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王子衡笔供(1954年6月26日)
2018-07-01 17:16:26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二十七 王子衡笔供(1954年6月26日)
姓名：王子衡。性别：男。年龄：六十一岁。民族：汉。出身：伪官吏。文化程度：大学。家庭成份：地主。籍贯：旅顺三涧堡韩家屯。现住所：哈尔滨市南岗辽阳街十四号。
个人简历
一九O—年到一九一二年在原籍私塾读书。
一九一三年入旅顺中学，一九一八年毕业。
一九一九年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一九二二年毕业。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担任大连关东报编辑长。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担任奉天省公署秘书。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担任北京政府实业部签事。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三月担任奉天省公署咨议。
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一九三一年十月担任大连关东报主笔。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二年二月担任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长于冲汉秘书。
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一九三二年五月担任伪满监察院监察官。
一九三二年六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担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官，后兼任该总务厅人事处给与科长，不久转任调查科长。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专任伪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官。
一九三八年七月转任伪满黑河省长。
一九三九年一月转任伪满产业部畜产司长。
一九四O年五月转任伪满兴农部农政司长，后转任农产司长。
一九四一年六月转任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指导部长。
一九四三年六月转任伪满滨江省长。
我的罪行：
一九二二年冬季在学校毕业后回大连无事可作，又因当时大连只有一家汉文《泰东报》，中国商民常常受它的压迫，希望另有一家汉文报。因此，我和邱子厚各出资五千元，创办《关东报》。但以关东厅不许可中国人有报纸的发行权，不得已由邱子厚的日本人朋友都甲文雄出名，领得《关东报》的发行权。邱子厚为社长，都甲文雄(曾任北京顺天时报编辑)为顾问，我为编辑长。一九二四年夏季，邱子厚把他的股东权利卖给都甲文雄，由此都甲为社长。纪事和言论，主要是转载中国和日本各地的通讯和书报的材料，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宣传工具，我应负责任。
一九二四年八月，奉天省长王永江(我的同乡)用我为奉天省公署秘书，担任调查日本在东北特别是关于南满铁道会社在东北的产业经济情况，作为王永江的参考资料。
一九二七年七月，韩麟春(奉军第四方面军团长)推荐我为北京政府(张作霖时代)实业部签事，担任工商情况的调查统计事务。但是依仗奉天军阀的势力，不常到班，也不办事，每月白领一百元薪俸。真是可耻可恨。
一九二九年一月，王明宇(当时沈海铁路总办)推荐我为奉天省公署咨议。这是闲散差事，上级省长、厅长如无咨询，便无事作(旧时代这种情形很多)，偶有咨询，也是关于日本南满铁路会社在东北的经济情况事情。每月白拿一百元薪金。
