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臧式毅笔供(1951年7月)
2018-06-30 18:47:01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十一 臧式毅笔供(1951年7月)
姓名：臧式毅。性别：男。年龄：六十七岁。原籍：沈阳县城南三道岗村。现住所：长春市柳条路三O七号。{中略}
个人详细履历
一九一二年保定府陆军军官学校少校马术教官，一九一三年保定府陆军军官学校少校学生连长，一九一四年保定府陆军军官学校中校教官。
一九一九年黑龙江督军署上校参谋。一九二一年吉林督军署上校参谋兼卫队团团长，一九二三年吉林督军署少将参谋长。一九二四年奉天陆军整理处参谋长，一九二五年奉天镇威上将军公署参谋长，一九二八年奉天兵工厂总办，一九二九年奉天兵工厂中将督办。一九三O年辽宁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任伪满民政部大臣兼奉天省长，一九三五年任伪满参议府议长，一九四五年八月被捕。
在各职务中间具体措施具体说明：
自学校毕业后于一九一二年在保定府陆军军官学校充教官，前后七年。于一九一九年转黑龙江督军署上校参谋，从事幕僚职务。一九二—年转任吉林督军署上校参谋兼充军署卫队团团长，仍从事幕僚职务并担任省垣及军署之防卫。一九二三年任吉林督军署参谋长，任职未久，因督军孙烈臣病故，继任者张作相新旧交代后，于一九二四年调充奉天陆军整理处参谋长，专从事于军事之整理及军队之教育训练等事。
一九二五年调充奉天镇威上将军公署参谋长，该公署自上将军以下有总参议、参谋长及各处而构成。自一九二六年张作霖上将军入关，总参议杨宇霆及各处重要职员多数随行，遂以参谋长留守奉天。张氏入关后数年未归，此数年间内乱不已，东三省军队大部分奉调入关。奉天全省治安关系重要，不能忽视，只以少数军队及省长所辖之警团队维持现状，以彼时之治安状态而言实觉武力单薄，只得会同省长责成现有之军警团队竭力维持，以图防患于未然。不过因内乱不已，战事频仍，前方军队需用浩繁，后方之供给维艰，取之于民用之于战，其影响人民之生活及地方之安全甚大。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初旬，张作霖氏出关列车行至皇姑屯南满铁道线老道口铁桥下突遭爆炸，事后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并经详细调查，确知系日本关东军派人在该桥下预先安设炸弹，炸死张氏，希图乘乱占领奉天。不过当时张氏仅身负重伤数处，入城后始因伤重致死。而日人之阴谋并未得逞，即所谓哄传各方骇人听闻之皇姑屯炸车案是也。当时奉天省垣全体大为震骇，以为大祸之来临，无不惊惶失措，甚至有纷纷避难者，商市有闭门者，秩序甚为紊乱。最可恨者驻奉天日本守备队亦取战时姿势，以为我方遭此惨变或有其他举动，彼则利用机会借口出动，以伸其魔手。值此一发千钧，危急振憾之际，为安定人心计，惟有对张氏之死秘不发表，一面力持镇静，严嘱各界各安生业，以维持秩序，而避其锋。不过各方面尚有未得真相者，当时中外人士纷纷前来探询，而尤以日本方面为甚，日本领事则一日数次用种种方法前来探问张氏之生死，其居心叵测，来意不良，甚为显然。幸全体严守秘密，未由我方泄露真相。东三省骤然遭此惨变，人心异常慌恐，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加以三省长官均未在省，如黑龙江督军吴俊*与张氏同车被炸，即时身死;吉林督军张作相率队在前方未归，更兼奉天大部军队由张学良等率领由前方陆续撤退中，尚未出关。三省政权无人主持，终非久计，不得不急电请张作相等速归，主持一切。彼时南北隔阂，遂会同省长刘尚清，商由省议会公推张作相主持三省政权，张作相力辞不就。遂又公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之死至此始正式发表。张学良就职后始为其父发丧，迄总司<令>部组织成立，余即转任奉天兵工厂总办。彼时杨宇霆为兵工厂督办。一九二八年冬当杨宇霆、常荫槐事件之发生，兵工厂卫队被缴械，省垣人心又大为震惊。因身居总办，惟有力持镇静，维持厂内秩序，以安人心。幸员工均能顾全大局，照常服务，照常工作，全厂未致糜乱，一场风波幸得平安渡过。
