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张焕相①笔供(1954年9月15日)
一八八O年夏历三月二十二日生于抚顺县营盘村新屯。
一八八五年夏历正月起在家请先生教读。
一九O六年入振武学校,一九0八年七月毕业。
一九O八年十月入近卫师团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第七中队。
一九O九年十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一九一一年五月优等毕业归国,同年七月派充陆军第二混成协差遣员,到差无事,归里轮班训练乡团,共五百人。
一九一二年二月族弟张榕被张作霖派人诱杀,因我有革命嫌疑,全家避往东京。同年六月赵尔巽电召回国,七月委我为东三省军事筹备处总务科二等科员,八月又改充编制科二等科员,十月派我以奉天都督府中校参谋资格代表赵尔巽参加武昌国庆典礼,同月改编为预警科长,十一月张锡銮充任东三省镇安上将军,委我充任上将军行署中校参谋,补授陆军步兵中校,兼预警课课长,并筹划蒙边防务。
一九一三年夏以预警课长资格,兼有筹划边防功,补授陆军步兵上校,仍在原职充差,派我收复本溪。
一九一四年一月中央以收复本溪功特授陆军少将,改委军事顾问。
同年夏,随张锡銮访问大连。秋,张锡銮调任两湖巡阅使,我跟从入关,张锡銮未能赴任,我到陆军部报到,总长王士珍令我稍候,即行安置,我归家筹措旅费。
一九一五年春任盛武将军行署顾问,考察吏治。同年夏委任奉天全省渔业商船保护总局局长,检查没收日人私盐及举办各事务,因功,中央授予四等嘉禾章。
一九一七年冬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署参谋长,平定江省军潮,剿抚蒙匪七千余人,阵获日寇大尉入江种矩一名,搜出满蒙计划书,因功授予二等文虎章、三等嘉禾章。
一九一八年春兼充黑龙江省中东铁路一带临时警备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满洲里,解除谢米诺夫军械,慰劳红军战士,优礼红军总司令。日寇由满洲里出兵,乘势报复,互相枪杀各三人,我总部不为所动,得免丧权辱国,中央两次传令嘉奖。兼任江省国防筹办处处长,并兼省公署参议。
一九一九年中央录满洲里警备功,特交国务院存记,储为国用,特授勋五位。
同年八月鲍贵卿令我领第十九混成旅进入吉林,任命我第十九混成旅旅长,兼充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代行总司令,兼哈长司令。
一九二0年春依据中东铁路合同大纲实行护路,遣送旧俄军。
一九二一年兼长绥司令。
一九二二年兼俄侨工厂总办,兼滨江镇守使,兼戒严司令。
一九二三年改第十九混成旅为第十八混成旅,归张作霖直辖,任我兼旅长兼地亩管理局局长。
一九二四年地亩管理事件,得到谅解。
一九二五年兼戒严总司令,停车事件得到和平解决。
一九二六年张作相对张作霖密告我阴谋独立,解除我一切军职,我仅特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兼地亩管理局局长,兼高等警官学校校长,兼俄侨工厂总办,禁止了行使日寇金票。
一九二七年整理了市政、教育管理权,平定了教育风潮。{中略}
同年授一等文虎章、一等嘉禾章、二等宝光嘉禾章。
一九二八年冬改任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
一九二九年夏检阅锦热一带军队,兼任司令长官公署军令厅厅长。
一九三O年春改任东北航空军司令部代行政司令。
一九三一年九月会同兵工厂总办米春霖、捷克工厂代表赴北京,“九一八”事变,滞留北京,此后经历详于笔供自述罪状内。
家庭成份:地主。个人成份:官吏。
笔供自述的一切罪状