一九三一年四月，回大连担任《关东报》主笔，编辑稿件和社论时评，都是为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服务。某日据日本通讯报道，苏联发表“苏联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即将完成……”，我曾作一短评，大意是：“苏联自建国以来实行锁国主义，外国人既不容易旅行苏联，苏联人民更不能任意出国门一步，苏联的实际情况，外人无从得悉，故人称之为‘谜’国。今日苏联虽然发表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这并不等于说它的经济基础已经稳固，因为它的工业产品颇为粗糙，农业生产仍然不足，人民生活水平不见得提高，较之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人民生活的水平相差甚远……。”这是歪曲苏联的真实，阻碍人民学习苏联，走向进步，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一月中旬阚朝玺(当时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副委员长)推荐我为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长于冲汉秘书，担任翻译日本语文。我首先把我的弟王秉铎介绍为该部职员，后为调查科长。而王秉铎又介绍吕作新、张贤才等六人为该部职员，开始到奉天各县进行宣传自治工作。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该部为伪造民意，促进伪满建国计，召集“促进建国奉天地方代表大会”，各地方和各机关代表五百多人，其他奉天省公署和自治指导部臧式毅、于静远、中野虎逸、中西敏雄(自治指导部顾问)等职员五百多人，共一千多人。部长于冲汉演说大意：“东北恶军阀，飞扬跋扈，横行多年，人民叫苦已非一日。今日日本军打倒恶
军阀，拯民于水火，我们应当早日完成自抬;建设理想乐土，与日本各民族共享和平幸福。希望诸位加倍努力向前迈进……。”我给他翻日语。继由中日代表二人(忘其名)演说赞成。会议三小时散会游行示威。我编译一些宣传标语，例如：“打倒恶军阀，铲除恶势力”，“实行自治建设理想乐土”，“日本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帮手”。这是参加和支持伪满的建国运动，我应负伪满建国创始人的责任。
一九三二年三月，于冲汉(伪监察院长)推荐我为伪监察院监察官，担任监察伪满官吏的违法行为的职务。曾翻译中国南京政府监察院的制度和规章，并检举伪满黑龙江省长韩云阶的贪污罪行，后被撤职。
一九三二年六月转任伪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官，后兼任总务厅人事处给与科长，不久转任该处的调查科长，担任翻译日本语文和伪国务总理的报告和演说词;搜集中国北京、南京各政府的关于人事、给与、考试各种制度，制定伪官吏考科表的格式(内分姓名、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务能力、服务态度、成绩表现等项)，分发各伪政府机关，由各机关考科的责任者(人事科长、次长或相当于人事科长、次长的职务)按照考科表内的项目分别填写完毕，送到伪总务厅人事处调查科整理保管。例如各级伪政府机关，按期呈请为某某伪官吏升等升级的理由，与原先送来的考科表的内容所书太不符合时，伪人事处长或函询原送来呈请升等升级的机关，或派
人前去调查真相。一九三五年六月，我曾被派赴奉天省公署，调查该省署特别呈请提升曹承宗(当时为该公署的荐任阶级科长)为简任阶级的实业厅长的理由。据该省公署人事科长竹内(忘其名)和次长竹内德亥二人说：“曹承宗能力很高，作事积极，为其他科长所不及，故应提前拔升……。”我即归任报告伪人事处长(皆川丰治)。我曾兼任(临时)伪官吏考试委员三次，考试中等、专门、大学毕业学生，考入大同学院(伪官吏养成所)，六个月毕业后，任伪官吏。因而造成了无数的汉奸走狗，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三年春季，日寇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征询我对于日本统治满洲的意见，我以书面答复，大意：“日本军驱除恶军阀，在东北建设理想的满洲国，这是合乎天理、顺乎人情的事情，应当基于满洲建国宣言的精神，进而作到中日合作，完成兴亚大业，是所大愿……。”颇得石原莞尔的赞许。后来得任为伪满黑河省长，伪滨江省长，也是出于石原的言助所致。
