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罗振邦笔供(1954年10月27日)
2018-07-01 17:12:43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二十四 罗振邦笔供(1954年10月27日)
我一八九五年六月生于奉天省海城县。家庭成分官僚地主，个人成分伪官吏。同年冬我父母带我迁移到海龙县，一九O四年入私塾读书，一九O八年入海龙县立小学校，一九一一年入海龙县中学校，一九一五年毕业，同年七月任海龙县朝阳镇小学校教员。一九一七年由海龙县考送日本留学，同年四月到日本东京，入东亚预备学校。一九一八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学五年，一九二三年三月毕业。
回国后，在一九二三年五月任奉天省视学，同年九月调任奉天市政公所教育课长，一九二七年三月任东三省交涉总署政务处长，同年十月调任沈海铁路局总务处长。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调任吉林省交涉署第二科长，一九三O年九月任吉长铁路局秘书兼稽核课长。“九一八”事变被日寇强迫离职。
事变当时我在北京，为了敦图铁路连轨问题，我随郭浚忱吉长铁路局长到北京向张学良请示办法，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所谓敦图铁路连轨问题，是日本在一九三O年向吉林省督军张作相要求，把吉敦铁路(吉林—敦化)延长到朝鲜国境，和图们车站接轨连运。如果实现，日本如发动对东北侵略军事行动时候，就添了一条军事运输线路，并且是距离东三省北部最近的路线，特别有战略上的价值，在平时又是南满铁路的培养线。张作相当时推说须向奉天张学良请示，吉林省不能自己作主。而张学良又推说，关于外交问题统由中央办理，自己不能主张。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并无结果。这时日本又想出利诱的办法，向张作相提出交换条件，说如果允许连轨，日本愿将过去的吉长、吉敦、四洮各路的日本借款的利息减低。这时吉林督军张作相就亲自到奉天和张学良研究办法，认为日本既然提出交换条件，就不应一味拒绝，无妨允许加以讨论研究，然后再请中央决定。遂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令吉长吉敦铁路局长郭浚忱、吉海铁路局总办李铭书、四洮铁路局长何某、洮昂铁路局长万国宾等为委员，在奉天东北交通委员会指导下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日本的提案，并作出对案。同时日本方面也派满铁的河村理事为代表驻奉天，准备随时和委员会联络。委员会设在奉天京奉铁路车站楼上，每星期开会一次，共开会十余次，遂做成三条对案：(一)吉长、吉敦、四洮各铁路的借款利息减低为三厘;(二)过去由满铁包修的吉敦铁路工程不合格的地方，应由满铁给重新翻修;(三)敦图路借款利息定为千分之三，由该路营业盈余逐年偿还。在同年八月末，郭局长携带这个对案到北京，向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和张学良报告，我也随行。到北京后一直候等了二十余日也没见到张学良，遂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在廿三日郭局长叫我回长春路局看看情形，把他在长春交通银行的存款给他汇往北京，并叫他的家眷也去北京。我在九月廿五日到长春，听局内职员说，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日本宪兵到铁路局，把所有中国人的成员一律驱逐出路局，并宣布以后中国人成员不用再到路局办公，从此吉长、吉敦两铁路就完全被日寇占领了。以后我接到郭局长由北京来信，告诉我暂时不必再去北京，到奉天吉长铁路局办公处暂住，调查事变后的情形，随时写信报告给他。那时候奉天由日寇土肥原贤二任市长，由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使下，袁金凯成立了治安维持会，于冲汉成立了自治指导部，由这两个机关暂时代行省政;日本宪兵在城里设立了分队，把奉天省的军政要人都逮捕监禁，奉天市完全成了日本军的占领区。在十月上旬，治安维持会任丁鉴修为沈海铁路保安维持会总办，他叫我当保安维持会总务处长。到局后遂召集沈海铁路局所有职员回局办公，遂在十一月初恢复了沈吉的通车。但不久就由满铁派来顾问十余人，局长室各处都设顾问一二人，一切局务都得经顾问同意才能进行，因此一般局员都非常灰心，我也因为和顾问意见不合，遂在十二月中旬托病辞职，我到沈海路当处长，是由丁鉴修委派的，而丁鉴修是治安维持会任命的，也就是日寇委派的，所以我当处长就是投降日寇，恢复交通就是为了日寇侵略东北的方便，这都是我的罪恶。