一九三O年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当时在我方则内乱无已，在敢方则节节进窥，形势日见险恶。身任斯职以来，对于政治素乏经验，于省政毫无进展，毫无建树，只能维持现状。在以前张作霖时代，东三省采取割据政策，凡一切政治经济不受中央政府节制，独自为政。以后张学良主政，鉴于全国情势不统一不能一致对外，遂将东北各省政府均归中央政府节制。因这个重大的改变是于日本不利，所以日本侵略东北之情势也就益常加紧了。
查日本对我之外交向出以强硬无理之手段，并捏造事实，以图借口而逞其阴谋，中村大尉事件即其一例。一九三一年夏季，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突以中村大尉在屯垦区域内被该地驻在军队杀害，焚尸灭迹等语前来，提出交涉，态度异常强硬。当以事出一面之词，事之有无及其真相如何我方毫无闻知，并事关军事范围，俟转达军事主管机关调查真相后再议，此项交涉明知是迹近诬赖，任彼狡展多次，均未予以答复，则九·一八事变突发矣!此案虽非事变之主因，亦系敌方捏造问题希图借口之一端。
日本侵略我东北之阴谋日甚一日，其军队竟假造问题诬赖我北大营兵士破坏其铁道，借口进兵，突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将半，炮击我省城东关兵工厂、东大营，并围攻北大营。当以事出仓卒，一面由我交涉署用电话向日本领事责问，并嘱其制止日军行动，迄无具体之答复;一面会同总司令部留守参谋长荣臻急电北京，向张学良总司令报告并请示应付方策。奉命是采取不抵抗主义。因我方毫无抵抗，敌人竟得以节节进攻，于当夜辽宁省城即完全被敌人占领，我北大营驻军亦于当夜不得不向东边撤退。敌军入城后首先将警察缴械驱散。所有各重要机关亦均有敌兵把守，官厅失去作用，官吏失去自由。当此次事变时三省长官无一人在省，张学良在北京，吉林督军张作相因奔母{父}丧在锦州、黑龙江督军万福麟亦在北京。日人认为有机可乘，遂敢公然进兵。事实虽如此，然余身为疆吏，省城竟被敌军占领，人民惨遭屠害，事先既不能预防，事后又不能挽救，坐失城池，深感责任重大，终难辞其咎。十九日晨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将辽宁改为奉天，并派其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为奉天市长。
同日即有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者，带领宪兵及军队多人将住宅包围，大事搜查后遂将余逮捕拘禁于大西关五纬路鲍宅之楼上，闭锁于一室，以宪兵严重监视，内外隔绝，任何人不得会面，即家人亦不得通信，因此以后关于省内情状毫无闻知，完全失去自由三月有余。于十二月中旬某日{十三日}夜间突被释放，归宅后始知同被拘禁者尚有教育厅长金毓绂、实业厅长刘鹤龄，均分别监禁于别室，始终未得相晤。