一九三八年二月，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为毒害中国人，施行扩张鸦片政策，设一鸦片断禁委员会(星野为委员长)，委任我为干事(谷次亨为干事长，曲秉善、雍善耆等六七名为干事)，担任鸦片断禁法的起草。内容：“断禁鸦片期限为十年，吸烟者均须登录，规定热河省为种植鸦片地区……。”这草案经过断禁委员会的审定，火曜会(伪满各部次长会议)的审议，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和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的签字，提交伪国务会议通过和参议府的决议后，公布实行。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登录吸烟者表面上为一百万人，实际当为二百五十万人以上乃至三百万人。直到“八·一五”仍然没有减少。按每人每日吸烟一份，每份以六角计算，伪政府每年吸取三百万人的鸦片费为六亿四千四百万元的巨额。按百分之七十利润计算，每年收入鸦片纯益为四亿四千零八十万元。而吸烟者的死亡率为百分之三，即每年死亡者当为九万多人。热河省的种烟农民尤为痛苦万分。伪政府规定每垧地征收烟土十五两，年景稍差即难如数交出，警察等借端搜查毒打严罚，加上生活穷困，死亡日多，造成严重的危害，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八年七月转任伪满黑河省长，八月初旬带同该省公署的民生科长张国治，警务科长冈野(忘其名)视察省内十一县的情况，对各县公署职员说话内容主要为：好好地保卫地方治安，注意对岸苏联的动静。就是说好好地压迫人民，敌视苏联。同年九月初旬，归来后即赴新京(长春)，向伪总理张景惠、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报告。十月为驻黑河日寇军供出薪木两千万斤，由各县人民摊派供出，每斤定价一角，时价二角，人民共损失二百多万元。黑河街由伪省警务科长冈野许可设赌局两处，每处每年纳赌税五万元共为十万元。每处赌局每月有赌者百八左右。劳动人民终年血汗的结晶，都被榨取净尽。仅我所知，因赤贫自杀者即有四人，危害严重可以想见。这年十一月间，伪民生科长张国治到黑河山里慰问日寇军长野(少将)部队，归来后他对我说：有一中国人对我(张)说，十一月初，长野部队把做完军事工事的中国人劳工三百多人集体屠杀后，全部尸体烧毁消灭。这种惨案，我虽然事前没有与闻其事，但是，我为伪省长，与日寇站在同一个利害立场，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九年六月，在伪产业部畜产司长任期，为供给日寇军需，统制畜产品，呈请伪产业部大臣命令各省供出牛皮两万张，每张定价一百元到二百元，而时价为二百到四百元，平均每张损失一百五十元，共损失三百多万元。猪皮五万张，每张定价三十元到五十元，而时价六十元到一百元，平均每张损失八十元，共损失四百
多万元。羊毛类二千吨，定价时价都忘记，损失多少亦无法估计。收买时动用警察，发现存有皮革不卖者，即诬为经济犯。营口市某皮革商存有牛皮十张，被发现罚款两万元。因此当时皮革业者存货净尽，纷纷倒闭，安东皮革业者原有十家，后来仅余两家。手工业失业工人三百多人。强收羊毛时，特别是蒙古人民损失最大，织
地毯的工人亦都失业。这些事件都是摧残民族企业，使之破产，迫使手工业者和工人生活陷于绝对贫困，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依据伪产业部次长岸信介的指示，为日寇供给军需，呈请伪产业部大臣吕荣襄，命令各省在一九四O年度供出猪肉五万吨，每斤定价一元，而时价二元，每斤损失一元，每吨损失二千元，五万吨共损失一亿多元。当时伪满人口四千多万，即每年每人增加负担二元五角多。加速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穷困，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O年冬季，伪兴农部次长结城清太郎，为以低价收好粮，命令我拟定收买粮谷规程的草案，我即令伪兴农部农政司总务长富田政雄等起草一个“兴农合作社交易场检查所规程”，内容是：“凡出荷的粮谷，均须经过交易场检查后才能买卖，各种粮谷都分成一、二、三等和等外四级，每等粮谷都按它含水分多少和夹杂物
轻重有无为标准。……”这草案由我盖印后，经过伪兴农部次长结城清太郎和伪大臣于静远签字后，提交各部次长的“火曜会”，由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提出国务院会议通过，最后以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签字，伪兴农部大臣于静远副署公布施行。一九四O年一月施行这个规程后，农民出荷粮谷受尽检查员的勒索刁难，不行贿赂，明明一等粮被检查为二等，二等被检查为三等，三等被检查为等外。农民稍有质问，非打即骂，往往一天两天不能验上，离家又远，只得人、马、车、粮住在店里，等候二三日后，仍须承认贬等，或行贿赂，才能把粮卖出。检定等级后又被买称员压低分量，明明一百斤，变成九十斤、八十斤。交上贿赂，明明八十斤、九十斤，变成一百斤。