我和丁鉴修的关系：丁鉴修曾在奉天省当过科长，以后任弓长岭铁矿总办，交涉署长是督办，我在东三省交涉署当处长时候，他常到署里来，所以成了朋友。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伪立法院长赵欣伯为了成立立法院，求我帮忙替他监督修理房屋置买家俱，约一月余，待四月间伪立法院宣布成立时候，他想叫我当纪录处长，我当时嫌位置小没就，但是我帮他成立伪立法院，也就是参加了建立伪组织的工作，投降日寇，这就是我的罪恶。
我和赵欣伯的关系：在一九二七年赵欣伯任奉天省公署的顾问，当时奉天省拟收回日本的治外法权，叫赵欣伯负责和日本接洽，赵欣伯遂设立了一个法学研究会，他自己任会长，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在一九二七年五月，由法学研究会邀请日本法学家来奉天讲演，在筹备讲演会时候，赵欣伯请求奉天交涉署派人协助办理，当时奉天交涉署高署长遂派我去帮忙，因此我和赵欣伯认识，遂成了朋友。
我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下旬，由长春去吉林见熙洽，当时他就委我为吉林省公署秘书处长，主要的事务是给他当翻译，从此以后就正式参加了伪组织，作了伪官吏，成了背叛祖国出卖人民利益的汉奸，侵略者日寇帮凶和爪牙了。
那时候熙洽兼任伪财政部总长，每星期到长春住三四日，我也随同到长春办公。当时伪财政部里职员和熙洽接洽公事时候也由我作翻译，我遂和伪总务司长星野直树、税务司长源田松三等认识，这就是我又参加了种种残酷剥削东北人民的财政政策的推行，这也是我的罪恶。
我和熙洽的关系：我在一九二八年曾任吉林交涉署第二科长，那时候熙洽任吉林督军署参谋长，时常见面，因而认识。因为阶级的关系，虽然不算朋友，可是彼此很熟，所以我才在一九三二年到吉林去见他，他知道我的日语好一点，所以就委我为吉林省公署秘书处长，给他当日文翻译。
在一九三四年(伪康德元年)一月，伪满改称帝国，溥仪改称伪皇帝后，为了向日本裕仁天皇表示谢意，遂派郑孝胥、熙洽为赴日修聘特使，星野直树为首席随员，郑禹、赵汝梅和我为随员，古海忠之为庶务。在同年三月三十一日由长春出发，四月三日到达日本东京，正式访问为一星期，首先谒见了日本天皇和皇后，参拜了明治神宫、靖国神社，访问了各部大臣、贵族院院长近卫文麿、参谋总长娴院宫、秩父宫、军令部长伏见宫等人。在正式访问完了以后，熙洽在东京又住了十天，对日本的政府当局又作了一次私人的访问。他首先拜访了总理大臣斋藤子爵，见面时除了照例寒暄外，熙洽说伪满虽然建国不过三年，由于日本的大力援助，地方治安已经恢复，国家的基础已日趋稳固，财政根基业已确立，东北的人心也都拥护伪皇帝溥仪。满洲国现有陆军三十万，如果日本政府对装备武器能够给以援助，他愿意指挥这些军队进攻华北，先占领北京，然后就把溥仪迁到北京，以北京为伪满首都，然后再以北京为根据地进攻黄河以北，再逐渐进入华南而统一中国，那时候和现在一样一切都和日本合作，所有日本的人口问题、工业原料问题都可以解决了，现在伪满的军界首领也和他有同样的愿望等等。熙洽说完了这段话以后，斋藤总理大臣答说，你的意见很好，不过满洲建国不过三年，内部还没有十分稳固，向华北进出时期尚早，再过一二年看情形再说好了。其次他拜访植田谦吉参谋副长，所谈也
和向斋藤说的一样。但是植田对他的意见根本没有答复，也没有任何表示，只谈了一些敷衍的话。其次熙洽又拜访了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他谈话的内容也都一样。荒木答复说，我希望阁下认清满洲国是由中日人民共同建立的新国家，并不是满清的复辟，你方才所说的意见是很好的，不过进出华北是与日本国策有关系的重大问题，不是我个人能随便答复的，等将来详细研究研究再谈好啦。其次又拜访了近卫文麿公爵，谈话的内容也和以上一样。近卫文麿答说，你的意见很好，不过满洲国如果向华北进展，是个重大的问题，与国际有关系的，不是简单的问题，等将来看一看国际的情形再说罢。其次他又拜访了内务大臣平治骐三郎、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真崎大将、芳泽大使等，都只作了一些普通的应酬谈话，对于以上的问题根本没谈。