五十万袋，棉花二十万担，皮革二十万平方米。
一九四二年：面粉三十万袋，棉花十万担，皮革十万平方米。
合计：面粉一百八十万袋，棉花九十万担，皮革约八十万平方米。
另外还给“满映会社”在上海代购电影原片三十余万元(件数不详)。这是我帮助日寇的侵略，剥削东北人民，榨取华中人民的物资，充分说明了我叛国利敌的铁证。
丙、一九四一年十月末，日伪满派以臧式毅为首的全权代表，到南京签订“三国宣言”。内容是：“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国互惠。”我奉命是这个卖国“宣言”的伪满代表的随员。出席签字的是：日寇驻伪汪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汪逆精卫、汉奸臧式毅。于十月三十日签字于南京。
丁、一九四二年夏，在上海闲居的日寇阿比留(彼曾任伪满司法部总务司长，故认识)，因上海米价昂贵，曾向我商量由芜湖运米的办法(当时芜湖米每担价为三十元，而上海则已达到一百五十元)。我乃找金鼎勋研究办法，金乃与芜湖有关方面联络后，又通过阿比留与日军方面作出了如下的议定：日寇与金之间的联系，我负完全责任;购买和运米有关中国方面的一切事务由金鼎勋负责;江上的通行与保护则由日军方面负责。以由芜湖运来的米作价为四十五元，供给日寇收买总量的半数，余半数则自由处理。我们由芜湖共收买了一百四十万担米，供给了日军七十万担，使日寇增加了杀害中国人民的足够给养。余七十万担自由处理了，我即分得了纯利润一百余万元(汇兑券)。这是我依赖日寇，严重地榨取剥削中国人民，使无辜的百姓受饥挨饿，这是不能容忍的严重罪行。还未等全部结束上述勾结行动，我即奉调回伪满了。
(七)我所参加并进行活动过的反动会门：
甲、我在伪奉天市长任内，曾加入了“万国道德会”，特去鼓励过听众们说：道德会是劝人向善，人是会有“因果报应”的，所以必须得要尊崇至上的“仁义道德”。讲这些封建的迷信余毒，其主要的宗旨则是宣扬旧道德的观念，要人人遵循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腐败礼教，去诚心诚意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大家推我为该会的名誉会长(总会的地址是设在长春，会长是汉奸冯涵清，以下各省、市、县均设有“道德分会”，会员共有一百余万人)。这种会门还欺骗世人，要加入的会员们进行“立业”，实行非法的剥削行动。我对这种做法不但赞成而且还表扬它，可见我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了。
乙、与“道德会”同样地还有一个反动的“万国红卍字会”，我也在当时参加了。这个会门更是一个欺人自欺罪魁聚首的地方，会员多数都是一些沾有血腥气味的反动军阀、封建官僚以及大资产阶级，供奉着“先天老祖”，来忏悔他们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其加入的宗旨就是假借拿出一小部分榨取人民的膏血，来办“社会的慈善事业”，买收穷苦的人民对他们抱好感，而不怀恨他们。我参加这个反动会门，主要是我迷恋“扶乩”的迷信举动，因而我也成了该会的一名会长。伪满红卍字会的总会长是大汉奸张海鹏。各大都会也都设有红卍字会，会员据说十六万——二十万。{中略}
(八)我在伪职务上的各个岗位上帮助日寇所做下的罪恶：
甲、一九三五年日寇关东军为了更进一步地侵略我国与亚洲，而新开辟了新的工业基地，选择在奉天铁西区的于洪屯、揽军屯。为了收买附近一带中国农民的土地，特设立了“土地会社”(社长是日寇关东军所派的梅津理)，伪市公署协助进行收买与计划的工作。仅据我所知第一批就收买了五千余亩的农田(按照一般市价每亩一百余元)，以这五千余亩作为中心，由伪市公署工务处负责施行测量、计划、拉出街道的形象，再由“土地会社”把土地按号发放给各大企业，开始建筑生产，到我离任伪市长时已有一百二十余家的大企业开始生产(工人约有十四、五万人)。在每一个企业开始生产的典礼仪式上，我都被邀参加，并讲过鼓励他们一些赞美的话，吹捧他们在建设与生产上的迅速等无耻谰调(这些企业大部是掌握在日寇四大财阀的手中)。