一九三一年九月八日,因为东北航空军司令部与捷克工厂代表商定了制造飞机合同,并且拟将把飞机工厂附设在兵工厂内,遂会同兵工厂总办米春霖、捷克工厂代表同车往北京见张学良,商量领款、设厂,不但得不到决议,反而每天领我往南苑参观英、美、法等国各种飞机表演技能,互相比较,“九一八”事变突发,因而滞留北京。{中略}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在北京的东北第一级各人员,齐集协和医院的客室内,在张学良主持下,研求东北的对策。我说东北是我们的家,我们应当认为这个事件是地方临时发生的事件,从速由我们想法解决,不可把事件扩大,推到中央主张,演成国际问题。张学良、王树翰、王树常、陈兴亚、邢士廉等均主张不负责任,把事件推给中央方面,问题越扩大越好,这是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所坚持的对策。
张学良仍令我担任代行东北航空军令部正司令,设司令部,收容东北航空各人员。经三月之久,航空员报到者十分之九以上,职员如数到齐,买好。临动身的头一天,接到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的任命状,当时全家庆幸,我不顾全家的愿望,给何应钦去信,将委任状封还,毅然决然上船回东北。
当下船早晨,托船长发电致伪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并求他转达郑孝胥。去电内容是,全家归返故乡,安居乐业,遇有机缘,再行赴京领教。
下船时,被日寇便衣宪兵领到大连大和旅馆住,加以监视。
{中略}
这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夏历五月五日)的事。
到大连第三天,未接受日寇宪兵队长晚间约会,全家族赴沈阳。在沈阳站,被同车的便衣宪兵一名及站上宪兵等把全家族送至大东边门外兵工厂路南宪兵分队部。队长准尉阶级,将我及家族等拘留在楼上小屋内。到第三天,日寇沈阳宪兵队长增田少佐前来谈话一次。我妻次日回新屯家。当天回来,她说有一宪兵军曹(中士)跟同往返,乡里人对她极亲热,对于拘留也颇关心。第六天分队长来说,想要回家须得关东军谅解,我遂电日寇关东军参谋长小矶。电文内容是:来时未行接洽,致生误会,请谅解。当晚遂有日寇便衣宪兵一名与我同往长春,次早下车,即往宪兵司令部,待至傍晚,原同来的便衣宪兵同我到日升栈,明早送至伪满军政部,由王静修伪次长代理伪军政部总长见我,说开军法会审,我不接受,经过许久,他又说:军法会审不开了,得在誓约书上签字,我看誓约书是印成的,第一条,誓为满洲国人民,忠于满洲国,服从满洲国一切法令;第二条,所有一切财产开单呈报,任凭满洲国政府处理。我遂在誓约书上署了名。这是我投降日寇的罪行,造成了铁案。
当午王静修同我见伪军政部最高顾问日寇多田俊少将,他说很欢迎我回来,后又送我到日寇关东军司令部,通过冈村副参谋长见到小矶参谋长,他留我在长春住几天。我说急欲回家,他也没强留,我遂于午后回沈阳住一夜,即归新屯家,到营盘站有日寇守备队四名押送,到家有伪满警察四人常住。
这是我由大连到沈阳转长春,经过两星期,造成背叛祖国投降日寇的滔天罪行。在成立誓约书后,才得到放归乡里,开始了田家生活。{中略}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伪满洲国改行帝制,溥仪即伪皇帝位,沈海路局号召沿路村民举出代表,赴京参加大典,人数越多越好。营盘全村共举代表十数人前往参加(我没去),往返路费七百余元均是我备,因为未经过地方的政军警许可,竟谓是我的独断专行,事后受到一次调查,确有路局的号召,幸未造成侵越职权的问题。
我的用意,我是在伪大同二年夏回来的,当时伪满是执政制度,突然改为帝制,日寇对于我的态度与行动一定暗中注意,我遂力行拥护和响应路局的号召,表示欢欣鼓舞,可以消除日寇的疑虑。又于元宵节集合各村屯太平歌庆贺,自我备给赠款和食品,每年成为惯例。
这是我对于伪满改变帝制作初步的安排,造成了拥护帝制出卖民族平等自由,推行日寇侵略政策的罪行。同年,我得到“帝出乎震”纪念章。
一九三四年夏,东北抗日部队进入营盘村一次,因距离省县城市太近,交通便利,当日即行撤去东边,新屯人民都眼看部队渡河。
抚顺县伪官吏来营盘村会议,提倡废除新屯,归并于营盘街里,或高丽营子村内。参加会议各人均未表示同意,遂未实行。驻抚顺县城日寇守备队长相原少佐来营盘两次,均到家视察,清原县日寇守备队长中岛大尉来我家访问,拿去我的小莹石一块,所有招待费均我自备。{中略}