此时省垣已设有治安维持会，以袁金铠为委员长，及委员数人主持省政。并由日本军派有顾问把持一切。次日突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来寓，以强硬之口调传达关东军司令官之命，声称因为要请你担任奉天省长故将你释放，现正在商会开会推举云云。当以事出离奇，莫明究竟，遂坚词拒绝，无结果而散。同日午后，又有治安维持会高等顾问金井章次者，偕同维持会委员长及委员等来寓，声称委员会现已被解散，请旧任省长复职，并由该顾问声言日本军绝不干与内政，请即到省署就职云云。不容分说即将余一同拖至省署，时省署内外已布满武装宪兵警察。在这武装宪警监视之下，强迫就职。当以事变后被日本军监禁数月，各方情形毫无闻知，该大佐所谓商会开会是由何人召集，与会者何人均不得知。欲与各委员及关系方面详询究竟，该维持会亦于是日在武装宪警监视之下突被解散，各委员亦不得其真相。所谓商会开会者系假造民意，所谓不干与内政者，已派有顾问把持一切，竟受敌人之威胁欺骗而任职，措置失当，实属咎有难辞之处。当时对于前途尚希望中央政府对日本方面进行交涉，以解决此重大问题耳。
余由日本军释放时起，即派有宪兵军曹横山政雄者长期跟随监视，美其名曰保护。该军曹出则同车，入则驻于宅内，公厅私宅任便出入，凡有来客访问须先告知该军曹，得其同意后方能传达接见。每次会客则进入客厅坐听，监视与客人之谈话。
就职后与日本军司令官本庄繁会晤谈及顾向责任问题，彼仍大言不惭，谓东三省人民遭旧军阀之虐政，民不聊生，日本为拯救三千万民众，将建设王道乐土;奉天省政既主持有人，日本军绝不干与内政，所派顾问纯系帮忙性质云云。实际上完全相反，不数日，原维持会之高等顾问由该司令官命令改为奉天省政府最高顾问，主持省政，所有各厅及各金融机关之顾问均归其统辖指挥。
在维持会时代省垣即有指导部之设，以于冲汉为部长。该部全由日本人主政，全省各县之用人行政统由该指导部直接主持指挥，省政府对于各县只有监督权而已。当时地方之糜乱已达极点，认为恢复各地方之秩序为目前之急务，但全省军事统由日本军部直接统辖，东边及洮辽两镇守使之军队内已派有日本军官为顾问，所有指挥调遣均受该顾问等之节制，省方不能随时调用。全省警务机关亦均派有顾问指导官等。在各地驻在日军之区处统系之下归日本宪兵队之直接指挥，省政府欲谋恢复各地治安，进行诸多阻碍。
各地警察机构因事变而破坏残缺，又均亟待整顿，省政府只有财政实业两厅，拟设置警务厅一时未得认可，直待伪满政府成立后始得实现。而厅长一职又被日本人占据，所有一切警政名为隶于省政府，而事权仍归日本人掌握。
全省教育机构成为全部破产之现象，学校停顿，学生离散，校舍器材多半损失，学生长期失学，职教员长期失业，终非久计，所有各地各级学校有积极恢复之必要。省政府只有两厅，为谋恢复教育机构及各地学校起见，应速设教育厅，以便进行恢复工作。展转多日，设厅一时尚难做到，只认可先设教育筹备处。将着手组织，又派日本人坪川某为顾问把持一切，进行上又诸多障碍。但学校之恢复不容稍缓，当责成该处按当时地方治安状态，尽可能范围积极恢复各地之中小学，速召集职教员陆续复职开学，以免学生长期失学，职教员长期失业。然因受地方治安之影响，及金融机关均被日本人把持，致经费困难，诸问题进行颇费周折。教育厅之设，直至伪满政府成立后方得实现。
奉天省政因受指导部之影响，遇事诸多抵触，无法进行。认为省政府条例有修改之必要，提出后几经周折方得认可公布，始得将各县长归省政府直接指挥监督。
一九三二年新年前后日本军又逞其无厌之野心，进出辽河以西，相继占领锦州、山海关，至此奉天省全部被敌人占领矣。此后始将东边镇守使所部军队之一部调至奉天南部及辽西一带维持治安。
日本军司令部内设有统治部，专管对于我方政治诸问题。主其事者为该军部之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遇有重要事件时常与我方接洽者，均系该大佐牵头。