乙、一九三四年四月间，我在伪土木司长任内，为了帮助日寇进行侵略，伪民政部命令伪土木司长，在我东北实行建设“国道计划”，<即>所谓“特殊道路”——军事道路。我特派陆路科长日寇近藤安吉担当计划起草的责任，将初步草案送交给了“国道局”(该局是一九三五年三月成立的)。我是应负这个计划草案的严重后果的罪责。
丙、一九三七年秋，我任伪产业部建设司长任内，伪次长岸信介为了在东北建设重工业的大企业，需要大量的电力，特在日本聘来了电气专家阿部〇〇来伪满，首先去东满检查并测量了镜泊湖，说可以建设两万启罗的水力发电站。当年冬伪建设司增添了一个本田〇〇建设工程师，我利用封冻时期派他带领二十余人进行测量绘图，次年春又经阿部亲去检查后施工，开工时顾去建设工人不到百人，附近没有农民和耕田，为修水沟安钢管子仅挖荒地宽三四尺长三百余米的工程，就在这个地方建设的发电所，但在我任内并未完成此项工程。
一九三八年春日寇电气专家又测量了鸭绿江水力发电站的工程(鸭绿江水丰水力发电站系由伪满产业部次长日寇岸信介出首与朝鲜兴南重工业株式会社社长日寇财阀野口〇〇协商，以各出资金五千万而进行建设的)，以后这项工程由伪产业部包给了日寇“高冈组”进行施工完竣的，后来伪满把镜泊湖与水丰发电站完全交给了“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社长鲇川义介负责完成的。我在伪满建设司长任内，对这两项工程的后果，应负帮助日寇奠定基础的罪责。
丁、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任伪奉天市长后，即进行组织协和会各分会的工作，其组织人如下：奉天市协和会伪市本部长日寇谷田〇〇(退役中将)、副本部长由我兼任。协和会事务局(奉天)局长日寇某(忘其名)共同协商，在奉天成立了三十二个协和会分会，会员是由各机关、团体的人员，共征得会员计有三万名以上。协和会主要的使命就是愚弄中国人民的思想，是在政治上的一种欺骗蒙蔽的手段，例如宣传“日满一德一心”、“宣德达情”、“完成全国总动员”等，来抹煞中华民族应有自尊心的罪恶活动机关。
同时在各协和会分会领导下，组成同样罪恶的国防妇女会，动员各分会汉奸会员家族共约六百余名(我妻任市国防妇女会长)，任务是迎接“出征”与伤兵，缝制“慰问袋”等，以鼓舞日寇的侵略的士气。
同时有伪协和会事务局组织科长日寇织田〇〇与我商量，由伪协和会的名义招收了三百名青年(都是强迫商店摊派的青年店员)，让我以市副本部长和伪市长的职务，来帮助他进行的。目的：就是训练这些青年以军事教育，利用他们作为培养后一批更多青年的基础——替日寇做走狗的骨干。我曾向他们讲过鼓励的话，大致说：协和会召集训练你们的目的，是为了你们的身神健全，必要时帮助“市署”维持社会的治安工作，要体会“日满一德一心”的精神，积极地向“友邦”日本学习等无耻谰调。他们在行动方面如：市在防空演习时，派他们到各协和会分会进行指导市民的工作。每批训练期间为一年。头批完了又征收了第二批的三百名，每星期军事训练三次(一、三、五)，训练完了各回其本柜。这就是后来伪满组织“义勇奉公队”的前身。这是我帮助日寇奴化中国有为的青年，不可饶恕的罪恶。
一九三六年五月，日寇关东军为了试行灯火管制，特先在奉天市进行重点试验，由日寇驻奉天守备队司令部进行指导检查，由日寇司令官三毛一夫中将为统监，以协和会各分会为主体，我为市防护团副团长并兼第三区防护分团长。预习和正式共进行了五天，逼市民都得赶制“防空帘”，浪费了大量的民财，用上述所训练之青年，帮助进行检查工作，使全市民都陷入惶惶不安，人人都切齿痛恨。我是应负罪责的。