伪军政部发还我一切财产,仍归自行管理的文件。
抚顺县伪协和会聘我为县协和会顾问,曾到会列席一次,恰遇韦焕章代表伪奉天省长出席,日期忘记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抚顺县日寇*路守备队长领队到新屯,声言从新屯以东实行归屯,凡在山沟分散居住的各户均得焚毁,驱逐归入大堡。新屯上沟十余户再三请求,始行宽限三日,允许自行迁移,他带兵东去,对于山沟散户孤家任意焚烧,我帮助上沟各户筹备地址、人力、车工、材料,迅速搬移修盖,以免日寇借口。
这是我对于屯人施以小惠,实际推行日寇归屯的扰害农村的罪行。
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伪宫内府侍从武官金卓少将路过营盘,到家访问吃午饭,他说有起用当军政大臣消息,这是里边的意思。我说军政讲阶级服从,须是满洲国陆军上将资格,还得掌握实权,不然的话,像拿着半截刀一样,能当什么。他是同区下章党村人,所以我不客气的说,饭后他辞去,嗣后无消息。
同年八月左右,接到伪军政部大臣于琛澂来信说,他不日出京,视察沈海路沿线军队,顺便要到我家访问。嗣后,他到南杂木站,由营盘站转来电话说,因为行车关系,希望在营盘站见面。我回话说,我现在有点小病,步行上营盘站时间上恐来不及。就这样彼此未能见面。
这是我自高声价的恶习。
同年十月,张景惠巡视地方情况路过营盘站,抚顺县伪县长赵仲达从营盘站来电话,令我到站迎接。我说,离站八里远的村民,可以不必到站。他说,你不是普通的村民,经过辩论和别人的劝告,终于决心出迎,与张景惠相见,他邀我同车到长春,我因为来时仓卒,没有准备,遂在前甸子车站下车,待换东去车归家。当下车时张景惠坚决的阻拦,约定了来信即去,再三嘱咐,始允下车。{中略}
同年{一九三六}十二月六日,得到了张景惠邀我到长春的信,全家如得了生路,并且去掉了全村的灾害一样。我如期到长春(即十日晚)有伪简任秘书官吕宜文、伪荐任秘书官日寇松本益雄在站招待,住松屋旅馆。十一日午间,张景惠在伪中央银行俱乐部设席招待,向日寇关东军第四课长的少佐参谋介绍,我答以在朝在野同是做满洲国人民的事业,为政府服务等语。
这是我被日寇阴险手段吓倒,顾惜生命,表示甘心为日寇做走狗的可耻可鄙的罪行。自我在家中务农时,抚顺县伪警察局日寇指导官借口搜索民枪,用伪币三百元买收我最精良的猎枪两挺。我又应抚顺县伪公署号召,以村民资格,参加在伪县署举行的建国庆祝会一次。
一九三七年一月,伪满国务院委任我为伪国务院嘱托,简任待遇,月薪每月伪币五百元。指定在伪总理的伪秘书官室办公,没有指定担任何项职务。
同年二月,同伪军政部最高顾问日寇陆军少将佐佐木到一往东边一带,抚慰归并村屯受到灾害的农民,到处由我说些你们的灾害都是匪人造成的,现在匪患肃清,你们可以安居乐业,得到太平日子过,政府很是关心你们,派我来看看你们,并且转达政府意思,一定要妥善的救济你们,安置你们,你们要听信我的话,并把我的话转告给别人等语。给小孩每人一角钱。同佐佐木到一所讲话的地方有通化、临江、抚松、长白等县。又同在通化的东边筹办处处长吕宜文到柳河县视察,当日回通化。又在吕宜文所召集的东边一带各伪县长会议出席讲话一次,也是和对于难民所说的话内容相同。
我曾见到通化县城周围聚集无家可归的灾民不下四五千人,冻饥困苦,目不忍睹,如统计东边各县受难村民,当不下数十万人,我并不能拍拍良心,回到伪国务院向当权者激烈为灾民请命,作彻底善后办法,仅作出几条建议,敷衍了事。
我对于东边视察情形所作的建议:一、由辑安通北鲜建筑江桥,以便东北与朝鲜人、物的交通,打破鸭绿江的界限。二、难民自有土地者,可以帮助安家集居,加强保卫力量,以防匪患;无土地者或愿往吉、江开垦者,可以资助旅费及安家费,拨给荒地,各户集团居住,遂其志愿,一劳永逸;东边一带剩余土地,可以许给北鲜人民耕种,与本国人一样担负捐税,北鲜余下的土地,可由无地日人耕种。如此移动,天时上、地利上、习惯及认识上,不至于有很大的差别改变,较为相当。三、东边一带矿产丰富,山林出产亦多,对于矿产应极力开采,对于林产应注意经营,作为工业农业发展地区。四、加强警察实力,掌握人民动态,保持地方治安。五、整顿交通,对于乡间道路应更加认真修理,以便各县村的交通。六、通化是东边重要地点,应于通化设省公署,改任东边办事处长为省长,执行以上的政策。七、在东边一带治安未恢复期间,应在通化省城驻屯相当兵力,以安人心。以上是建议的要点,词句和次序不能一样,然大意如此。