这个恶劣规程给农民带来的灾难无法估计的，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七月，兴农合作社中央会，为加强压迫农民，充实伪合作社的阵容，由该会理事长松岛鉴主持下召开理事会。我以兼任该会参与的资格出席理事会。通过兴农合作社的预算案和设立兴农合作社职员训练所的决定。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在长春、奉天、吉林、哈尔滨和龙江五处设立职员训练所，每期三个月，每年训练职员六千多人，三年间共训练二万人左右。这些人在农民出荷粮谷时，压等压称，强索贿赂。例如一九三九年冬季，肇东县太平村交易场检查员二人，即勒索贿赂二万多元。在发给粮价时任意苛扣蓄金额数，在蓄金收据上扣的数目多，写的数目少。春耕贷款时，强要贿赂或手续费。不行贿时，贫困者得不到贷款，行贿时富裕者也得到贷款。在配给物资时，如棉布、棉花、棉线、石油、豆油、火柴、盐等，任意减量减斤，甚至干脆地说现在东西没到，或说到的不多，暂时不配给。扣下的物品他们共谋高价私卖，合伙分肥。横行无忌，欺压农民，农民受到的损失和危害，真是数不清说不清的。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三月，由于伪兴农部次长结城清太郎指示，我为日寇增产棉花，加强军需，规定棉花种植面积由十六万垧增至二十万垧。由伪兴农部大臣于静远命令奉天、锦州各省进行种植，由棉花会社供给棉农钱款、种籽，派人指导种植方法。秋季又派人下乡收棉花，住在农民家里，每饭须有酒肉，或有供给鸦片者。但是每垧地在比较丰收年月可产棉花二百斤到三百斤，每斤籽棉收买价格为二角到四角，平均三角，而时价每斤为四角到八角，平均为六角。就是每垧地种棉农民平均损失一百二十五元，二十万垧共损失二千五百万元。歉收年月损失更重。无论丰收歉收，均须如数交出，因而造成棉花会社员勒索敲诈的机会，稍不顺意即报告警察，翻箱倒柜，各处搜查，或把棉农关押起来，打骂处罚。有把破被的旧棉花交出，又被诬为私藏新棉，拿出旧棉代替，仍受处罚。一九四三年黑山县赵召五妻，因棉花产量不好，交不出棉花，被警察关押三天。辽中县棉农李贵交不出棉花，畏罪逃避数月误了春耕，一九四四年秋季仍须如数补出。这是规定强制种棉，定价低给农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秋季我任伪协和会中央本部指导部长时期，该会中央本部三宅光治为推行伪满的出荷粮谷、供出劳工等恶政，在该会会馆召开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我为书记长，帮助议长(三宅光治)进行议案的讨论采决。出席代表五百多人，伪政府各机关人员五百多人共一千多人。各地方代表提出的议案主要是粮谷出荷数量大，农民担负重;粮谷价格低，农民损失大;劳工供出多、农村劳力缺;工业品(如农具、农药、肥料和其它生活品)价格高，农民购买力弱;税捐繁重，农民负担不起等等。伪政府方面主要由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次长古海忠之、伪经济部次长青木(忘其名)、伪兴农部次长稻垣(忘其名)等分别回答。他们诡辩地说：“满洲国是
有名的产粮丰富的国家，政府要求出荷的数量，都是估计农民的力量可能负担的。例如每年都有私粮私运出国，可见粮食并不缺乏。粮价如提高，其他物价也必随之高涨，结果损失仍须由大多数的农民负担，不如不提价，多劳动，多生产，是农民增加收入最好的方法。劳工供出虽然为数不少，农村还有剩余的劳动力。例如满洲
妇女不好劳动，动员妇女下地生产，是最好的办法。工业品和生活必需品等满洲国多半不能生产，须由日本供给。而日本工人都是多劳动多生产，享受很低，有些工业产品价格日本高于满洲。至于税捐的收入，都是国家必需的支出，并没有浪费。特别是‘大东亚战争’以来，种种需要在在孔亟，希望各位代表传知人民，善体这些意旨，忍耐一时，多多供出人力、物力、财力，援助圣战，早日获取胜利，共享幸福……。”代表中有赞成伪政府的答辩说：“政府说的都是实情，现在皇军在前线天天流血，我们在后方应当天天流汗，援助圣战早日完遂，这是我们的任务……。”这样大帽子一扣，加上伪议长警告式的领导，各代表只得通过伪政府的答辩。会议完毕后，我把伪政府上述各种诡辩的说法重复一遍，在广播台上向人民广播。这种欺人骗局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一年秋季，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命令我代表协和会，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华北新民会全体联合协议会。这会由伪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主持下进行会议。