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王贤湋①笔供(1954年5月8日)
2018-07-01 17:19:11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二十九 王贤湋①笔供(1954年5月8日)
在伪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年)，我参加了伪组织，当安东省公署民政厅行政科长。在这个时候，安东省各县，大部是边区，有土匪也有抗日部队，打击日寇的侵略力量。所以日寇军队会同伪军警，以日军为主体到各县讨伐。在讨伐中，对于山区里的零星住户，或是小的村屯，认为有被胡匪利用或居住可能的，就当时命令进行并村，也叫集团部落。这种并村，据说只给一二天的期限，到期就把房子烧掉，一般农民有的观望不动的，甚至不等迁移，就把衣物、家具、粮食等都烧掉了，人民的损失是不可统计的。在县里实行并村后，因为村名有变更或是有取消的村屯，及其原因，要报省备案存查，归行政科主管。
在伪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年)秋，民政部又颁布了村行政大纲，为了强化地方行政，行政科本着这个村行政大纲，用省长的名义通令各县，指示各县要强化村公所的组织。各县本着这个指示，实行整顿村公所，同时强化保甲制度，组织自卫团，帮助警察清查户口，加强对人民的管制，帮助警察镇压人民。我在伪康德三年(一九三六年)，曾到过凤城、庄河、临江、长白、宽甸等县视察，由县的行政科长陪同我，到县城附近的村公所视察，看看村公所的组织，并没有讲话，也就是问问村长，有多少住户和义仓积谷如何?我看到有的村公所是旧有的，又经修理整顿，有的是并村后修的大围子，大门像一个小堡垒。在宽甸县有一个这样的村子，据县行政科长邵立秀说，有的耕地离村子太远，因为当天去作不了多少活天就黑了，老百姓没有法就不去耕耘了，因此就撂荒了。这就是并村给人民带来的灾害之一点。我听到后，回县和县长说，县长说是由日军的指定，期限非常短促，当时就要烧房子，谁也没法更改，县里只有帮助解决耕地的问题而已。我再看看保甲的编制，每个村公所约有二十个保甲，那时还未有枪，只作警戒联络的工作。这就给人民添了负担，多造成一些不生产的游民，对于人民没有任何好处的。又实行义仓积谷，每天地按收获量征收百分之一的谷子，归村公所收管，报县，由县报省，作为准备荒年救济用的，但是实际上并未救济人民，徒使人民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我为了支持日寇的讨伐，推行了危害人民的并村政策，不但使多少农民流离失所，而且打击了抗日联军的抗日力量。又推行了义仓积谷政策，给人民加重了负担，带来了贫困，所以我的罪恶是严重的。
在伪康德四年(一九三七年)七月，我由安东省公署民政厅行政科长，调任新京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参事官，没有一定的职责分担，是辅佐人事处长的。在伪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年)春，由人事处规划科长松崎立案人事制度，提出处内科长会议。我也参加这个会议。经过处内会议通过这个草案后，又经人事处长源田松三通过法制处，企划处的审核，以后提出次长会议，国务会议，参议府会议，正式通过公布的，这就是伪满的文官令，主要的是将旧有的官等俸级加以改正。还有新实行的是考试制度。高等文官有考试，分登格考试，适格考试，采用考试。委任文官也有考试，就是说凡是当伪满的官公吏，不能随便采用，必须经过考试。考试的标准，又采取会日本话和日本留学生为主。还有语学考试，中国人会日本语的官公吏，经过语学考试后，有语学津贴的奖励，因此，限制了中国人的伪官吏，好多增添日本人的伪官吏，也加强了奴化教育的推行。中国人只要想当伪官吏，就必须学日本话。
在伪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年)秋和伪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年)秋，我曾两次被派为高等文官考试委员，到日本去考试日本留学生和日本学生，为期约一个月，去了旅途，共计约有二十天的考试。每年录取约百名左右，内中日本人占七成，中国人占三成。考试委员五个人，实行采用考试的口头试问，共同记分，总评分后，由委员
长取决。在伪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年)春，在新京人事处实行过一次高等文官登格考试，我又被派为高等文官考试委员，考试伪满现职官吏，就是晋级的考试，为期约一个月，受考试的人约四百余名。