再建议由国境通北鲜修一条铁路,但关于路线通过地方及连结地点,我忘记了,所以没能具体写。可以就我以上的建议,见到我自以为是,与人不同的恶质。
同年春,我代表张景惠赴大连,参加南满铁路局成立三十五周年纪会礼式致祝词,由大村副总裁主持,没有深远的意义,对我没注意到相当待遇,忘记了在往朝鲜的前后。
同年三月,张景惠访问日寇朝鲜总督南次郎,有伪国务院总务次长日寇神吉常吉、宫胁伪情报处长、松本益雄伪秘书官、平山伪庶务科长和我充当随员,外有新闻记者。到汉城住京城大和旅馆。我想决不是普通访问,必有机密重要的商谈,张景惠与日寇神吉常吉和宫胁处长三人行动诡秘,可以肯定他们有重要事件,在宴会席上讲话不过强调说进一步加强满鲜的亲密,没有什么具体的话。经过三天即离汉城,当南次郎到旅馆送张景惠时,在楼上与张景惠谈话后,同张景惠到楼下大厅向全体随员周旋,他才认识了我。南次郎惊讶的说,你并不老,早就知道你的姓名,在哈尔滨参观文庙时,说是你修的,真是针对赤化的政策,是东北的遗贤,我主张找你出来,他们说你不肯,这回好了,你可以帮助总理做事,你们不是老朋友吗。我才知道找我出来与他有关系。
{中略}
四月间,由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参与,改充伪中央本部委员,这都是伪总理室荐任秘书官日寇松本益雄拿报纸给我看的。不久,又改充伪中央本部企划部部长,于我到伪部当天,派我往黑龙江省出席伪省协和会本部会议,代表伪中央本部长致训词,尚未准备妥当,伪国务院秘书处长日寇松木侠来通知我不许远行,等待特任式,在两日后,五月一日举行。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特任我伪司法部大臣,当日到伪部接事,与冯涵清在大厅彼此讲了交接的话,事毕,我就以统治者故态,高坐在伪司法部,开始运动了杀害人民的工具。我略举在伪司法部所做的罪行:
一、司法行政上法令的运动。推行了前颁的伪叛徒惩治法等法令,惨害了上千上万的爱国志士、革命分子。推行了产业统治法,断送工业原料及经营产物实权。改修了商工公会组织法,集中工商产品,使日寇在垄断贸易措施上,得到有利条件。
发令施行了文官令,可以随日寇的爱憎,任意升降赏罚。日寇的人事部门掌握这个制约人才的武器。发令行使了治安维持法,使广泛人民不得自由,并可借端搜集工农劳动分子,发往工地,迫使惨苦工作。发令行使了婚姻法,发挥宗法余毒,巩固不自由订婚制度,以致男女不平衡的发展,妇女多被歧视,女子未能脱掉枷锁。发令行使了经济维持法,使日寇掌握了全东北的金融命脉。发令行使了征兵法,搜集全东北适龄青年,准备供给日寇侵略战争的炮灰。发令行使了刑事法、刑事诉讼法,包括各种命案的判决,也就是完备了各种杀人的工具,可以作日寇侵略政策上扫除障碍万能的利器。发令行使了监狱法,主张发展工作生产,严肃管理,加深
了人民的灾害。发令行使了国境保安法,封锁了国境出入,边界居民失掉自由,遭到灾害,加强了当地伪警察的残暴。以上是我推行和发令行使害民利敌的伪法令罪行之一端。
二、执法的推动。每年召开一次伪司法会议,指示施行法令的方针,防赤化,正思想,查间谍,检举经济犯等等,列在经常重要工作,逐次严厉。至于其他各犯,法令俱在,不许少宽,因而受害者年年增加,在我任内不下数万人。
每次视察法院、检察厅,训诫各职员认真执法,务求各法令均能在现时情势要求下,适当的发生效用。
到处视察监狱,训诫各职员务要遵守监狱法,争取好成绩,按照犯人案情不同的本质,加以严正管理。
伪司法部以前有法政学校,以后有中央职员训练所,充实各院、厅职员力量,发挥运用法令的机能。伪司法行政权,即是促使法界人员积极性,实现伪法令活动与作用的原素。以上是我推动执法机构,造成殃民的罪行。
三、政权的行使。创立法院巡回裁判制和调停制,到处扰民。可见伪法令的威胁压迫无微不至。增设监狱,分类作工,务求自给自足,不顾疾苦冻饥。
这是我布满陷阱,民不聊生的罪行。
四、举出杀人实例,不拘何类案情,在何级法院判死刑者,均呈报伪大臣批阅。
例如三肇事件,是从一九四O年十月起着手检举,一九四一年二月结束,一九四一年四月我根据汇报发出布告,处死刑者七十多人,共受到刑事处分者不下一百七十多人。