我代表协和会读祝词，大意：“我满洲国与华北的人民，原是同族，协和会的主旨和新民会的主旨本是一体，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那方面来讲，都应当和衷共济，互相援助，携手团结，共同向建设兴亚大业的前途迈进，这是我们的任务……。”住北京三日后归来，向三宅光治报告。散布毒素，惑人听闻，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夏季，日寇关东防卫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为加强防卫力量，在长春召集防卫委员会，我以兼任防卫委员会委员的关系出席会议。出席委员五十多名。议案是：因为时局紧张，加强防卫力量。决议：准备在战争开始时，以人力、物力援助防卫军，平时加强防空防火的演习。三小时散会，我与协和会总务部营原三郎(他
也是防卫委员)共同报告三宅光治。以三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协和会本部，加强防空防火的演习与邻组的活动。动员男女青壮人民，努力演习。每月举行防空演习一二次，施行灯火管制。每次演习，即长春住户露灯光者都有十几人被警察拘押打骂。同时邻组获得情报，即须报告上级分会或省市本部。因此，一九四二年冬季某日，协和会中央本部调查部长坂田修一，在部科长汇报上发表，据首都(长春市)本部报告，长通路郭老西(外号，忘其本名)因为私行贩运大米，被发现罚款两万元。又一九四三年春季，坂田修一发表，据首都本部报告，长春建国大学中国人学生四名，因为思想关系被捕。在加强防卫的运动中，人民在物质上精神上增加无数的负担与打击，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六月，伪国务总理张景惠答访南京伪汪政府，我以随员资格一同到南京。当时东亚联盟本部，召集南京各机关代表百余名开一座谈会。由伪汪政府宣传部长林伯生主持下进行谈论。我代表协和会说明协和会的组织与任务，大意：“协和会是我国的国家机关，也是一个政治的教化团体。以民族协和的精神，宣德达情的任务，立在人民与政府的中间，推行理想政治，和政府表里一体，建设我国，颇得民众的信任，实一理想的政治组织，可资仿效……。”在南京住五日，与张景惠同道归来报告三宅光治。
一九四二年秋，伪协和会召集全体联合协议会。会议的目的、过程、结果和我在这会议上的活动与任务，都与一九四一年度秋季会议的情况相同。
一九四二年九月中旬，伪满举行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纪念。南京、北京、蒙疆各地伪政府都派遣代表团到长春祝贺。协和会把各代表团中的青年代表百余名，组织一个临时的联合青年团，三宅光治派甘粕正彦为团长，我为副团长，在协和会馆开一个座谈会。我说话大意：“青年是国家的柱石，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因此责任很大。现在‘大东亚战争’日本军战败美英，着着胜利，这不仅是日军的光荣，也是亚洲各国共同的庆事。我们应当团结一致，援助日军早日完成圣战，这是责无旁贷的……。”信口开河，毒害青年的思想意识，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初旬，上海举行庆祝日寇发动的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周年纪念。三宅光治派我代表协和会到上海讲演。庆祝大会场在跑马场，到会两万多人，由上海市长陈公博主持下进行开会。我演说大意：“英美两国侵略亚洲百余年，亚洲各国人民饱受它们的屠杀奴役的痛苦。今日日本军战胜美英，驱除它们在东亚的势力，实是普天同庆的事情，我们应当竭力援助日军，彻底消灭英美的力量，恢复我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当前唯一的任务……。”大吹大擂，欺骗同胞，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秋季，出席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召集的伪省长会议，由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指令伪滨江省本年度为日寇出荷粮谷一百零六万吨(是年末有报恩出荷四万吨合计为一百十万吨)。会议完毕后，由武部六藏手里领到奖励金三千元。归任后一星期，召集伪滨江省一市十七县的县长会议，说明伪滨江省担负的粮谷出荷数量，指示各县长必须克服任何困难完成任务。各县长都已承认。会议后省方由伪民生、警务、开拓各厅和协和会抽调人员二十多名，组成两个出荷督励班，开拓、民生二厅长为班长。