自日本军占领奉天全省后，该大佐声言为东三省组织问题须召集奉、吉、黑、哈各首领来奉天会议。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下旬，吉林省长官熙洽、黑龙江省长马占山、哈尔滨长官张景惠，均由该大佐亲赴各该省召集来奉开会。时该大佐首先提出东三省要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就以各省省长、长官为委员，推举一人为委员长。结果遂决定成立行政委员会，以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为委员，并推张景惠为委员长。该会成立时有驻奉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在场催迫，唯恐成立之迟滞。成立后要我们以各委员名义先打个通电宣布东三省独立。
酝酿多日之东三省建设问题，至此便由该大佐公然提出建设新的国家，定名为满洲国，并迎溥仪为元首。宣布后并言时日无多，各省长可回省准备一切，但须留下代表人员在奉天继续开会讨论以下各问题。各省长去后，代表人员即在奉天教育会内继续开会，所讨论者为国号(大同)、国都所在地(长春改为新京)、国旗(五色黄地)，国体问题有主张帝制者，有主张委员制者，所有各项问题均系由该大佐提案，所表决者亦是他的原案。再则每次开会席上均有日本军部参谋和知中佐及法律专家松木侠在场监视。在此种情形之下，名为开会，佯为征求意见，实则一方面宣布办法，我方又无具体意见，只俯首听受，任人拨弄，开会则徒具形式而已。时奉天省长代表为实业厅长冯涵清、高等检查厅长李槃、省署参议金毓绂。日本军方且屡屡大言不惭的声言，日本为拯救满洲三千万民众起见，将建设王道乐土云云，满街贴出此等标语大事宣传。并在奉天省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设有靖安游击队，以日本人和田劲为队长，该队兵士只有千余人，本部内有政治宣传各部门之组织，每月经费较他队多至数倍，始则不知是何用意，其实分赴各地宣传建国工作，并召集各地商民代表来省请愿。
时已三月初旬，该大佐又令各省派代表赴旅顺向溥仪请愿，请其为满洲国元首。先后两次，始则拒绝，继则允就。于三月八日又经各省代表由汤岗子迎赴长春，遂于三月九日在长春就任满洲国执政。
各部总长之决定，各省长均须担任总长。我们以为地方官不能兼任中央职务，经一再讨论还是非兼不可，结果奉、吉、黑、哈各省长均分别担任一部之总长，仍兼各该省长。余遂被任为民政总长。
第一次国务会议首先讨论国务院及各部组织问题，所有院、部、各处、司、科等，均由日本人总务厅长驹井德三者详细列表提出，日本人职员之位置亦均指定。我们以政府内用日本人为职员事与总务厅长有所讨论，以为一个政府内用两国人为职员事先毫无接洽，毫无闻知，突然列表提出，认为有斟酌的必要。总务厅长厉声说，这是本庄军司令官之指定，事在必行云云。实则各该职员等已分别到各指定处所开始执行职务矣!次日总务厅长即改为总务长官，阶级反倒增高。
民政部之组织，自总长、次长以下有总务、地方、警务、文教、土木、卫生各司及土地局之设。总务、警务两司长为日本人，以次长葆康代理部务。初成立时日系职员人数约占百分之四十，其计划逐渐增至半数以上，警察官则尤多。当以如此办法中国人官吏之失业者必日渐增多、技术人才有时尚可取之于国外，一般官吏之生活途径不能不加以顾虑，但终不得解决，日系职员仍是有加无已。
待遇之不平等。虽具有同等学历同一阶级，其薪俸等级则相差悬殊，例如日本人为一百元，中国人不过六十元之比，咸抱不平，然皆敢怒而不敢言，虽经过改正，但终不能得其平。
总务制由政府成立时即实现。计中央国务院有总务厅，各部有总务司，地方省有总务厅，县有参事官室，为其长者皆系日本人，俨然成一命令统系，遇事竟直接指挥。
日本为实行其向东北大宗移民政策，有以二十年为期移送五百万人口之计划。为达成此目的，在东北大量收买土地，先设有满鲜拓植会社，继又设有满洲拓植会社等机关。实行收买均以最低价格取得多数土地为目的。其始收买民地每垧估价十六元至二十四元不等，荒地每垧只给两元，水田每垧不过四十元。如此估价已属过低，而地又分为数等，收买时又故意低其等级，其结果人民所得每垧不过十余元。至收买手续之复杂，索照给价之繁难，人民实不堪其扰害。地被收买，所得无几，当时即不能生活，又无力向他处迁移，另谋生途，因而流离失所者在在皆是，政府亦并无补救办法。