又如热河大检举案件,受到刑事处分者竟有九百人之多,其他类似三肇及热河事件,同样的根据汇报发出布告,当是不可胜数,约计被害的爱国志士、革命部队以及良善人民,当不下数万人。这是我杀人的实例。
五、职外活动,每年慰问军警和病院,奖励了杀害人民的凶手,慰问张鼓峰,鼓舞了日寇战争。
代表东北人民参加日寇建国二千六百年祭典,侮辱了我中国民族独立传统的精神。任伪大臣数月后,修筑新屯神社,表示亲日。当年冬又往日本视察,晋谒日寇裕仁,实现来朝体制,甘居附庸国地位,这是我放弃本职,做日寇所不能做的可耻罪行。
一九四二年秋,调任伪参议府参议,我又以五年半伪大臣资格,进入伪法令议决的机关。检举我在伪参议任内所做的罪行:
一、伪法令的决议:议决了总动员法,搜集全东北人力物力、生命财产,扫数贡献于日寇利用;议决了人口疏散的措施,用意减少城内物品支配,肃清必要注意的知识分子和搜捕无业者,供作苦力使用;议决了思想矫正法,用意在摧残一般有志青年,使他甘受奴化教育,借口思想不良,集中于矫正院,任意残害,并可用劳动改造名义,发往工地劳动,以补助劳力不足;议决了七·一五停价令,使存品价格,因通货膨涨,商家存货多者受到莫大的损失,更便利日寇用低价掠夺一切商品和资料;议决了勤奉法,包括各机关人员勤劳奉仕,并扩大学生勤劳的年限;设立勤劳部,专管劳动力征发和分配,作日寇搜索劳力的工具。
这是我议决主要伪法令,举出东北的所有力量,支持日寇垂死挣扎的罪行。
二、职外的活动
一九四二年秋,日寇大东亚同盟总裁大岛直在东京召开大东亚同盟大会,应邀者有伪满洲国、华北伪政权、华南伪政权、蒙古伪政权。我代表伪满政府参加会议的讲席和听众会场的讲话各一次,宣传伪满建设的伟大成就,更进一步力求各友邦团结一致,坚固大东亚核心,完成大东亚圣战。支持了日寇侵略东亚,奴化民族的罪行。
一九四二年冬,汪逆政权宣传部长林逆柏生召开日满华联欢讲演,由伪协和会指定我为讲师在南京讲演,派王子衡在上海、曲秉善在苏州,皆以讲师资格讲演。{中略}
一九四五年八月,红军与我们人民军联合作战进入东北,伪满政府迁避临江、通化一带,于镜涛等在长春留守。“八一五”日寇无条件降伏,伪满灭亡。张景惠要求回到长春,召集各伪特任官组织自治维持会,自任为委员长,各现任伪大臣为常务委员,执行其原有职权,其余各伪特任官都为当然委员,并以日寇武部六藏为最高顾问,王贤*、古海忠之由他安排,指定刘德权为秘书,当即分电各地方成立委员会,并电报中央。我当场注意他们说,一切行动须请红军司令部许可,他们不理,我从此以后再没参加。
{下略}
①张焕相,1880年生,辽宁抚顺县人。1911年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东三省军事筹备处科员、科长,步兵上校,少将咨议,渔业局局长,黑龙江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黑龙江国防筹备处处长,陆军第十九混成旅旅长,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长绥司令,俄侨工厂总办,东省特别区地亩局局长,滨江镇守使,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陆军中将,军令厅厅长代行东北航空正司令,河北绥靖公署上将军事委员等职。1937年1月充任伪满国务院嘱托、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企划部长、司法部大臣、参议府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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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18-07-01 17: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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