在回伪满的途中又访问了朝鲜总督宇垣诚一，熙洽又把他的向华北进出的意见向宇垣谈了一遍，当时宇垣认为熙洽这个计划很好，表示很赞成，并且说他几天就要回东京，有机会他一定和政府当局详细研究研究，结果如何以后以书信连络(但日后宇垣并没有给熙洽来信)。四月遂回归长春。关于熙洽这种行为，完全是勾引日寇颠覆祖国，出卖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阴谋，幸而日寇没有同意熙洽这个建议，倘若当时同意，不但华北三千万人民早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就得遭到日寇的铁蹄蹂躏，日寇的侵略战火早就漫延到全中国也未可知，至少卢沟桥事变也是由于熙洽这个提议给播下了种子。我当时完全失掉了中国人的立场，给他当翻译，帮助他卖国，所以我认为我也是和熙洽一样，犯了出卖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重罪，实在是重大的罪行，死有余辜，我真诚地向人民低头认罪。
熙洽由日本回来后，因为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尤其是荒木贞夫明白地告诉他说伪满不是满清的复辟，他就非常失望，因此他就处处表示消极，而日寇关东军方面对熙洽这种复辟思想加以攻击，就在同年十二月把他调任伪宫内府大臣，限制他的政治活动，吉林省长由秘书长李铭书接任，我被提升为吉林省实业厅长。伪吉林省实业厅原来有总务、农务、矿务、商工四科，由伪康德二年一月改为两科，取消了总务、矿务两科，只有农务、商工两科。农务科主管全省农业行政，并直接管理吉林省城农业试验场、各县的农业试验场以及庶务文书的事务。商工科掌管全省商工行政及各县商务会工务会的事务，并直接管理省立实业工厂(内分木工、地毡、吕宋烟三科)、省立旗务工厂(内分木工、铁工两科)，所有林矿行政都收归实业部直接办理了。
在一九三六年(伪康德三年)吉林省实行省政三年计划，关于实业方面采取了大力发展政策：
(一)由各县农务会组织农业复兴委员会，复兴地方农业，并奖励开垦二荒地;
(二)实行农民春耕贷款，接济贫困农民，春借秋还利息六厘;
(三)奖励多种大豆，品种以小金黄和大白眉为主;
(四)令各县农业试验场试验推广改良大豆和水稻的品种;
(五)实行工商贷款，以帮助地方商工业的复兴;
(六)定每年农历清明为植树节，由地方首长率领各机关团体学校在都市附近的荒山实行植树造林，同时并奖励农村造林。
在一九三五年(伪康德二年)实行义仓积谷，每垧地积谷五升，留作荒年备荒，并奉伪实业部令对于农村状况实行普遍的调查。
在一九三六年(伪康德三年)十月，由伪实业部召集各省实业厅长开会，讨论实行统一度量衡的问题，叫各省大力推行新衡器。
关于开拓问题，在一九三二年(伪大同二年)由日寇东宫铁男大尉提倡在三江省佳木斯设立了弥荣村，由日本移来农民二百户，主要为在乡军人，把许多中国农民变成了日寇的雇佣劳动工人，强夺了他们的土地。在一九三五年伪实业部令吉林省代满拓购买移民后备地。指定区域为依兰、勃利、宝清、东宁、密山等县，如密山
县、宝清县，凡县城周围五华里以内的土地不收外，一切土地不论生熟地都一律收购。更在一九三六年又把县城附近残留的土地也一律收买。共收买荒地熟地二百五十余万垧，收买价格，熟地每垧为两元伪币，荒地为一元伪币，也就是说一垧土地还不值一斗大米的价钱，这完全是强抢的盗匪行为，因此就使得几百万中国农民倾家败产，流离失所。此外还在黑龙江省的北安、海伦、克山、拜泉等县收买数百万垧，届止到一九四五年，由满洲拓殖会社收买的移民后备地，共为三百八十万公顷(每公顷十五市亩)，相当于日本全国可耕地半数以上，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届止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共移来武装移民十万零五千人，移来的日本人都在国内训练一年，还有少年义勇队，在国内经过了三年的军事训练。所以日寇的移民，是采用寓兵于农的侵略政策。
在伪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年)，为了建筑小丰满水力发电站，伪实业部指令吉林省公署代为征购土地，当时省公署令实业厅主办，共收买民地一万数千垧。但这是地照上的垧数，而实在的土地至少有十万垧以上，因为吉林的土地在地照上的记载纳税亩数很小，而实在的土地面积比地照上所载的亩数甚至多十数倍以上。当时每垧土地收购价格为一百五十元伪币，也就是当时的最高市价，但是地价按地照上所载的亩数发放，因此每垧地的实价就不到十分之一了，农民的损失实在非常巨大，多数农民所领到的地价还不够搬家的费用，也就是使二千余户的农民立刻限{陷}于破产的穷境。为了救济每户又发给搬家费一百元，除了地主富农有投奔的自由搬走外，大部的贫农由吉林省集体送往江北富锦、同江等县垦荒。{中略}这就是我推行日寇侵略罪行应当向人民认罪。