各县也都组织督励班两个或三个，每班也是十人左右。全省共有五百多人，协同各村屯长下乡催粮，遇到农民不愿出荷或出荷不足，即行搜查，不问食粮种籽有无办法，都须拿出。轻则辱骂，重则殴打，以至由警察逮捕关押。无粮者只得私买粮谷出荷，被警察发现，还认为是经济犯加以处罚。双城县长王奉璋(外号王大马棒)，常常用木棒殴打农民，他说农民不打不出粮，非打不可。阿城县副县长岸次郎(日寇)打人出名，平常见街上行人不给他敬礼时，便行殴打或罚站。出荷粮谷，更是他施行淫威的好机会。因此伪滨江省出荷粮谷完成任务，都是由于打骂催逼出来的，因而农民家家穷困，人人饥寒。一九四四年一月木兰县某村农民某(忘其姓名)出荷不足，被警察关押数日，放出后又以食粮已无，生活困穷，服鸦片自杀。出荷粮谷，为日寇增强兵力，给农民带来严重的灾难，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秋季，出席伪省长会议，由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指示伪滨江省出荷粮谷一百三十万吨，领得奖励金五千元。归任后召集伪县长会议，布置方法和农民受到的灾难与一九四三年度出荷的情况相同，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二年间，执行伪满民生部大臣于静远的命令，每年由伪滨江省供出劳工六万人，勤劳奉公队六万人，二年间共为二十四万人。指令各市、县长负责供出，由各村屯长协同警察按户数人口分派，不服从分派者，即由警察逮捕，打骂关押，不配给石油、豆油、食盐等必须物品，结果仍得去劳
动。一九四四年春季和一九四五年春季，肇州、珠河、苇河、延寿四县，有农民四名避免劳动，逃匿数月，归家后误了他们自己的春耕，别人代种，除偿还别人的工资外，还须拿出二百元作为罚款，无钱者秋季用粮偿付，并不配给石油、盐等物资。出去劳动者被分派在阜新、鹤岗等矿山工厂和牡丹江省的日寇军事工地，都是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九、十小时的残酷劳动，衣服破烂不能蔽体，饭食粗恶，分量不够，住的破漏席棚，不蔽雨雪风霜，常常受着万恶的监工把头的毒打恶骂，身瘦如柴，有病无医药，任其痛苦死亡。据伪滨江省民生厅长刘泽汉到牡丹江省军事工地慰问劳工归来报告：眼见劳工被打和工人病死在席棚外，还没掩埋，病者十二人呻吟无药。伪开拓厅长王绍先到阜新矿山慰问劳工，见到病者十几人卧在露天的破席棚里，没有医药。有一劳工死卧在矿井外边。劳工的惨状可以想见。因此，根据伪滨江省公署动员科的报告，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的供出劳工和勤劳奉公队的死亡率，都为百分之五左右。就是我任伪滨江省长二年间，供出的劳工、勤奉队二十四万人中，死亡者当为一万二千人以上，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二年间，我为推行伪满的鸦片政策，执行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的命令，在哈尔滨市和伪滨江省十七县设有鸦片小卖所五十多处，吸烟者二十多万人。按每人每年吸烟三百六十个、每个六角计算，每年鸦片消耗当为四千三百二十万元，二年间为八千六百四十万元，以百分之七十利润计算，二年间获得的纯益为六千零四十八万元。根据伪滨江省公署保健科的报告，吸烟者中的破产者为百分之十，死亡率为百分之三。就是二十万人，二年间破产者有四万多人，死亡者为一万二千多人。这一毒恶政策危害同胞的健康，加深同胞的贫穷与死亡，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二年间，执行伪满兴农部大臣黄富俊的命令，由伪滨江省给日寇供出猪十万头，鸡蛋二千万个，青菜(萝卜、白菜)地豆子共三千二百万斤，由我命令伪滨江省各县长负责供出。猪和青菜按土地分摊，鸡蛋按人口分摊。但猪以每头一百三十斤为标准定价为二百元，而时价为三百元，即每头农民损失一百多元，十万头共损失一千多万元。鸡蛋每个定价一角，而时价为二角，二千万个，农民共损失二百多万元。青菜地豆每斤平均定价一角，而时价平均二角，农民共损失三百二十万元。贫困农民无力供出者，只得高利借钱购买或由富农代为供出，秋季还粮。迫使农民加速穷困与破产，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二年间，执行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的命令，为日寇增强兵力，在伪滨江省各市县捐献飞机七十架。每架以十五万元计算，价值一千多万元。以协和会运动的形式，在农村按土地摊派，每垧地三元。