东北地方因连年内乱，军队大部调赴关内，时有匪徒出而扰乱地方。为维持治安，除警团外，多赖民间自卫的力量。各地方自卫团体等所用枪枝为数不少，维持地方颇资得力。日本人以为民间有如此多数武器，恐于日本军不利，自伪满成立后，拟由警察机关将民间自卫团体所用枪枝全部收缴。我们以为民间自卫用武器种类甚为复杂，以之防匪尚可勉强应用，收缴一节大有缓行之必要。而日本人则急不可待，由民政部警务司督饬各地方警察机关雷厉风行，不分大小枪枝一律收缴，大部分交由各地驻在日本军队销毁。自此民间骤失去自卫力，匪徒益见充斥，人民生业颇受很大的影响。
一九三二年夏当国际调查团到奉天时，日本军部则极端限制中国人与该团员等单独会见。该团内有中国委员顾维钧者，入境后受日本军方之严重限制，每到一处则不令出旅馆，又不令与该团一同出门，尤不令与中国人会见。
当该团到奉天之先，日本人将满街所贴之各种标语涂刷罄尽，连在奉天城内金銮殿胡同驻在之日本宪兵分队门前所挂之木牌子都摘下去了，以避调查团之耳目。及该团去后则又挂出来了。
曾阅本庄繁军司令官与该团之谈话记录中，有日本人绝不干涉满洲内政，各机关之顾问是他们满洲人所请求而派者等语。其实顾问此时已改为总务厅长矣，彼尚出此欺人之谈。
该团在奉期间曾一度来奉天省署访问，接见时寒喧后作极简单之谈话。该团长李顿曾提及旧政权时代兵工厂购料葫芦岛筑港，对于西商之欠款将如何办理?当答以预定组织积欠委员会逐项清理云云。当时所用翻译系日方指定市公署之英文翻译尤某，省署准备之翻译概不得用。此次会见只有来访，日方不容答拜，盖恐我等与该团直接谈话耳。
一九三三年冬月，菱刈隆关东军司令官召集郑孝胥总理及各部总长宴会，席终菱刈命小矶国昭参谋长当众正式宣布，大旨是拟将满洲国改为帝制，执政改称皇帝，定于明年三月一日建国纪念日实施就任典礼云云。改为帝制乃其既定方策，不过以执政为过渡时代耳。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伪满改为帝制，执政改称皇帝，是年改为康德元年。帝制实施后各部总长均改称大臣。
日本为贯彻其统治伪满方案，又因原有四省一特别区只省区过大，事权太重，政治推进诸多困难，为使诸般行政易于渗透起见，于帝制实施后复逞其阴谋，将省区重新划分，除兴安各省外改组为十个省。计改为奉天、锦州、安东、吉林、滨江、三江、间岛、龙江、黑河、热河等十省，统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实行开办。所有新十个省省长均系新被指定选出者，于同日一律就职。
民政部次长葆康调任奉天省长，继次长任者为原奉天民政厅长赵鹏第。
余原兼任奉天省长，迄今则改为专任民政部大臣矣。自九一八事变被捕释放时，日本军所派之宪兵军曹横山政雄者，足足跟随监视我三年余，迄今始行撤去。
是年十二月下旬，由南次郎关东军司令官当面催促谓满洲建国已三年于兹，现已实行帝制，你亦应该到日本去一趟，视察行政并访问各处，以表示敬意。满洲各大臣都已去过，民政部大臣不能独异，勿再迟延云云。不得已遂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起程赴日，首席随员为民政部总务司长清水良策，及中日人职员七八人同行。在东京逗留旬余，见过他们的天皇各宫家、国务总理及各部大臣，井在野诸要人。离东京到横须贺、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奈良、伊势、广岛、下关、门司等地到处参拜访问，先神社，次陆海军，再次则商工会议所、府、县、市等处。每日忙于应酬，奔驰于酒宴间，所谓视察则徒具空谈耳。于二月初旬归还{返}长春。
