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 吴国贵①笔供(1954年7月28日)
2018-07-02 21:32:11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五十三 吴国贵①笔供(1954年7月28日)
{前略}
五、我参加的两次日寇西南地区防卫会议的内容及我所执行的结果。
第一次：一九四一年秋季我参加的日寇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安藤召开的防卫会议。
参加会议的：
被召集者：
日寇方面：大、中队长约二十余名，四名大队长中我知其姓者为宫崎、铃木。
伪军方面：第八旅长冯秉忱、混成第二十五旅长阎充、参谋长吴国贵、参谋田中厚道、宪兵团长张英权、日寇顾问江岛虎之助。
伪地方机关方面：热河省次长渡边(忘其名)、警务厅长“日系”(忘其姓名)、协和会省本部事务长梅本(忘其名)。
参与者：伪锦州高等法院长孙(忘其名)、代理一日寇(忘其姓名)、高等检察厅长周(忘其名)、代理一日寇、第五军管区司令官吕衡及热河省长张联文。
主持会议者：日寇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安藤，同会议的干事长小原真一(第五军管区主任顾问兼任)。
会议的目的：是指示实行“秋季肃整工作”及“重点集家”，及其实施方法并任务附与。“秋季肃整工作”分做两部分，一是“治本工作”(检问检索)，一是“治标工作”(即是“讨伐”)。关于“秋季肃整工作”的全般计划与实施，由日寇防卫司令部担任，重点置于“治本工作”。该工作的计划与实施，由日寇宪兵、伪满宪兵及警察担任;“治标工作”由日寇军队及伪军担任计划实施。关于“集家”的具体计划与实施，由伪省公署及伪协和会担任。关于实施方面：要求日寇军队及伪军各部队做好协同“讨伐”;日寇宪兵、伪满宪兵及伪警察做好检问检索，努力侧面支援“集家工作”的实施。
我根据这次会议的指示，召集了幕僚(河野满、田中厚道、田中巽、幸增、久米)，在司令官吕衡及日寇顾问江岛虎之助的莅会下，研究了会议所发的“秋季肃整计划”及伪军所担当的任务并其执行方法。会后，我命田中厚道按照上项计划，制成本军管区的“肃整计划”，其内容：配合“治本工作”(检问检索)，彻底实施“治标工作”(“讨伐”)，要求情报、作战、后方勤务三位成一体，实施有机而灵活的“讨伐”。为此，划管内为三个地区，即八旅驻在的滦平地区，二十五旅驻在的兴隆地区及邓云部队驻在的青龙地区，使各区部队担任该区的警备，按期实行“搜剿”，与邻区联系，一旦与抗日军遭遇时，采取包围的态势，把它歼灭于现地。这个计划，经我通过后，以军管区司令官吕衡的名义，下达于所属各关系部队。
军管区“肃整计划”的执行结果，见第三一览表的第三项。{中略}
第二次：一九四二年四月间，日寇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安藤召开春季防卫会议(日寇防卫司令部管这次会议叫做春季会议)。参加人员：在军管区方面除增添了周大鲁一名及更换了日寇顾问岩本二名外，其他参加的人员与去年召开的所谓秋季防卫会议相同。
主持会议的：是由日寇关东军派来的一名参谋大佐(未发表姓名)。
会议的目的：是要求加紧实施“集家工作”;要求日寇军队及伪满军队加紧实施“讨伐”，扫清“集家工作”中的障碍。日寇参谋大佐发言：为“国家”百年大计，必须舍小我就大我(意思就是说，为了将来的利益，就是让老百姓多遭受点涂炭，也是应该的)。伪协和会、伪省公署自去秋以来实施“集家工作”的情况，由于过于对老百姓的“同情”，未能做到采取断乎处置的地步，所以工作效率不高，进展缓慢，望今后再多加把劲，使其早日完成计划才好!要求日寇军队及伪满军队要做好及时有效的“讨伐”，防止抗日军对“集家工作”的“妨害”。要求日寇宪兵及伪宪兵、伪警察彻底实施“治本工作”，断绝抗日军与人民的联系，使人民顺从“集家工作”的实施。