伪滨江省共有土地二百四十万垧，共捐出七百二十多万元，由哈尔滨市商人住户捐出三百多万元，共为一千多万元。在捐献的过程中，警察、区长、村屯长和协和会职员等，常常用强迫性的劝说，才达到捐献的目的。危害人民，吸取血汗，为日寇加强军事力量，反过来屠杀我同胞，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秋季和一九四四年秋季，执行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的命令，在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召开伪滨江省协和会联合协议会。两次会议代表都为一百余名，伪政府各机关官吏职员百余名，共二百多人。主要目的是推行出荷粮谷政策。我以伪滨江省长兼任伪协和会省本部长的资格，报告省政和协和会运动的方针。大意是：“我们滨江省为北满的中心，也是全满的粮谷仓库，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地位都很重要。今年政府命令本省出荷粮谷一百多万吨，数量虽不算小，人民确有这个力量。希望各代表充分讨论，达成协议。回到乡下，好好地对农民传达政府的意旨和协和会运动的方针，完成政府的要求，也就是等于援助皇军早日完成大东亚圣战，共享太平的幸福……。”各代表的提案主要是：粮价低，出荷多，物价贵，配给少，供出劳工多，农村劳力缺等等。而我和伪次长田村敏雄的回答，也如上述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在伪协和会中央联合协议会说的那一套欺骗人民的话。各代表只得赞成伪政府的方针，承认回乡劝说农民，努力出荷粮谷，供出劳工。强制人民，推行恶政，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三年冬季，执行伪满兴农部大臣黄富俊的命令和开拓总局长五十子(忘其名)的通知，在伪滨江省五常县买地三百多垧，在呼兰县买地四百多垧，在木兰县买地二百多垧，共买地一千垧。每垧买价二百元，而时价三百元，每垧损失一百元，一千垧共损失十万元。由各县长召集有关的各村屯长会议结果，通知被买土地的地主，拿着地照到县公署交照或换照，发给土地的卖价。不肯卖者即由村屯长警察等，一面劝说，一面威吓，强迫地主到县公署打手印，承认出卖。因而失去土地者约有二百户，生活趋于贫困。但是收买土地，并没有造成水田，日寇的侵略战争着着失败，人的资源极感缺乏，所谓开拓民一个也没有来到。把强买的土地转租给原地主耕种，每垧地收取地租五六成，一千垧地共收租二千多石即五百多吨。以每吨粮谷时价二百元计算，五百吨为十万多元，即二百失地的农户每户每年损失五百多元。就此一点，足见开拓政策危害农民的严重。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春季，执行伪满经济部大臣的命令，在哈尔滨市收买旧铁和机器类援助日寇，增强它的军事力量。当时我和伪次长田村敏雄商议后，协同哈尔滨市长袁庆清和工商会长张廷阁，研究收买方法，决定由张廷阁委派商人徐廷九、马子宽(还有二人忘其姓名)等四人为收买代理人，并由张廷阁召集商人百余名说明收买的价格和方法。我曾说：“现在战争着着胜利，军事需要也因之在在孔亟，政府命令在本市收买旧铁和放置不用的机器类，价格相当公道。希望商家住户如有存置不用的旧铁和机器，争先出卖，既可获得积压的资金，又可援助圣战早日胜利，一举两得，何乐不为……。”我并常常到收买本部鼓励催促收买代理人快快收买。结果收买旧铁六万吨，每吨买价五百元，而时价六百元，每吨损失一百元，共损失六百多万元。收买机器类价值一千五百万元，商民损失约二百多万元。因此哈尔滨市商人多年积存的铁材和机器类一扫净光。摧残民族工业，破坏生产，加强了日寇屠杀同胞的力量，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夏季，伪滨江省公署参事官陈伟儒，突然被伪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长关振升逮捕起来。当时我要求伪省公署警务厅长富田正雄把陈伟儒放出来，他说：“陈伟儒是反满抗日分子，人证(陈伟儒的学生某先已被捕)、物证都很完全，他本人也承认不讳，无法释放……。”与陈伟儒被捕相前后，还有十几名爱国人民被捕。后来移交给哈尔滨高等法院，又由高等法院移送营口矫正院。陈伟儒等的被捕事前我虽然不知道，但我既是伪省长，就是等于我的命令逮捕他们一样。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秋季，伪滨江省地区防卫军司令官宇部(少将，忘其名)为加强防卫，在“大哈尔滨旅馆”会议室召集防卫委员会。我以兼任防卫委员会的参与资格出席该会，通过该会决议的战时援助防卫军以人力和物力，和平时加强防空防火的演习两件议案。