在一九三六年(伪康德三年)一月，我奉省令到额穆、敦化两县对日寇讨伐时受害最重的乡村实行宣抚慰问，我欺骗地向当地的人民群众说，日寇的讨伐是为了使他们安居乐业，过太平日子，包庇日寇的鬼话。然后每村送给几袋食盐和几箱火柴，以麻痹他们对日寇的仇恨心理。这完全是失掉中国人的立场，替日寇作伪宣传，欺骗中国人民的可耻罪行。
在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四月，我曾到朝鲜的咸镜北道农村视察，发现朝鲜总督府为了救济贫困农户，每户许可种鸦片一百坪(六平方尺为一坪)，所生产的鸦片，除了由官方收买一定数量外，余者都由走私运入伪满的延边各地，每年约计三四百万两，来毒害我东北的人民。
总之，我在伪吉林实业厅长任内的一切行为，都是推行日寇对东北人民惨酷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结果给吉林省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我应当负一切责任，向人民低头认罪。
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七月，我由吉林省实业厅长调任为伪经济部商务司长。当时的经济部的伪大臣是韩云阶，金融司长青木实、税务司长山梨武夫。商务司内分三科。商事科长高桥、调查科长徐水德、贸易科长隐岐猛男。
在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七月，由商事科起草了暴利取缔令。制定这个法令的原因，是为了卢沟事变发生后，日本实行了战时经济政策，对外贸易的输出大量削减，因而伪满的各种物价一齐暴涨。同时伪满也为了适应日本的战时经济，正在计划实行贸易统制。根据当时的情形，认为如果贸易统制办法一旦实行，伪满的物价将会更行高涨。这个法令在同年八月颁布实行。根据这个法令对于商人惜售、提高物价、偷作暗行黑市的不正行为严加取缔，轻者处以罚金，重者处二年以下的徒刑。由于这个法令实行，给东北商人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灾难，这是我的严重罪行，我应当负责向人民认罪。
在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十月，由商务司贸易科起草了贸易统制法，目的是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也就是给日后实行配给制打下了基础。经过各种手续，在同年十二月颁布实行。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所有贸易商应按输入商品种类成立组合，所有同业者都可参加为组合员，必要时经济部大臣还可以指定组合员，由组合根据组合员的请求并参考过去商品输入的数量制定输入计划书，然后呈请经济部许可方准输入或输出。例如棉布、棉纱、五金、机器、化学药品、日用杂货等各种物品的输入，和大豆、豆油、豆饼、煤、铁、盐特产等的输出，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一般商人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的输入或输出了。再物质的统制，主要是由于物质的不足，所以某种商品一经宣布统制，市场上的物价就立刻暴涨，商人发生惜售的情绪，市场上就发生脱销的现象，同时就出现暗行黑市，所以由于这个法令的实行，不但给东北商工业者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灾难，更支援了日寇对我们国家的侵略战争，危害了全中国人民，我的罪行非常严重，我应负完全责任。
一九三七年十月(伪康德四年)，颁布了商工公会法，把全伪满的各省市的商务会，工务会和日本的商工会议所合并，另组织满日商工业者的共同的商工公会，正会长如果是中国人，副会长就是日本人，如果会长是日本人，副会长就是中国人，而事实上会内实权完全交由日本人包办，中国人的会长不过担一个空名，也就是事实上把中国商工业者的命运交给日本人掌管，给中国人的工商业者带来了萧条和倒闭，给工人店员带来了失业的灾难。这也就严重地危害了东北商工业者的利益，我应当负责，向人民低头认罪。