其次，由伪省协和会事务长梅本发言：说明自去秋以来实施“集家工作”的情况，并表示今后虽在人力、物力缺乏的现状下，也要努力满足军部的要求。
我为了执行该会议的指示，命田中厚道起草一个给予所属各部队的指示，其内容大意：自去秋的“肃整工作”结束以来，管内各地区的抗日军又渐次活动起来，各伪部队应提高注意力，按照去秋的“肃整计划”，加紧“讨伐”，扫清“集家工作”中的障碍。为此，新划一丰宁地区，使增援的伪第八教导队周大<鲁>部队担任该区的警备。
这个指示的执行结果，见第三一览表第四项。
{中略}
六、我带领日寇到热河西南部各地巡视的目的及我所起的作用。
{中略}
七、光头山地区事件的具体情况及我应负的责任。
一九四二年九月末有冀东抗日军高乔率领的约五百余名的部队，由青龙方面挺进到承德东北七八十里的光头山地区建设抗日根据地。伪军管区得此情报，立即由司令官吴元敏、日寇顾问江岛虎之助、生田吉五郎及我以下幕僚樵明远、中山、田中、道畑、马场、春田等召开了紧急会议，内容大意是，光头山距承德仅几十里，承德又是热河的心脏，若不把占据该地的抗日军驱逐出去，对管内民心的影响甚大。由我的提议，驻赤峰的步兵第十二团(新从吉林调来的)立即开往光头山地区，对抗日军进行“讨伐”。
步兵十二团依命进出到光头山地区，与抗日军接战过几次，但未得到显著的“效果”，我遂又决定把驻大滩的骑兵四十四团调来两个连，由白子(日系)少校团附率领，进驻平泉，支援步兵十二团的“讨伐”。
在此期间，抗日军的行动非常活跃，袭击了三沟、六沟的警察所，把村公所的存粮布匹等分发给现地的贫苦住民。十一月间日寇关东军增援了日寇两个大队，一驻平泉，一驻凌源。军事部增派了步兵第十团，团长田春风，驻宽城;步兵第十三团两个营，队长猿渡，驻三沟;赫魁部队(约八百名)驻宁城县及其附近，宪兵“讨伐”队，队长桥本岬，驻平泉;同时，第五军管区奉军事部的命令，成立混成第六旅，旅长杨子新，驻平泉;所属：步兵第十二团，团长刘树勋，驻六沟，骑兵四十四团，团长张四维，主力驻大滩，一部驻平呆。
十一月末上述的各部队到着所命的驻在地后，我为对光头山地区实施“讨伐”，对各关系部队拟定了如下的“讨伐”命令：在光头山地区约五百余名的抗日军，在活泼地进行地下工作，扩展根据地，伪军管区以歼灭抗日军的目的，对光头山地区的抗日军进行“讨伐”。伪混成第六旅长杨子新指挥步兵第十团、第十二团及第
十三团的一部、骑兵第四十四团之一部，对光头山西部和南部的抗日军进行“讨伐”;赫魁部队对光头山北部的抗日军进行“讨伐”;宪兵“讨伐”队配合各部队的“讨伐”，做好“治本工作”，断绝住民和抗日军的联系，俾使上项之“讨伐”不生遗憾。在各部队依命开始行动后，虽然各皆进行了积极的“搜剿”，但由于抗日军的战法巧妙，化整为零，使从事“搜剿”的各伪部队，不得与抗日军遭遇，因此未获得显著的“效果”。宪兵“讨伐”队针对这种情况，为做好“治本工作”，便积极活动，特别是对抗日军活动过的三沟、六沟，尤其是对曾接受过抗日军分配物品的住民，严厉实行检问检索、逮捕拷问。
一九四三年二月初(旧历十二月末)，司令官吴元敏、日寇顾问江岛及我等核计如何达成任务，结果，决定了我和日寇顾问江岛虎之助去到前方亲自指导“讨伐”，以之鼓舞士气，而期扩大“讨伐”效果。一九四三年二月初我和日寇顾问江岛赴平泉混成第六旅去进行“讨伐”指导。在该旅部，旅长杨子新报告，各部队正在光头山地区进行积极的“讨伐”中;宪兵“讨伐”队长桥本岬报告，为配合“讨伐”，断绝抗日军和住民的联系，他于昨夜(旧历十二月三十日)把光头山附近一带的住民逮捕了约五百余名，拘留在平泉北黄土梁子警察分所附近，请示解决的办法。当由日寇顾问江岛指示，我也同意，除把有“嫌疑”者羁押外，余者按照互相连保的办法释放。结果：约二百余名的所谓嫌疑者(即爱国分子)被伪宪兵分别送往承德法院严处，约三百余名就地释放。