会议三小时散会，我即命令伪滨江省各市县加强防空防火的演习，每月演习一二次，每次因露灯光被警察打骂、关押、处罚者都有十几人。某日我视察防火演习，在哈尔滨市新城大街，眼见演习员一人由梯子上失足落地，负伤很重。其他防空防火用具的置购，人民负担都很重。劳民伤财，损伤身体，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四年冬季，哈尔滨市警察局警尉黄某(忘其名)，在他的朋友家里吃了一个罐头，因而被追问这个罐头的来源(罐头是当时的统制品)，事件愈追愈扩大，造成一大经济犯案件，株连一千多人，罚款四百多万元，狱中因刑致死者二人，因受刑后放出成残废者三人，被罚为劳工因而死亡者六人。这一案件为当时日本宪兵队、哈尔滨法院、警察局共同办理的。当时我不知道，事后由伪秘书官赵剑虹对我说的，被害者的姓名都已忘记。但是，这是我执行伪满经济统治法令造成的恶果，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五年春季，我以兼任伪滨江省防空本部长的资格，检阅防卫设备的力量。由哈尔滨市各机关、学校、团体组成防空防火队伍共五千多名，分别行列，肩荷或手携防空防火用具，通过伪滨江省公署的门前，受我的检阅，并举行种种演习，游行示威。惊民动众，徒增骚扰，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五年春季，我以伪协和会省本部长的资格，视察协和会哈尔滨青年职员训练所。我说话大意：“民族协和是本会运动的目标，也是我满洲国穷极的目的。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是我们的责任，特别是青年诸位的唯一任务。希望诸位善体我国的建国精神，好好学习，毕业后为民族协和与我国的建设事业而奋斗……。”该所
每期收五十人，训练六个月，我在任二年间，造成了二百多名的汉奸，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五年夏季，我以王道书院哈尔滨分院长的资格，到该分院视察一次。王道书院本院设在长春，郑孝胥捐资创立的。郑孝胥死后，蔡运升(伪参议府参议)继为院长，于一九四二年在哈尔滨设分院办夜学，招收学生百余名，每人每月收学费两元，每夜授课三小时，分为汉文(主要的是孔孟的封建学说)、日语、简单薄记法
三科目。但以经费不足，每年由伪省公署补足两千元，并由哈尔滨商人方面捐助一万元作为经费。当时我讲话一小时，大意：“王道、皇道、神道原是一道，是我们亚洲民族共有的道德基础，也就是我国的建国精神。孔子孟子，祖述显彰这个学说于古者，我们应发扬光大它的精神于今世。古今相应，继承道统，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信口胡说，误煞青年，我应负责任。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在长春伪总理官邸召集临时伪省长会议，在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的主持下进行会议。武部说：“为加强日本军防卫的力量计，各省在必要时，须于各城市的周围修筑防卫工事。至于何地当修，何时起修，如何修法，除参看另发的图表外，归任后与该地日本防卫军当局接洽联络，便知详细……。”日寇关东军参谋次长池田(中将，忘其名)亦到场，略说：“时局虽然紧张，日本皇军确有胜利的把握，并且和苏联的条约有效期间还有一年，想苏联不会有何举动……。”会议一天，我即拿着防御工事图表归任，与伪滨江省次长田村敏雄研究后，由田村与伪滨江地区防卫司令官宇部(少将)接洽，他说时机一到，即行通知动工。因此于八月十日，宇部通知伪省公署在哈尔滨市南方修筑防御工事。我即命令哈尔滨市公署和各机关、学校、居民组织劳动队，到现场工作。除防卫军司令部和哈尔滨市公署供给一部分工具外，一般市民均须各自携带工具一件，防空防火用的火铁筒也可以利用。全市共组成劳动队二万多人。不愿出动者，即被逮捕关押起来，因此警察局道外拘留所拘押人民三百多人，道里拘留所拘押二百多人，共五百人左右。到八月十二日，日寇防卫军司令官宇部突然下令停工，才停止防御工事，拘押的五百多人于十四日也都完全释放。这是日寇已知大势已去，即将宣布无条件降伏，所以下令停工。而我直至日寇崩溃的末日，仍然强制人民为日寇修筑工事，汉奸忠心，如此耿耿，危害人民，应负责任。
{下略}
119—2—1112，1，5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18-07-01 17: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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