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2020-04-30 07:18: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二、全文提要：
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 刘大年
一、从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出发，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
社会主义是人类创造的空前宏伟巍峨的大厦。它不只是应当建筑在最牢固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也应当是建筑在最丰富、繁盛、高尚的科学文化和精神文明基础上的。历史包罗万象。它是人们取得生活斗争经验，取得科学文化知识，取得聪明智慧的源泉之一。从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古今中外的历史都需要研究。它们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可以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间而又间接的。割断历史，鲁莽、狭隘地对待前代人的成就，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两党关系 何 理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指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事虽经纬万端，但综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关系及其经验教训，对于实现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的初步谈判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平分土地政策剖析 王钦民
党在领导土地革命运动中，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是否正确，会不会侵犯中农利益，对此目前还有不同的意见。本文试图从解放战争时期平分土地政策的提出、演变到取消，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平分土地”政策的提出和取消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如何分配土地的问题上，党内就曾有过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以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有的则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还有的主张按人口和劳动力的混合标准进行分配。
百色起义的特点和意义 吴忠才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两三年里，我党陆续组织和发动了二百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由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也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次。百色起义，发生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矛盾重重，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之下，出现于曾经炙手可热的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大后方，同时又是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左右江地区。
国民党政府的易货偿债政策和资源委员会的矿产管制 吴太昌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为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1日，1935年4月易名“资源委员会”。1936年以前，资源委员会并无企业活动，仅为一调查、统计、研究机关。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法币政策，完成了对金融的垄断和独占。其后，国民党垄断资本便逐步向商业及工业等领域扩张，资委会也就成为它进行工业垄断的主要机构。资源委员会是为适应国民党政府易货偿债政策的需要以对钨锑进行管制开始其企业活动的。
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企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汪敬虞
中国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分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个部分，这是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它符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所完全证实。
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产生的研究，是一个还没有很好开辟的学术阵地。已有的研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但是许多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直到目前，一个为许多人所接受的看法，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探讨。
容闳述论 袁鸿林
《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涯》一书的作者容闳，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失为一个比较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在八十四年的漫长生涯中，容闳的不少活动和主张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起过一定的作用，有过相当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一个学习西方的先驱和爱国者，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拟对容闳一生的思想概貌和主要活动进行论述。
爱国维新思想的形成
容闳是最早系统地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国人。1828年11月17日，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的一个普通贫寒的农家。
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 李文海
义和团组织的发展，在初期，虽曾有过一定的简单仪式和手续，但很快就在实际生活中被它的广泛的群众性所冲破而取消了。到运动的高潮阶段，任何人只要“立坛集众，竖旗为团”，就可以自行组织起一支义和团武装队伍来。它们既不需要得到谁的认可，相互间也没有严格的隶属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和团似乎也就无所谓真、假的问题。正如当时有些人指出的：“义和团初无真伪之分”，或曰“并无黑团、真团之别”。
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续篇) 张振鹍
拙作《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和朋友的兴趣。经过这一段时间，对该文(以下简称前篇)所谈的问题又多了一些了解，文内有的地方须再加说明，有的需要修正，有的应当补充，因此作续篇。
孙中山会见过法国政府官员吗?