二月六日即所谓“万寿节”约二十二点左右，得前方的报告：大妻营长率领步兵十二团第一营，在光头山南部地区与高乔率领的抗日军主力战斗一次，给予抗日军的损害，除高乔首长牺牲外，死伤十余名，虏步枪两支，手枪一支。
在本事件中我应负的责任：对光头山地区抗日军“讨伐”计划和命令，是由我拟定的，并为提高“讨伐”的效果，要求宪兵“讨伐”队实施彻底的“治本工作”也是我策划的，并且我还亲自到第一线指导“讨伐”，鼓舞了伪军的士气，因此，我应负杀死伤光头山地区抗日军高乔首长以下二十余名爱国分子及使该区附近一带住民遭受到空前的灾难和耻辱的滔天罪责。
八、执行日寇防卫司令部制造无住人地带及修筑“防卫”抗日军堡垒计划之罪行。
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旬，日寇顾问江岛虎之助召集我以下各幕僚(樵明远、中山、田中厚道、道畑、马场、春田)等会议，目的：传达日寇西南防卫司令部在伪“国境”地带制造无住人区，及在长城线修筑防御抗日军的堡垒计划，并研究其执行的方法。日寇防卫司令部的计划是：预定在本年解冰后，即将开始在西南“国境”一带制造一条东起义院口，西至独石口约五六百里，宽四公里的“禁住地带”，并在长城线缺口处，修筑堡垒，以防止抗日军的进入。在此地带内的住民一律撵走，房子限期自行拆毁，否则焚烧。任务的分担：驱逐住民的计划与实施，由行政机关省公署、协和会、警察及宪兵担任;修筑堡垒的调查、计划与实施，由第五军管区担任。会议后，我便拟制了如下的命令：命步兵第五旅长周大鲁、第八旅长冯秉忱、步兵二十五旅长阎充酌派兵力，实行调查该担任警备区域内的长城线上应修筑堡垒的地点、个数及所要经费的概算。命田中厚道及道畑两参谋基于这次调查的材料，制成计划，呈报军事部，请求预算。
本计划未及实现，我于三月一日即行转至伪江上军训练处长。
我应负执行日寇为了对中国人民施行更进一步的屠杀与镇压，而修筑防止人民救星抗日军进入的堡垒线计划的后果之罪责。
九、由于我执行和援助日寇残害中国人民的种种万恶的罪行，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空前灾难和耻辱。
一九四二年五月间我带领日寇顾问岩本到所属各伪部队视察时，在途中看见罗文峪附近民间家屋和大庙正在被日寇军队焚烧中，问其原因，说是没有给日寇军队送情报，受到了日寇的报复;在罗文峪以南(遵化县境)长城线一带，看见道路两侧的民间家屋尽被烧毁，仅剩残垣断壁;在兴隆县城看见伪警察署内，坐着约五六十名的老百姓，他们说是因为拒绝“集家”而被逮捕的;在永宁看见老百姓搜集树叶，晒干，准备冬天食用;在山神庙看见该处正在大举实施“集家”工作，如盖连脊房、修围墙;在汤河口、松树沟门等地所看到的民间住家大部分都是由“集家”而成的。这些地方被强迫移来的农户，估计不下八百余户，过着极贫困、极不卫生的生活。
以上是我在这次视察中所亲眼看到的事实，人民之所以受到这种惨绝人寰的生活，这都是由于像我这类的人，丧尽天良，援助日本帝国主义而残害祖国人民的结果，我应负直接杀害抗日军及爱国分子，而间接摧毁人民的生活并陷之于水深火热之悲惨环境的罪责。
①吴国贵于1932年投敌后，历任伪少校参谋、中校参谋长、第五军管区上校(少将)参谋长、江上军训练处少将处长等职。——编者注。
119—2—1143，1，5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18-07-02 21: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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