因为文官令的实行，我曾代表人事处长用中国话在广播中广播，大意是人事制度的官等俸级改定的要点，和考试制度的实行，为了适材适所赏罚分明之意。但是这个文官令的实质，是限制了中国人，放宽了日本人。比如说，日满人同等的官等，但是日寇的俸级高，日寇还有国外津贴和官舍的待遇等优越条件，因此，日寇伪官吏的气焰也就越发炽盛，对中国人就越加轻视，在职责上也就越发专横。对于中国人职员的采用，完全以日语的程度为标准，遂就无形中推进他们的奴化政策，麻痹了多少有为的青年，使他们甘心到伪满来为日寇作忠诚的爪牙，去残害东北人民，贻误了他们的前途。现在回想起来，真对不起东北的青年，所以我要负应得的罪恶。
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O年)七月，我由人事处参事官调任哈尔滨警察厅长。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O年)十一月的一天，在我吃午饭后，到两点钟时才上班，听说省公署找开会，我就到省公署。在省长办公室有省长于镜涛、次长源田松三、警务厅长秋吉、警察厅副厅长园田、省长秘书官徐克城、外有警务厅的日寇二人。我到的晚，已经开始了。我听省警务厅长秋吉说，三肇地区有反满抗日分子徐〇〇的活动，杀了肇东县的日寇指导官，现在省要组织讨伐队去讨伐，要从警察厅抽调出二十个人参加讨伐队去现地，担任搜查的工作。会到这，警务厅长命令我和副厅长退席，回来准备人，由司法科和警察署司法系抽调二十个人，由警察厅司法科搜查股长叶永年带领，去省警务厅参加讨伐队。我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O年)十二月一日转奉天市警察局长，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春，哈尔滨松江警察署长胡友邦转奉天市警察局城内警察署长，我又听他说，哈尔滨警察局去三肇地区的二十个人，在阳历年底快过年啦才回来，在当地抓了六七十人，把徐某以下约十余人带到哈尔滨交法院了。
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O年)，约在八月间，哈尔滨警察厅接到省警务厅的命令，调警察警备队五十名到呼兰县去，是为了兰西县有匪情，到呼兰县去作警备应援，约过五六天，无事回哈尔滨。关于三肇事件，我派二十个人参加了讨伐，这不但是打击了人民群众的爱国起义热忱，还摧残了人民的抗日力量，给三肇的人民不知制
造了多少痛苦和灾难，所以我应当负责，向人民低头认罪。
在伪康德七年(一九四O年)十二月一日，我由哈尔滨警察厅长调任奉天市警察局长。这时候，正是伪满实行经济统制配给的开始，因为警察负着经济统制配给的违反取缔的责任，所以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二月，警察局添设经济保安科，专负责经济违反事件的取缔，也就是说监视着人民，统治着人民，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上不得自由，吃点大米白面就犯罪，买点布作衣服也犯罪，甚至买一包火柴也犯罪，人民都过着贫苦的和犯罪的生活，因此就使多少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奉天市在我的指挥下，执行了这个法令，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一年间，共检举经济违反案件交检察厅处理的约有五六百件，此外未交检察厅就当时解决的，也不下数千件。
奉天市为了都市治安的维持，在清查户口之外，还实行临时的街头大检举，有时在早晨，也有时在晚上，全市同时在各主要路口检查行人，凡是认为形迹可疑，流浪无定所或无职业的人，就当时抓起来送交检察厅处理，这种检举也有时受检察厅的委托和命令进行的。奉天市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共实行了四次全市大检举，每次约检举百八十人不等，这一年间共计约检举四五百人。危害了人民的自由，稳定了侵略政权。
奉天市的劳工供出，本是由市区机关来执行，因人民不愿意给侵略者奴役，就有躲避逃亡的事情。而市区机关又要达成这个任务，所以为了劳工的征出就不顾人民的痛苦，就利用警察的力量来达成这个任务。也有时因为正式征用的人数不足，或有逃亡时，警察就临时在街上随便抓人来凑数，甚至伪公务人员也被抓去。我在国务院人事处时，有一个姓牟的职员，在上班时就是这样被抓去的，送到警察署后才放回来，这是多么残酷的压迫和奴役。
在伪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日寇的侵略战争走向垂死挣扎的阶段，所以对于伪满的各都市，实行防空大演习的训练。这时对于人民的防空设备稍有不周全，警察就吹毛求疵的刁难，使人民耗费有用的金钱，去买防空设备，劳民伤财，招扰人民，弄的鸡犬不宁。这种防空设备并不是为人民的安全，而是为侵略政权的稳固，使人民受更多的奴役压迫和掠夺。