一九三五年五月某日，忽接国务院通知各部大臣于五月十九日午后八时到总务长官官邸会议，届时齐集均不知何事。不多时每人单独被召至一室，只见有参议府议长兼军政部大臣张景惠及总务长官长冈隆一郎二人在座，遂由张景惠宣示某人转任某职，均系每人单独面告，并未当众宣布。至此始知是内阁改组，张景惠为第二任国务总理，旧阁员只有司法部大臣一人留任，其余均转任他职。继任阁员亦是同样单独告知，事先毫无接洽，亦未征求个人同意，骤然宣布，言已决定不能变更云云。至于改组动机，改组原因，以及旧阁员辞职手续均未言及。散会归来则见住宅内外有制服者有便衣者五六人出入，乃系日本宪兵驻守。次日上午新旧任阁员均到宫内行亲任式，出门时即有制服武装日本宪兵同车随行。亲任式毕归宅下车后，所有制服者便服者均消踪隐迹而自行撤退矣。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一阁员之进退尚如此严重监视，盖唯恐我等中有策动者耳。
此次改组余被任命为参议府议长。
参议府之组织由参议及秘书局而成。参议无定额，由参议中任命议长副议长各一人。八一五以前共有参议十一人，计：中国人参议六人(内一人为议长)，蒙古籍者一人，朝鲜人参议一人，日本人参议四人(内一人为副议长桥本虎之助)。秘书局长为日本人，局员日本人占十分之八。
参议府之性质。参议府直隶于伪满皇帝，为皇帝之咨询机关。所有各项法令由政府主管机关立案，经过国务院会议通过后送呈皇帝，由皇帝咨询参议府审议，参议府受到咨询时以合议制性质开会审议。参议府之会议分为：
定例会议，普通案件每周开会一次;
临时会议，遇有紧急案件则开临时会议;
御前会议，遇有特别重要案件由皇帝亲自出席开御前会议。
每次会议由政府国务总理大臣、总务长官、主管部大臣，及经手责任者出席说明案情并质问应答，经各参议审议讨论通过后送呈皇帝裁可，以敕令公布之。
参议府无命令权，无对外责任，无所属机关，府内一切事务由秘书局长负责办理。
伪满之法令政令照章应由各主管机关立案，提出国务院会议通过方合手续。实际则不然，凡应提出之重要案件，均须先经过总务长官、总务厅次长、各处长、各部次长及有关责任司长等日本人，并有日本军部第四科人参加单独会议，名为火曜会议，每周一次。此会议中国人绝对不得参加。经火曜会议决定后方能提出国务院会议，这种提出文件经咨询到参议府会议时，参议有提出咨问或意见时，日本人不曰既定方针，即曰国策如斯，再则曰军方之指定或授意等等之答复，不得已而原案通过者屡矣。我在参议府十年余，经过案件不下数千百件，就没有否决过一个案。所谓参议府会议不过徒具形式耳。
伪满成立伊始，一切公文即用中日两国文字，及帝制实施后新学制公布时，竟公然将日本文列为伪满洲国文，日本语为伪满洲国语。总务长官并声言满日两国文语均为满洲国的正式国文国语，凡公布法令及各机关往复公文均以日文为主，满文次之。
各级学校亦均偏重于日本文语之教授，每星期有十二次之多，约占全课程之三分之一;大学则多用日本文语教授，所用口令、仪式、礼节纯系日本式。
新学制竟废止初中、高中制度，改为国民高等四年毕业，程度极低，国民高等毕业后投考国内外大学均感程度不足。名为趋重实务教育，实则不过多加勤劳奉仕耳。
各大学之程度亦极低下，毕业后充中学教员深感程度不足，至高等文官之考试及格者更少，似此则中国人之为高等文官者益少，不得已只能充委任官吏。
缩短年限，低其程度，使一般青年不得深造求学，前途受种种压制，日人在伪满实行奴化教育之阴谋莫此为甚。
伪满自帝制实施后，屡将中央及地方机构大事其改革，其中以一九三七年之改革为尤甚。计：
将民政部缩小改为民生部，取消地方司另设内务局，将外交部取消改为外务局，均直隶于国务院，为该院之外局。内政外交事权均集中于国务院。
军政部改为治安部，将警务司拨入该部，将军警之全部事权集中于一部，担负治安之责。
实业部改为产业部，扩大其组织，扩充开拓机构，将开拓司改为开拓总局，以庞大之预算办理日本大量移民事宜。