一九三八年(伪康德五年)三月，由商务司贸易科主办，在日本九州的吴市开一次满洲国物产展览会，这个展览会的目的，一方是为了向九州地方的日本人介绍夸耀它侵略东三省的成绩;一方是为了鼓动九州地方的人民向满洲移民。会期为一个月，展览品大部由各省征集，一部由满铁借用，各种图表则由贸科自制，内部分为农产品、特产品、矿产品、工业产品、林业、畜产、水产等部类。在开会前我也到吴市招待九州地方的工商业者和行政当局各一次，住三天回长春。
伪满对外输出贸易主要是农产品，以大豆为大宗，每年输出约二百万吨，此外还有豆油、豆饼若干。大豆输出一部往中国的华北、华南，换回棉花、棉纱、棉布、杂货和面粉等物品。一部输往日本，豆油、豆饼也输往日本换回机器、五金和杂货、棉纱、布。一大部分输往欧洲德国，替日寇换回飞机零件或飞机的制造图案和各种特许发明权及机器等物品。德国对于大豆利用的范围非常广泛，由豆油中可以提炼汽油，制造润滑油、甘油、人造羊毛、人造象牙、人造丝、电木等数十种的物品，榨油后的豆粕制成豆粉掺入面粉内制面包，不但增加营养，还能增强人体的抗寒力。当我在意大利会晤德国大使时候，在谈话中他还说满洲的大豆对德国的战争
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外每年向日本输出食盐一百余万吨，作为制造工业上的酸类原料，人造肥料的原料，毒瓦斯的原料。每年向朝鲜输出小米三四十万吨，作为朝鲜农民的食粮，好把他们生产出来的大米运往日本，作为日本人的食粮。由于以上这些物品的输出，不但影响了东北人民的食粮，还直接间接支援了日寇的侵略我国的战争和德国的欧洲侵略战争。这也是我的严重罪行，我应负责向人民认罪。
一九三九年(伪康德六年)八月，我调任为伪专卖总局长。当时伪满的专卖品为鸦片、食盐、石油、酒精、火柴五种。鸦片专卖是日寇侵略东北最阴险、最狠毒的毒化政策，它不但吸去了东北人民的无数的鲜血，并且毒杀了无数东北的人民。自从一九三三年(伪大同二年)实行这个毒化政策以后，每年毒品鸦片的专卖数量急骤
地增加，吸毒的人数也逐年增加，据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实行了鸦片瘾者的登记，结果知道全伪满的鸦片瘾者为六十一万人。当我到任时，据天野管烟科长的报告说，根据专卖总局的调查，每百人中约有瘾者四人，全伪满的鸦片瘾者当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将来还计划作第二次瘾者调查。一九三九年鸦片的专卖数量仍按瘾者六十万预算，每人每年消费鸦片量按二十两计算，每年鸦片专卖的总数量为一千二百万两。至于鸦片的来源，由热河省生产八百万两(兴安西省靠近热河地方也种植少数)，由朝鲜输入二百万两，通过日商三井洋行由伊朗输入二百万两。专卖鸦片的纯度为百分之八十，掺入料子二成(百分之二十)，料子系用大豆制造，零卖的熟膏还掺入糖膏百分之五。因此每年鸦片实在的专卖数量，约为一千六百余万两。鸦片的收买价格为伪币一元，料子每两成本为伪币五分，而专卖价格每两平均六元，每年鸦片专卖纯利为五千数百万元。由于专卖鸦片数量预算过低，就给鸦片走私造成了有利的条件，据当时的估计，每年由走私运入东北的鸦片也不下一千万两左右，而私运鸦片来源主要是北部朝鲜。所以每年东北人民损失在鸦片上的金钱不下两万万元。
热河省每年种植鸦片(包括兴安北省的一部)为五十三万余亩，每亩缴纳生鸦片十五两，倘有农民缴不足法定数量时候，就由专卖署的缉私科人员会同当地的警察实行到各农民家宅搜翻，倘若收翻不着，就用严刑拷问，不论男女一样吊打。有钱的农民为了避免酷刑，就用高价买来缴纳，而贫农小户就得等候受刑，甚至出卖牲畜、农具、土地、房产来缴纳鸦片。当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热河省专卖署视察时候，中国人职员偷向我报告说，同年夏季因为缉私把乡下农民妇女吊打流产的就有三人之多。由于实行这一毒化政策的结果，不但把几百万东北人民变成了鸦片瘾者，使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成为寄生虫，还使多少青年男女堕落腐化，贻误了他们的前途，更残酷的是使多少人倾家败产妻离子散，甚至流为乞丐盗贼，每年冬季各都市都有多少鸦片吗啡瘾者倒毙街头。这该是多么阴险狠毒灭绝人道违背国际公法的吸血杀人政策呀!我任伪专卖总局长就是日寇实行毒化政策的帮凶，所以我应当负责向人民认罪。