我在这一年多的时期，为了推行经济取缔法令，把吃不饱穿不暖的人民，当作了取缔的对象，公家不配给而人民为了求生存，买一点食粮或衣服，如被发现就算犯罪，轻者拷打，重则送检察厅处徒刑。此外，抓劳工，督促防空，在街检查行人，处处是和人民作对，所以人民把警察看作是最可恶的敌人，无不恨入骨髓，而我正是这些吃人恶魔的指挥者，想人民对我更加仇恨，所以我的罪恶是严重的，不可被饶恕的，我应当负一切责任。
在伪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三月，我由警察局长调任奉天市长，我执行了统制配给政策，凡是建筑材料和生活必需品，全部实行了配给。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七月，又实行了七·二五停价令，将没有刊入经济配给中的物品，又实行了停价，不准涨落，这种经济配给名曰配给，实质{际}上是一年也配给不到一件更生布
的衣料，修理房屋买不着砖灰，房漏衣破，过着非人的生活。配给的粮食又是粗粮和不能吃的坏玉米面和豆饼面，每月大人配给量是十三公斤，十六岁以下的配给量是八公斤，十二岁以下的配给量是四公斤，不够吃就得私买，私买就犯法，就被警察检举。而我们所有的粮食，大部被日寇运回国去，支持侵略中国的战争，就逼得
人民挨饿犯罪。像这样的暴政，真是在今天的地球上找不到第二份的。
奉天市又在奉天省的命令下征出劳工，每年约实行四次的劳工征出。在伪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每次征出的劳工数约三四百人，一年共计约一千五六百人。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每次征出的劳工数约四、五百人，一年共计约二千人。这些征出的劳工，有的交给抚顺、阜新矿山;有的去修军用道路或国防工程，如哈
大道路等，使人民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这些被征出的劳工，大半受到日寇的种种虐待和酷役，以致大部伤病死亡，能够健康回来的是非常的少数。
在伪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执行了征兵法的征兵检查，市长是征兵官，军管区兵事处长是副征兵官，检查的期间约五十天，适龄的壮丁约五千余人，检查合格伪满国兵的人数约七百余人。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八月，又执行了征兵检查，情形与去年大致相同，合格人数约七百余人。征兵检查是青壮年最厌恶的，因为一般青年不甘心当日寇的炮灰。伪满国兵，所以在强制的征兵检查下，就发生了躲避隐瞒的事情，构成了犯罪。在伪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征兵检查时，大西区有一个泰山玉商店的少东家石某，因为躲避国兵，造假文件，被军事处发现，由征兵官检举交军法处办理，这给奉天市青年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伪满又实行了勤劳奉仕法，凡是经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壮丁，就报给省，省再转给民生部勤奉局，由勤奉局来统一分配，实行一年的勤劳奉仕的劳役。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奉天市的适令{龄}壮丁约五千人，去国兵合格的约七百余人，余下的再去十分之一多的疾病残废者，约有三千五百余
人要去作勤劳奉仕的劳役。这就是日寇奴役东北青年的法令，使青年受了惨重的奴役压迫，而这些服勤劳奉仕劳役的人，大部是参加修国道，军用路和军事工程等。这种劳役的结果，也是因为待遇恶劣，多半伤病死亡，据传说，死亡率约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伪满又公布了总动员法，经济部特派一个参事官驻在奉天省公署，实行非常时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动员。本着总动员法的物动计划，奉天市执行了对私人工厂和五金行所存储的材料和设备等，实行登记，限制买卖使用，自己若想动用就必须呈请许可，经这位参事官许可后才能动用。并且征用了一部分电动机，于是怨声载道，人民虽然不平不满，但也只有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在伪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年)秋，奉天市本着奉天省的命令，实行交通部都邑计划司指示的都市人口疏散的临时措施。就是说，在空袭下，凡是被疏散的住户，如果受损害时，政府负赔偿损失的责任;若是在被指定的疏散户自己不迁移，在空袭下的损害，政府不负赔偿的责任。奉天市召开了区长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中国人