取消文教部改归民生部内为一学务司。文教部原成立较晚，今又将部取消，其忽视教育之重要性，频为变更，于教育前途之恶影响甚大。
财政部改为经济部，扩大其组织。
土地局改为地籍整理局，直隶于国务院，为该院之外局。
随此次之改革，特将各部之总务司长改为各该部之次长，各省总务厅长改为省次长，各县之参事官改为副县长。以上均系日系职员。以国务院总务长官为首，俨然成一直接指挥监督之命令统系。
一九四O年将内务局又改为地方处。内务局原为国务院之外局，此次改为总务厅内之一处，内务行政之事权又集中于总务长官之下。
将产业部改为兴农部，名为发展农业，实则为搜括民间粮谷出荷。原产业部之工商各部门均拨归经济部，而经济部又大为扩充。
一九四二年又将外交部恢复。
一九四三年恢复文教部。该部屡废屡复，其对于教育之不重视毫无疑义。
治安部又改为军事部，将军事部内之警务司改为警务总局，明文规定以该局长直隶于总务长官之下。全国警察权又均集中于总务长官矣。
因历次之改革，有关法令亦不得不随之修改，每改一次则总务厅之组织大为扩充。事权则益形扩大，所谓大总务厅制更为加强。此外在省县又大事扩充其科之组织，增大科长之权限，名为大科长制，盖省县之重要科其科长多为日本人占据。各省县机构之改革更为频繁。中央及省县机构历年改革不已，其用意专为扩充日本人之权限无疑。伪满初成立时，因无专用法令而援用中华民国之旧法令，凡与日本人之侵略政策不相抵触者皆援用之。以后由日本招来法律专门人，分任编纂伪满各种法令。例如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会社法、亲属继承法等及其他各项法令多种，逐年陆续产出公布施行。施行后则屡屡修改。其内容纯系日本法令之脱胎拿到伪满来使用，日本法令每有修改，则伪满法令亦必随之急为修改，期其一致，其用意之阴险可知。
曾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下旬，为华满日三方面共同宣言签字事，余奉伪满皇帝特派为全权代表赴南京，首席随员为外交部次长日人三浦武美，其余中日人共七八人，均系外交部职员，并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派之参谋山田少佐同行。于十月三十日在南京与伪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驻南京日本大使阿部信行大将共同签订三国共同宣言。其宣言内容大致为：1.三国互惠;2.经济提携;3.共同防共。此项宣言，系华满两外交部及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事先在南京开预备会议所决定之原案。在南京逗留期间与汪、阿部及驻南京日本总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大将、海军司令官岛田大将等互为宾主，酬酌数日，于十一月四日回长春复命。
曾于一九四二年，因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大将曾一度来访伪满，余奉派为答礼专使，首席随员为参议府参议朝鲜人清源范益，其余有国务院、参议府中日人职员共约十人，于七月上旬一同赴朝鲜京城与小矶总督会见。在京城与小矶及朝鲜军司令官板垣大将等互为宾主酬酌数日，并参观各处外曾赴仁川参观筑港，共逗留四日间归还长春复命。{下略}
119—2—1135，4，11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18-06-30 18: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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