戊、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伪满派赴欧“经济使节团”，团长韩云阶率领一行“日满”人员共二十四名，我任团员。去欧洲的目的，是为了答谢德、意、波、西班牙四国承认伪满，并巩固日、德、意三国的轴心强化与经济上的联系，以及与伪满的修好关系，替日寇装饰门面，表现伪满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企图借此去游说各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伪满。此次曾见到了法西斯的罪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些都说明了我是如何忠实地给日寇当走狗，去出卖中国人民的意志，和背叛祖国和人民的严重罪行。
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伪满政府公布了“临时邮件管理法”。该案于本年四月由伪邮政总局邮务处邮务科起草做出的，经我盖章呈请伪交通部提到国务院通过实行的。又由我的名义命令全伪满各地邮政局遵照奉行。内容：主要是在邮件、小包中实行严格地检查，若发现有对人民提供有关于日寇不利的邮件，一律没收(主要是由伪满向外国寄的邮件，包括华北、华中、华南的都在内)。实行的后果，例如：前英国驻奉天总领事馆的秘书罗巴·黑哈，花特别邮费往上海寄的邮件而中途遗失了，本人虽曾向伪满外交部提出抗议和交涉，但未得任何结果，这不过是千百件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罢了。因而向国外发的挂号信，顿减少有一半，普通国外的信件也减少了三成以上。这不但危害了国际文化交流，还严重地侵犯了国际邮政协定。检查信件的经过，是由日寇宪兵队派人到各地邮政局进行检查，认为有可疑的信件他们就带回去，再经详密地检查，有关的即行没收，无关紧要的仍交还邮局发出，不准邮局人过问，因而数目不得其详。
在这个命令发表的同时，在伪邮政总局所监督的“电信电话会社”所属的“电电管理局”对人民听取短波的取缔，也是十分严重的。假借临时保管的名义予以没收，共没收短波收音机有二千六百多台;日寇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又指示该机关窃听中外国人电话通话，中外国人所遭受地无故危害，也是不计其数的，这也是日寇
的军事秘密，别人不得而知的。我是帮助日寇执行了这一祸害人民的举动，我是应负罪责的。
庚、我在伪邮政总局长任内，曾强迫人民摊派“爱国储金”，根据伪满政府所公布之全部数字所占为：一九四三年十六亿，伪邮政总局摊三亿;一九四四年三十亿，伪邮政总局摊六亿，二年在我任内共逼迫人民达成了九亿储金的任务。
一九三五年伪交通部要求日寇递信省代为培养邮务人材，并由伪邮政总局每年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出二十人送去日本递信省受训，三年毕业后回伪满在邮务部门中工作。在我任内仍是照常进行，这是为了在邮务方面全心全意为日寇服务的罪恶表现。
(九)伪奉天市长任内的罪恶：
甲、一九三六年春对奉天商埠地旧政权时代所放出的地号除已建筑外，尚有土地二千五百多号空地皮(规定地号有一、二、三、四、五号地不等，每号是一亩三分多地)，日寇市参事官山口重次利用财务处长张谅的名义全部予以没收。以后市民及有关方面(包括外国人有地皮也被没收的在内)向伪市公署提出抗议。因此我出首召开了“土地没收调停委员会”，约请了伪省长葆康、省次长日寇竹内德亥、警务厅长日寇三谷清、满铁地方事务所长日寇关屋悌藏、总领事日寇宇佐美、宪兵队长加藤伯次郎、特务机关长三浦〇〇少将，会址于特务机关内，推选日寇三浦机关长为本会的委员长。由我说明了这种没收的做法不合理，所以引起了广大市民多方面的反对，请大家提出意见和办法。这时日寇竹内、关屋等多数人认为日寇山口的做法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三浦则宣布说：他认为没有调停的必要了，请市长要具体地考虑，待做出案后，我们下次再开会决定。下星期这些人仍在原地会议，得出的办法是：有地照人仍在东北居住者给换新照不没收;人未在东北又无地照者全没收。照这个办法共没收了四百余件约一千余亩。