专卖品除鸦片外还有食盐，每年收入纯利为三千四百万元，石油纯利为五百万元，酒精五百万元，火柴六百万元，每年专卖总收入纯利一亿元。按国际通例专卖品都限于奢侈品，采取寓征于禁的政策，独伪满的专卖政策完全属于殖民地榨取性质的，它的剥削范围非常广阔，剥削手段非常残酷，使东北三千五百万的人民没有
一人例外，都遭受到这种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同时对各种专卖品收买价格又定的极低，例如食盐每担(百市斤)的收价只为一分钱，这又残酷地剥削了生产者工人。这就是使东北人民不得不过那种吃不饱穿不暖困苦生活的主要原因。这一切也都是我所犯的严重罪行，我愿负完全责任。
一九三九年(伪康德六年)十二月，由伪专卖总局立案公布了小麦粉专卖法，实行了面粉专卖制。每年专卖予定额为八百万袋，伪满自产四百五十万袋，由上海输入三百五十万袋，每年可收纯利一千余万元。这个专卖目的，完全是为了收入，这就又给东北人民带来了负担，使他们生活益趋贫穷。
一九四O年(伪康德七年)四月，我被任为驻意大利兼西班牙的公使，在同年六月由日本神户乘诹访丸赴罗马。当船抵上海时候，意大利宣布参加欧战，地中海封锁，船不能直航欧洲，我随由上海下船返回长春。又在同年十二月，经由苏联西伯利亚铁路出国，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到达罗马，在二月四日向意王埃马努埃尔呈递国书就职。因为那时候正是大战最紧张的时期，意大利集中了一切力量于战争，所谓对外的通商贸易文化交流等一切外交事务已完全停止，因此我在职期间，对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缔结过任何条约或协定，每年除彼此国庆节日互相开几次酒会公式酬应外，没有任何问题去交涉。当时伪公使馆的唯一重要任务就是替日寇作伪宣传，以掩饰它在伪满的侵略罪行，所以每当和枢轴各国公使要人晤谈时候，有机会就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铁路被破坏守备队被攻击所引起的，伪满建国是东北三千万人民的总意，日本关东军只做正义的援助，伪满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内政方面不受日寇任何干涉，在伪满的日本人都是伪满的国籍，满日人民一律平等，以及伪满人民的生活如何幸福，物产如何丰富，土地如何广大等鬼话，替日寇掩盖它在东北屠杀、焚烧、奸淫、抢掠的种种血腥罪行，不叫他在国际舆论上暴露。现在回想起来这该是多么卑鄙、多么可耻的行为，犯了严重的叛国利敌的罪行，我应当向人民低头认罪，甘愿领受严重的惩罚。
伪驻意使馆规模很小，只有参事官一人日寇三城晁雄，一等秘书官一人系贺长造，日寇主事二人山下一诚、宫本喜造，中国主事二人曹鸿志、刘梦陶，外有意大利嘱托雇员三人。对国内通信由意大利电报局用密码拍发，自己没有电台的设备。
在一九四三年八月末，意大利因为战争的失败，英美已在西西利岛登陆，遂在八月三十日发生政变，莫索里尼政权被巴豆留推倒，在九月八日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在九月九日带领全部馆员乘汽车由罗马逃出，到意大利北部维尼斯德军占领区避难。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奉伪满政府命归国，在六月三十日由德国柏林乘车，经奥地利、保加利亚、土耳其、苏联西伯利亚在十月一日回归长春，遂解除意大利公使职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伪康德十一年)我被任为伪邮政总局长，因病请假疗养，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始到差。伪满邮政除在新京设邮政总局外，在新京、奉天、锦州、哈尔滨、牡丹江设五个邮政管理局，管理局以下设一、二、三等邮政局。当时因为时局关系，在各城市的一等邮政局内都设有邮件检察室，对于一切信件实行抽察，开封检查内容，这就妨碍了人民通信的自由，更不知有多少爱国分子被逮捕。这也是我的罪恶，愿负完全责任。
{下略}
119—2—1159，1，5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18-07-01 17:13:55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