居住区，因为中国人的习惯，故土难离，暂不实行。铁西工业区，要实行工人住宅的疏散，向郊区疏散，并限制各工厂今后的建筑;日本人居住区大和区，在有空袭时，要部分的向南湖一带疏散，并在南湖一带准备简易住宅，同时警察局发建筑许可时，执行疏散的建筑计划。在伪康德十一年(一九四四年)春，在美机空袭奉天市时起，铁西区工人住宅，部分的开始向郊区作临时的迁移，住户有被空袭的，临时迁到南湖一带。在大东区满飞<机厂>附近的中国人住户，有部分的被强迫迁移的，人民受到相当的损害，这也是日寇给带来的灾难。
奉天市也执行粮谷出荷的法令，奉天市郊区所有的耕地，全有出荷，将人民的劳动收获强征给日寇，使人民不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受饥寒之苦，该是多么可恶。每年奉天郊区耕地的出荷量，约在二千石粮之谱。
奉天市长兼协和会奉天市本部长，因此，我也推行了伪满的假民意机关协和会的宣德达情政策，麻醉迷惑了奉天市人民，使奉天市人民在日满协和的伪口号下，好服服贴贴的受日寇的奴役掠夺。当时的奉天市人民称协和会为“蝎虎会”，就是说协和会厉害的意思。并且又组织了协和义勇奉公队，强索民夫，组织训练，在有防空演习时，帮助警察维持秩序，也就是在非常时期，帮助警察来替侵略者镇压人民。奉天市人民不愿意当义勇奉公队员，当时就用强征的手段来执行，人民对于协和会是非常怨恨，把它叫做“蝎虎会”。
我在奉天市长任内，虽然不过二年多的时间，可是替日寇推行了种种危害人民的法令，尤其是配给经济统制法、劳工法、总动员法，使人民得不到衣服、食粮，甚至吃橡子面，把许多青壮年送给日寇作劳役，结果是死伤病残在一半以上。又为了支援日寇的侵略战争，征用了多少民间的物资。所有这些危害人民的利益，残害人民生命的事情，我都应当负责，所以我认为我的罪恶是巨大的、严重的。
在伪康德十一年(一九四四年)九月，我由奉天市长调任新京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我分担着官房、地方处、统计处、人事处的事务。在伪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年)一月，在次长会议席上，由企划局副局长高仓和勤奉局长半田，说明成立勤劳部的组织法案，就是将民生部所属的劳务司和勤奉局，合并为一个独立机构勤劳部，并
说明了在勤劳部成立后的初步动员计划。勤劳奉仕人员约为三十万，征出劳工数约为百万。又提出了勤奉法的修正，将勤奉法中的原规定的一年服役期限分三年服役完了，修正为三年期限分六年服役完了。就是说，这一个机构的成立，把全东北人民的青壮年变成日寇的奴隶。我参加次长会议通过这一组织法和修正法案，这就不知使多少人民被奴役，甚至被残酷的虐待或杀害。
在伪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年)四月，因为美机空袭日本，使日本受到了惨重的破坏，伪满是日寇的儿子国，为了表示孝心，伪满特派伪总理大臣张景惠为慰问使节，到日本去慰问，我也是随员之一，并送给日本粮食二百万吨{三十万吨}，食盐七十万担，这就将东北人民不够吃的粮食和贵重的食盐，又剥削了一大部献给日寇，支持了日寇的侵略战争。使人民遭受更严重的粮荒，增加了敌人的侵略力量，损失了同胞的财富。
在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年)六月，因为日寇的侵略战争节节失败，伪满对于人民的压迫也就越发的残酷加重起来，又加上美机空袭东北，于是各工厂矿山的工人惶恐不安，人心动摇。日寇就想出了用中国人到各厂矿宣抚麻痹的办法，所以特组织伪满的厂矿监察宣抚使，到各厂矿进行监察宣抚。在名义上是监察厂矿对于工人的生活待遇的改善和合理的使用劳动力，对工人的宣抚是举行工人座谈会，而实质上是宣抚工人好好工作，老老实实的受奴役，服服贴贴的为了侵略者的侵略政策而去牺牲自己。监察宣抚使是韩云阶(伪满电业会社长)，随行者约十余人，我也是随行之千。曾到过奉天、鞍山、抚顺、阜新等地，约一个半月的时间，至光复前才回长春。这种到处替日寇宣传，让人民甘心去替日寇作无谓的牺牲，该是多么卑鄙可耻的事，就是到今天，那些工人如果想起来当时的监察宣抚，还不知怎样骂和恨呢。
{下略}
①王贤湋曾任伪满奉天市市长、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等职。——编者注。
119—2—1156，1，7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18-07-01 17: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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