在此期间日寇山口重次暗在马路湾设立了一个“三友公司”(在调停会后我即听伪市公署职员说山口利用这个公司暗中收买地皮)，专门买收以前被列为“没收”的地照，从中大肆取利。他父亲在热河开设金矿赔了十六万，都是由他从剥削的利润中弥补的(我是听奉天同善堂副堂长日寇谷竹次郎对我说的，原是山口的好友)。前有押在“满洲中央银行奉天支行”中的一份地照，无有地主列入被没收之列，日寇行长向我说求“市公署”给想法，别让我们银行受损失，我花了一千二百元买收了这张四号地(计五亩多)，后于一九四一年我托人卖了两万五千元。还有在三经路有韩麟春的地四亩多被没收，我在“市公署”花了一千四百元买收过来，后与华北其家兄联系，要我给代卖了二千八百多元，我如数给他家寄去了。对于以上所采取“没收”的步骤和措施，使市民受到莫大损失，我是应负罪责的。
乙、一九三六年夏帮助日寇关东军粮秣厂完成了三千五百余万元的收粮任务，是通过我召集商务会长方旭东向粮商一百四十余家所代购的，这是我给日寇准备下了大量侵略用的物资——食粮，使中国人民忍饥挨饿，我是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者。
丙、一九三六年春伪市公署买收了日寇“大仓组”破旧的电车约三四十辆，花了三十余万元，由大东城门外到大东边门里，又修了一段电车轨道，专为日寇军械厂职工上下班便利而建修的，因而拆掉了路北买卖铺子一百来户共九百余间。对受损失户的处置是：由市协议会选出评议员七人，负责按户损失的大小给以赔偿，拆后能利用的给的少，地皮不能利用的则给的多，并按房屋好坏而评给以“合理”的价格。逼迫市民这样的拆房屋让地皮，使他们非常的不满和仇视，我是应负其罪责的。
丁、一九三六年四月我将上一年度奉天市的预算二百七十万的税额增收到五百余万元，即是说把市税由国税比例的二成五提高到五成，比上年度增加了一倍。一九三七年仍照此数，但另外又增加了特别预算，向伪中央银行借得市债四百余万元来帮助日寇建设统治奴化中国人民的机关——“市署”“学校”。这种苛捐杂税，更造成人民生活的困苦。
(十)我历次访日的罪恶活动：
甲、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末，我跟随伪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当随员(我任伪土木司长)去日本答谢日寇对伪满“建国”的“援助”。主要的访问了日寇冈田启介首相、林铣十郎陆相、后藤文夫内相，以及参拜了“大正天皇”的多摩陵、伊势神宫等。所到过的地方：名古屋、大阪、奈良、京都等地。这是汉奸们认贼为父丧权辱国的罪恶的实际表现。
乙、一九三七年三月间，我以伪奉天市长的资格，带领市庶务股长日寇桥本〇〇、秘书郭意诚等五个人去日本视察和见学。先到东京陆军省报到，向陆军次官(忘其名)致敬，访问了东京市役市所大久保市长，见学了东京市的各种设施，如地下水道、粪便、垃圾的处理。又去大阪、名古屋、京都、九州的博多等市。大阪的坂间市长特别招待我们，我对他们发表了特别感激的话，我当时说大阪是“造就”我的第二故乡，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绝对抱着“日满一德一心”的信念，来互助合作等的无耻谰调。
丙、一九四三年三月初旬，我以伪邮政总局长的资格，率领电务处长日寇松冈敏雄、庶务科长日寇冈田〇〇等五人去日本递信省，答谢它对伪满成立邮政十周年的帮助和支持。曾见到日寇递信省大臣绪方〇〇、次官手岛〇〇。并在伪大使馆宴请他们，我的致词除了向他们表示致敬，还特别感谢他们为我们历年所培养的邮务专门人材，还希望他们继续给予我们以帮助。这是我最后的一次访日的罪恶行动。
{下略}
119—2—1137，1，5号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18-07-01 17: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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