前篇第一部分对孙中山1911年11月在巴黎的活动进行了考察之后，提出了这样一个探索性的论断：“根据现在已发现的材料，他在巴黎接触到的都是‘在野’的人，而没有‘在朝’之士。”
沙俄与在华国际银行团 刘蜀永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对华侵略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加紧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二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发展为以资本输出为主要特征。为避免因激烈竞争削弱各自在华侵略势力，它们力求通过缔结国际协定调整相互关系，合谋对付中国。在华国际银行团这个金融垄断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对一九二二年四月中共中央西湖会议的质疑──与道夫·宾先生商榷 童志强 周 葸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后，几十年来都没有发现过一九二二年四月中共中央曾经在杭州西湖召开过会议的任何线索。问题是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提出的。这一年，国外学者道夫·宾(Dov Bing)先生根据他“于一九七○年五月在美国几个大学里所作的特约演讲和为第二十二届中国问题研究国际会议(斯德哥尔摩)以及第二十八届东方学者会议(坎培拉)所准备的论文”，写成并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48期(1971年10—12月)上发表了他的论文《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
武汉国民政府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 朱培民
《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上，发表了曾宪林《论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一文(下称曾文)，探讨了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是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的政权。”这种探索精神是可贵的。但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现将我的一点浅见写出来，求教于曾宪林同志。
一、武汉国民政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曾文认为“我党直接参加和领导了这个政权”，“那种认为党在武汉国民政府中，没有或很少起到领导作用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一文写作情况的调查 郑新如
《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下称《真象》)一文，是篇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献。张涛同志考证它是周恩来同志的佚文。为了查清《真象》是否周恩来同志的佚文，笔者查阅了记载当时情况的资料，并向有关的同志进行了调查。
皖南事变发生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发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军法审判的反动通令和谈话，十八日在国民党控制的报纸登载。《真象》用具体事实驳斥反动通令和谈话，是一月十九日用传单秘密散发的。
读孙中山致纽约银行家佚札 杨天石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上海《天铎报》连载过一篇译文，题为《真革命始祖》，称誉孙中山多年来苦心孤诣，领导中国革命的功绩。该文原载美国《纽约泰晤士报》，说明系伦敦通讯员来函。其中引录了孙中山致纽约财团的两封信，迄今为止，各本孙中山集均失收，现介绍如下，并略加考订。
第一函的受信人是纽约某银行的一位职员，孙中山在伦敦的一家著名的俱乐部里认识了他，企图通过他向纽约资本家借款五十万英镑，作为在中国发动起义的经费。
《闽赣路千里》读后 陈铁健
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前期的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包括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龙岩、漳平、宁化、清流、明溪、宁祥、平和等县)，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做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红色政权的摇蓝，闽西的山山水水，闽西的工农大众，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业，贡献了她所有的一切。一九七九年，因参加中央苏区历史讨论会的机缘，我曾有幸来到闽西。
关于1931年临时中央两个问题的考析 杨里昂
关于1931年临时中央有两个问题，一些党史论著与有关文件的提法颇不一致。目前临时中央的档案材料公布不多，下面仅就已发表的一些文件，对两个问题作一点考析。
一、关于临时中央成立的时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说是1931年9月。近几年来有些不同提法。如《张闻天同志的悼词》说“1931年6月成立临时中央局”(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笔者认为，临时中央成立于1931年6月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堵截中央红军长征的沿江川军兵力质疑 张家德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在记载《两河口会议》时，有川军“集中了三十六个团的兵力，沿江封锁”之说。《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一书，亦谈刘湘抽调“十多个旅三十六个团的兵力”，于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封锁长江。《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历程》及《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所载《红军长征过云南述略》，均认为是“十二个旅”的川军兵力“在长江沿线部署”。
否认“华北防共协定”的证据不足 邵云瑞
李云汉在其所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一书中，否认“华北防共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存在，并讲了下述理由：其一，当时各国通讯社“报导之条文纷歧，足证此皆系传闻之词，并非真实的协定条文──如果宋与多田间确曾签订此项协定，何至稍后中日双方均曾加以否认?”其二，就战后“中、日双方各自发表之‘防共协定’而言，形式各异，内容分歧，足证不是双方所协议赞同之真正协定”。
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中国近代史书籍出版简讯
中华书局1983年已出、将出的中国近代史书籍共33种，还有一些正在排印中。其中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类：
一、太平天国类
建国以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里一个成绩显著的部门。可是在众多的著作中，还没有见到一部系统的军事史。新近出版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初步填补了这一空白。全书约一百万字，分上下两编，装订五册。起迄时间，上限在1850年6月金田团营，下限至1866年3月太平军余部覆没于广东。
一九八二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书目索引(中文部分)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21-05-25 18: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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